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近诗歌精神

　　三年前，也是这样的季节，也是一夜细雨刚过而阴沉又夹着风沙的天气，我在北京南方庄桥下十字路口等待一位首次从南方来访的年轻人。那嶙峋的身影，那深度镜片下一双诘询和忧悒的眼睛出现在我面前，他就是顾偕。一身轻装，背着一叠诗稿以及相关的资料，那是他整整七年的心血。如今“上帝的梦”变成现实，《顾偕长诗选》得以面世，这是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并首先要祝福的。我相信，南方雨季的背景将会珍存那披带苔绿的泥泞和出自温泉的风声，会珍存这个嶙峋的身影和这些倾心抵近澄明的咏唱。人类充满幻想，天空未必总是晴朗，痛苦与冲突相胶结的日常状态，一番恍然如梦的人生，还有超越玄学局限的“太极”，诗人的抒写与其说是在领悟生命或生存，不如说是在“灼热奴役所有的呼吸”时“怅然啜饮深涧的碧意”(《人类幻想》)，是在寻求心灵对流俗的拒绝，寻觅一种精神故土式的救赎与抚慰。人们常说，只有自己的灵魂才能知道那不堪承受的代价。真正写诗的人，不免要经历躯体的流浪和精神的放逐。诗人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且多以孤独为伴。我不赞成涉及文学、诗歌、学术问题时却辄以“热”、“红”、“炒”之类的词汇去形容，诚如钱钟书老先生所言“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可能是与长期以来偏狭的诗教育有关，人们往往习惯于“生命=实际生活”的思维模式，习惯于轰动效应，在当下，习惯于接受“甜甜蜜蜜”的赞歌或“要死要活”的恋歌，并以为诗就如此这般。谁还有心思去关注时代生活的本真内涵以及对于形而上的基本思考?谁还下力气去亲近乃至接受那种陌生、深邃、从语言到想象的空间更为辽阔的诗歌之美?在这种情状下，加之商业大潮的挤压，诗和诗人必然就被驱赶到边缘。同样，在这种景况下，以真诚与良知为怀的诗人的那种责任感，那种悲天悯人的胸襟，那种拷问灵魂的勇气，那种艺术追求的执着，尽管孤独，却显得分外珍贵。

　　由《人类幻想》、《天空》、《日常状态》、《上帝的梦》、《太极》所组成的5400余行顾偕长诗，表明了诗人对于“非诗”与“庸诗”的决绝性反叛。所谓“非诗”，是指用泛政治的概念去图解和取代诗意传达的作品，是指仅仅停留于事物或事件的表层作笨拙的贴近因而极易被时光淘汰的篇什;所谓“庸诗”，是指将严肃的诗创造予以平涂化的简缩处理，没有思想，没有心灵的深度，只有情感的平均数和流行色。“非诗”与“庸诗”的氛围，使一些诗人的才情受到遮蔽。显然，顾偕不愿意将自己的书写囿于观念与时尚的翻版之中。他选择的是对人类生存的追问、期待与向往，是对苦难、生死、大地与风云的抚慰、抗争和承担，是“坐在深秋的小麦田里/久久望着/头回看见的无限天空/作一次透彻的/末日交谈”。这种交谈犹如独语，驱使自己通过诗歌深入到真实的人生和生命体验之中，找回真切的个我——一个对人类、世界、生存和存在的沉思者。

　　如果说笛卡尔有言“我思故我在”，那么，我们或许也可以讲“我诗故我思”或“我思故我诗”。在一个需要面具和道具的年代而诗歌并不提供面具与道具的时候，我们固然企盼诗歌增添抒情品质，但也更希冀强化其思考品质。不能想象我们的诗依然在不痛不痒地抒发不明不白、不三不四的小小情怀或世俗化的所谓“哲理”——那是一个时代艺术思想的畸形和隐患; 也不可纵容并无诗情更无诗思的匠人们继续以分行排列的文字敗坏读者的胃口，既妨碍别人也妨碍自己应当生长超健旺的审美力和创造力。思(包括反省、沉思)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诗作为灵魂的高度和精神的范本的一种见证。可以看出，顾偕的长诗是朝着思之诗的路子走的。无论是与当下生命、灵魂、精神的遭逢，还是文明的回光返照和希冀的幕落幕启，无论是物欲时世的挑战与消解，还是力图在复杂的人文、自然、宗教、尘俗关系中梳理脉络，诗人以“一下成熟的暖和的酸甜/平衡了他富有的急躁”(《太极》)，那是一种灵魂的血崩和高蹈，也是在以思者的诗意之光拯救受难的生灵，同时拯救着自己。而一旦以所感知的世界楔入思想，语言符号字词句章在不同的组合中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生成不同的诗境或诗品，顾偕的创作说明，出自严肃的思考而向心灵的地平线多跨前一步，我们有可能更接近诗歌本身。

