李白们的个体人格意识价值

　　李白被后人推崇为诗仙，这除了世所公认的他的诗歌艺术成就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的气质、性格和人生态度有一个突出特征——平交王侯，傲视权贵。

　　对此，他在诗歌创作中多有表现。例如：

　　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宣城九日闻崔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

　　出山楫牧伯，长啸轻衣簪。(《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对权贵，对王侯，不卑躬屈膝、谄媚逢迎。摧眉拆腰侍奉权贵，他是不干的。哪怕是隐迹山林，披发弄舟，他也不会阿谀奉承;即使是政治抱负不得实现，他也不愿在人格上受辱。在民间传说中，在传统戏曲中，李白的这种气质性格、人生态度的特征被渲染得五分突出。在传统戏中，李白神气高朗，让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然后酣畅淋漓地伏案疾书，其潇洒中透出对权贵特别是对佞臣的蔑视。这正是文人的一大传统。

　　屈原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品德高尚，才气过人。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就是这样一位贤者，竟被小人一再诽谤、中伤，以致被疏远、被贬、被谪放逐。然而，屈原始终不肯屈服妥协，弯腰逢迎。他反复咏叹的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最后他投身汨罗，宁可葬身鱼腹，也不肯与俗同流合污。

　　不媚俗，不阿谀，不折不弯，不谄不拍，这正是中国文人的人格理想，人生境界之精粹所在。即使行动上、实践上不能做到，正统的文人们也在内心深处潜藏着，积淀着这般的理想和境界。所以，李白的气质性格、人生态度首先在文人的心中激起强烈的共鸣。即便说这是一种“孤芳自赏”，这种情绪至少也证明其心态相通。

　　实际上未必全是“孤芳自赏”，这种情绪在社会下层和社会上层中也都有某种程度的呼应。平民百姓中的一些人何尝悦诚服于王侯权贵的赫赫威焰?陈涉不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傲视权贵，在平民百姓的潜意识中容或也有几许相通吧。上层统治者一般容易反感于李白气质，但在统治阶层中也有森严的等级，大官的盛气凌人不免使小官产生逆反心理，而一方父母官也需看中央大员的脸色，何况宦海沉浮，角逐十分激烈，统治者中的某些人在失意时，受压抑排挤时，也可能唤起文人心中的“孤傲”，退而独善其身。如此看来，李白气质又带上了几分普泛性的意义了。

　　提高一个层面讲，李白的性格气质和人生态度还有着更为深刻普遍的文化学意义和人类学意义，那就是追求生命个体的人格尊严、人格独立和人格自由。也正是因为文化人有着较多的知识、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所以较早地有了个体意识的觉醒，较为自觉地体认个体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在诗文艺术创造中表现出独立不羁的个性。例如：长啸倚孤剑，目心心悠悠。(《赠崔郎中宗之》)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卅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的这类诗句蕴涵着深刻的人生课题，有着较为明确的个体意识和人格意识。如果向上追溯，从孔夫子开始已经有了类似的追求。他青年时代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要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周游列国，却到处碰壁，没有一个国君真能实现他的“仁”和“礼”。大约是到了晚年，他让弟子们各言其志，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其他弟子的志向，孔子不甚赞同;听了曾点的话，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同孔子的“成于乐”“游乎艺”一类说法相联系，这不正是要陶醉于艺术之中获取精神的解放和自由么?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入于仕途，他认为那是误入尘网，受尽羁绊，不得自由，而归隐田园，复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独立自主，自由自在。人格的尊严和独立，生命的目的和价值，即在于斯，即在于自然山水、艺术审美的自由之中。这里有何等深刻的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体悟啊!作为一种文人传统、文人心态，又是昭示着何等悠远的人生课题啊!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思考、探究这一类的问题，李白的体悟不是有着某种永恒性的意义吗!

　　文人以自己的作品较早地把个体人格的价值和意义提上历史的日程。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导引人类越来越走向自觉，创造自己的历史，掌握自己的命运。

　　然而，中国文人深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入也又与“南面百城”必然联系了起来，我们不能不看到李白的气质性格和人生态度的另一面，那就是向往职权，以至贪恋富贵，及时行乐纵欲的另一面。“幸遇圣明主，俱承云雨恩。”(《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中回圣明顾，挥翰凌云烟。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留别广陵诸公》)“咸夸炫意气，托交王侯。若告之急难，乃十失八九。”(《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见还都序》)“报国有壮心，龙颜不回春。”(《江夏寄汉阳录事》)这里表现了李白积极入世的渴求建功立业的态度和壮志难酬的叹息，但也未始不渗有对富贵荣华、职权爵位的憧憬。他为此而赋诗作文写自荐表，少了清高孤傲，多了谦卑恭谨。他怀才不遇颇感栖惶，终究不能超逸和摆脱那世俗的藩篱。

　　论者偶论及此，多半解作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局限。这也不错。但从本质上说，它反映了文人心态的另一面。来源于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悠久传统。为了兼济天下，文人们要谋求入仕做官。可是真做了官，有些文人特别是那种文人气质特重的人又不适应。李白也曾供奉翰林，接近君王，可是他又改不掉那清高气，孤傲气，不谙政治权变，终于被“赐金还山”，官场失意之后却又怀想，却又彷惶。这似乎就是文人命定的悲哀。

　　迄至今日，有些文化人灵魂深处似乎仍存有类似的二重心态。因此，李白的一生仍然有着深刻广泛的启示意义。也许，这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其中还有尚未揭明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心理文化基因，需要超脱一点才能探颐索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