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庄严与现实的荒诞

　　社会、语言与诗意，这三个关于诗歌表述的核心性概念该如何巧手妙串？就这三个概念的基本特征而言，它们呈现出固定与执着的内涵。但是，这种具有某种固化内涵的概念形态在不同诗人之间依然需要呈现出千差万别和形态各异的自我表述和各自建构的诗歌模态。一个成熟的诗人或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必然在这种自我诗歌模态的建构中探索出一条具有自我内在概念或者内在情感表述的自我化诗歌模型。这种模型必然在自我的诗歌创作实践中获得广泛的运用和践行。在时间中，它逐步获得某种凝固性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在时间中的沉淀和赋形就越发具有某种超历史、超自我、超现实，甚至超时空的独特性和的诗歌生态生长的必要性和可塑性。
　　诗人陆健在诗歌作品的创新性实践上笔耕不辍，不断超越，在超时空的历史存在中多角度、全方位、大覆盖地将自我对他者的社会性发现和挖掘，通过魔幻而又冷峻的语言赋形，一步步完成了具有超自我形态的诗意性诗歌作品大厦的建构。作为老一辈诗人和学者，这种厚重而又充满了重量的建构具有坚定而又积极的探索、引领和开拓性的价值和意义。从社会性发掘、自我语言赋形到诗意性呈现，对于这些关键性的诗歌芽点，诗人陆健展现出了自我体察和经验的敏锐、从容、老辣和劲道的核心性意识形态和诗学生态走向。这些诗歌芽点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朝气。对于当代中国诗坛乱象、深层的同质化固态化表述以及匮乏的自我创新和诗学革命，它们恰恰成为了一股极具有冲击力和前瞻性的曙光。作为中国老一辈诗人中定海神针级的诗人、学者之一，陆健的存在绝对是中国当代诗坛的稳定器和监测预警机。面对如此情状，中国当代诗坛上任何妖魔鬼怪、跳梁小丑等等都将会原形毕露，无可遁形。
　　从某种角度而言，诗歌是诗人对于日常化的社会性现象的经验化反应和描述。从观察、体验到经验，这个过程是诗人对于物象本身进行的自我化提纯的结果。世界是一个混沌的物象化存在。这种混沌的物象在触发诗人的某种经验之时才会闪耀出熠熠生辉的形象。诗人陆健深谙此道。他能够从驳杂的日常生活形态中发掘一种惊异的美感并将这种美感无限制地放大，从而获得某种自我化的经验后，物象自身被反复不断打磨又被赋予一种潜在美感势能的诗意的效果。这种过程充满了某种内在经验化的历险和尝试。这种历险和尝试充满了后现代化的叙事性需求和内在精神性渴望。它是自我经验的日常化反叛，更是日常化经验的自我性剖析和分裂。诗人陆健试图通过撕裂、延长、拉伸，甚至扭曲日常化的经验，然后在这种不断地物象自身符号化的反叛中获得另一种更加传神而又更加深化的象征性意义。显然，这种日常化的经验和经验的日常化之间驾轻就熟的诗学技术是阅读诗人陆健诗歌作品获得极致性感受和体验。试举一例：
　　
　　我的惬意，并不总多于鱼儿的惬意
　　鱼儿的危险，也不总少于我的危险
　　—— 《美发店里的水族箱》
　　这是一首经典的关于日常生活的描写而又经过自我经验化提纯之后的具有某种哲学意味的诗歌作品。全诗共7节22行，叙事比较集中，意义相对闭合。诗歌叙事从日常化的现实切入，然后在逐步不断提升的意义性叙述中，将自我的经验缓慢地带进诗意性的描述中。这种缓慢的描述带有一种潜在语言自身意识的不断被唤醒，不断被整合，不断被重新赋形和赋能的态势，从而将启蒙性物象和混沌性语言这两个具有能量恒定意义的概念进行自我化的重塑、颠覆和剥离，同时又赋予其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又相互分离，相互辨析的一种循环往复的意义呈现型诗学模态。第1节：“如果我们人类的生活，像这只/造型雅致的水族箱就好了。