　　作为与“非诗”与“庸诗”的对垒，人们常常谈论“纯诗”的概念。“纯诗”是法国大诗人瓦莱里在1920年为柳西恩·法布尔的诗集《认识女神》所写的前言中首次提出，并引发过热烈的争论。瓦莱里称“纯诗”为“绝对的诗”，其思想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典范的思想，是诗人的趋向、势力和希望的绝对境界的思想”：其使命是“创造与实际制度绝对无关的一个世界或者一种秩序 ”;其运作是“对于由词与词的关系，或者不如说由词的相互共呜关系而形成的效果，进行某种探索”。他说得玄了一点。但他为“纯诗”所确立的超功利性、诗美秩序的自足性以及诗境要求的绝对性，至少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当然，水至清则无鱼，世界上不可能有绝对的纯。但纯粹毕竟在力排污浊，纯粹充满着透剔、澄明、洁净，为诗人提供一个溶进宇宙、戛戛独造的心灵憩所，于诗于艺术又何妨?我们还可参照当代希腊诗圣埃利蒂斯的一个说法：“酝酿这诗的大气——我也许可如此说，像所有的大气一般，表现了两个极点，一个极点上立着戴奥尼西欧·梭罗摩，这位在马拉美还没出现在欧洲文坛时就已成功地以最极致的精确与和谐，及其所产生的所有效果，使纯诗的意念成形;他把感情置于理性之下，使词句高雅，运用所有语言工具的可能性朝奇迹前进。在另一极点矗立着卡瓦菲斯，他与T.S.艾略特井驾齐驱，清除所有浮而不实的形式，达到言简意赅与用词精确的极限。”(《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倘若不是咬文嚼字，不是打着“纯”的旗号去玩悬念游戏或言语包装，那么，现代诗歌的纯粹品性，所要求的正是严格地从诗的本体出发，把复杂的人生经验与情绪经过提纯而统合为心灵完美的旋律，以充分的感性和悟性进入有意味的形式而获取如濯如洗的自由，且是站在苦难与神圣的土地上对生命的热望和对永恒的歌吟。也因此，它对灵魂或语言都是一种高踞和超升。

　　从顾偕的这组长诗来看，他无疑是以渗透与对抗、执迷与变革的姿态进行着“纯诗”的摸索。他宁可清贫和孤独，却竭力让诗歌离雅操、离生命的底蕴、离恰似远山呼唤的心态心境更近。他的读与写，其行为本身是对纯诗的一种凭吊。

　　顾偕自然还很年轻。这个世界不会给每一个人以创造心灵史诗的机会，但革故鼎新并非一种遥不可及的幻景。顾偕创作的意义在于过程，他还可以进一步精彩和精致。我记得，顾偕曾把他的长诗给旅美的诗人、诗学专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叶维廉教授看过，叶氏跟我谈到，顾偕的诗感和语感都不错，仅欠缺一些对原生状态的提升。我赞成叶维廉的意见。开放与进取、兼容与融化、种种鲜活的诗意发现传达，不仅对顾偕，而且对许多青年诗人都是继续前进的阶梯。

　　从某种意义上，诗是时代的祭司。它唤醒人们对世界的感悟，也吸引诗人追求在语言状态下诗与精神的和谐统一。我们还只能说一步一步地趋近属于诗与真的东西。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游弋，在思想与艺术的并进中使诗歌清纯、坚实而高迈，所有的努力是为了使诗歌精神更加到位。

　　丙子清明于北京南方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