充足的/食物，光照度，充氧器，背景图/我们将像鱼儿一样感恩造物”，这是一个微场景的描写，一个“美发店里的水族箱”内景的呈现，更是诗人内在经验的现实赋形；第2节：“红箭游得比快还快，刚猛/燕鱼，淑女般对镜摆弄花裙”，这种微场景的描摹依然在持续，这种描写在逐步的内心化，描写的非孤立性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诗歌内在的意蕴性尝试；第3节：“可我忽然发现，原先童话般的/碧绿的水草间，那些鱼苗——/针尖似的亮点，明显减掉不少/天色似乎也暗了下来”，非孤立化的场景描写意义在不断地扩大化，语言符号的意义指向性开始具有了某种现代性的切入口，这种切入口被一种“减掉”性的隐喻所裹挟；第4节：“原来红箭、燕鱼一张一合的红唇/是诱惑也是阴谋——它通向肠道/也开启了鱼苗们的不归路”，诗人的观察是细腻而又充满了想象力，这一节由虚入实，开始试图固定现实幻象般物象的意义，诗人判定：“是诱惑也是阴谋”，这是一种具有清晰性指向的价值性判断，它也说明在诗歌内在叙事上诗人正在将日常化的经验逐步地进行经验的日常化的过渡；第5节：“幸福祥和并非全部，并非真相/半埋在细纱中的螺壳，与生命中的/它自己也已经相忘于江湖”，这一节是一个过渡性的表述，日常化的经验已经让渡给了经验的日常化，这两句包含着诗人自己内在价值判断，从这个判断开始，诗人对于混沌性语言符号意义的追求已经开始彰显。第6节：“我像一个刚剃了平头的上帝/凑近了再看。想看到一个美丽的/世界。它却弥漫着鱼群的慌乱/死亡的性感”，这是一个诗意性的提纯过程，诗人采取取样比照的叙事模式将自我的观察与自身存在的现实性困境进行了类比性的考究和体察，从而将物象和自我的象征性意义进行了重返现场式的演绎和推论。所以，诗人说：“我的惬意，并不总多于鱼儿的惬意/鱼儿的危险，也不总少于我的危险”。纵观整首诗歌，诗人陆健将看似平凡的事物进行了经验化的思考和模拟，在现实描摹和经验化类比之中，试图寻找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在某种角度上来看，这种具有个性化的创作技巧是一种尝试、一种实验、一种探索和开拓。
　　对此，史蒂文斯认为：诗的价值与诗人自身的价值是一个同步诞生的过程；一首优秀诗歌的诞生大抵如此。从无意识的产生到有意识的塑造，一首诗歌在真正的诗人那里闪耀着自我的光芒和符码。这种光芒和符码正是诗人企图施加于阅读性主体的直观意识。对于诗人陆健而言，他的诗正是他自身的代码，正是他内在自我的一种言说和倾诉。这种倾诉被诗人自我的语言性技巧陈述所塑造并获得一种比较完善而又尽善尽美的传递。
　　日常的物象是平凡而又细微的存在。它自身包含着大量的关于“事物真理性”的细胞。这些细胞期待着被发现、被挖掘、被赋予。这种状态就是一种非常混沌的自足性存在。这种现实性的物象化幻象，犹如风，需要诗人充满了温情的靠近、聆听和触摸。诗人陆健自带温度。他靠近、体贴、聆听和触摸那些静谧的物象，细细地交流、缓缓地靠近、轻轻地触摸。然后，他发掘、凸显、赋予这些沉睡的物象牵系着诗人自我的经验和完善的文字表达技术。然而，日常的物象与诗人内在的经验是如何契合的？这种契合核心在于两个词语：情感与类比。诗的情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向诗人自身的情况；二是指向阅读主体的情感。链接这两种情感的基本因子就是类比。这两种情感的可类比性在于是否存在可以“通感”的可施行性。这种可施行性是贯通诗人与阅读之间的情感性桥梁。诗人陆健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已经将二者完全贯通并在一定架构之中赋予情感更加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棕熊，狐狸，冰库里的企鹅
　　好像正认真读书。它们的
　　智商进化到比人还高怎么办？
　　 —— 《一双老花眼在动物园偶遇一些词》
　　这首《一双老花眼在动物园偶遇一些词》犹如一幅讽刺世俗的风景画，将现代性的一些困惑进行了呈现和展示。该诗共7节25行。在叙事意义上，该诗每一行之间几乎都是意义的平行平列。诗人将在“动物园”看到的一些奇异场景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呈现。在空间与时间的视域中，存在会发生一些无法捉摸、无法分辨等形式的变化。这些概念性的形式存在有：牡丹与腊梅、花瓣中的花蕊与花瓣外的花蕊、桃树与李树、铁树与肉桂、豪猪与饲养员的角色互换、鱼在天上飞与八哥潜入池塘、猴群爬行与蛇踮着脚吃桑叶、棕熊，狐狸，冰库里的企鹅正认真读书……，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令人眼花缭乱。在诗中，诗人让三个词性参与了诗歌的叙事活动。他说：“名词换位”、“动词也不安分”、“介词捏住鼻子”、“形容词忘了怎么打扮自己”……，这些词性的渗入更增加了诗歌语言中的风趣感和幽默性。整首诗歌语言幽默风趣，描摹详尽细腻，讽刺夸张入理，将现实的物象与自我内在的困惑进行了跳跃性和夸张性的类比叙事。这种创作极具有感染力和现实感。最后，诗人发出了疑问：“它会从剪票员的身后站出来吗？”
　　其实，这里的现实生活场景性浮现写法极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典型价值。这里诗歌创作的奥秘在于由真实走向非真实的挪移与跨越。《一双老花眼在动物园偶遇一些词》，这是该首诗歌的标题，其中，“老花眼”与“偶遇”，存在某种价值判断上的内在关联性。“老花眼”看到了“动物园”里真实的正在上演的林林总总的奇怪现象。对于这些真实上演的事实，诗人看是转入非真实的想象和辨析之中。这种非真实性就是诗意性的表述和唯一的存在方式。一首真正的诗歌作品在叙事上一定是真实向非真实转化的典型模态。
　　从更深层次上来说，非真实的意识表述正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性存在，一种自我的灵魂性存在。对于诗人陆健而言，它的诗歌作品正是这种关于自我的非真实性的精神性和灵魂性的存在性表述。在《非诗（长诗）》中，他说：
　　
　　良好的道德与公平的法律。美学与人种
　　的不等式。取代神——虽然不是神说的
　　却是被允许的，来自我们内心
　　
　　阅读诗人陆健的诗歌作品，首先给阅读自身带来一种关于现代性困境的表述和呈现的体验性感受。这种感受具有某种极为悲壮的疼痛感。诗人陆健犹如一个高明而又刀法纯正的解剖医生。面对一个具有社会性的鲜活肉体，他一刀刀地肢解，一点点地剔除，一针针地缝合，以至于将一个更加具有观感、灵性和通透的物象尽善尽美地呈现在阅读性主体的视域之内。
　　对于诗歌表述而言，对于现代困境往往表现为诗人独特的死亡意识。其实，这里的死亡意识就是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一个真正诗人的精神和追求在于他能够率先感知到这个社会具有某种潜在的危险和某种具有概念性的伤疤的存在。对于这些危险和伤疤，他需要从内在感知到外在表述的转变，从而实现这种内在价值和意义到外在形态的变现。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虚构性成为了诗人心中最具价值和最具表现力的形式。这种虚构性仅仅就是一种变现的手段和技术策略。诗人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自己普罗米修斯般的意志。”但是，这种自我精神性的维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有那些在诗人眼睛的注视下并获得自我经验提纯后又具有极度“空虚感”的意志作用下的凝结才可能成为其表述和呈现的部分。这其中的双重“自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诗歌的创作中，这种双重“自我”的形态存在某种分裂的危险和可能性。同时，它们又是互补和变动不羁的状态关系。一种“自我”充满了“普罗米修斯般的意志”；一种“自我”如此“神圣”而又“在其孤独中才最为痛苦”。在诗歌抵达自我的真理性存在之前，诗人会采取更加积极而又踏实的方式选择妥协或者重新的认识和定位，从而消解个人化的情绪和冲动，促使双重“自我”之间的互补、平衡与和谐。
　　
　　我的心啊我心里的垃圾
　　我的案子别人都说破了破了
　　它们只在我的卷宗里悬而未决
　　—— 《我的人生是一个案件》
　　这首《我的人生是一个案件》的诗共1节18行，结构完整、矜持，叙事精巧，语言符号充满了复杂而又清晰的矛盾性统一体。这首诗的叙事视角是第一人称代词“我”。这种写法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可感性和真实性。它不仅仅是关于“自我”一种反思，更是一种社会性的观察和思考。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人格的分裂是常态。在双重人格和面具下，人的日常恰恰表现的更为虚构和幻象性的存在。反而，经验在自身认知的同构之下，不断地修正与整饬日常的表象。该诗短短18行。然而，诗人却似乎想用这些有限的语言符号叙述尽“我的一生”。对于我的一生，诗人说这是一个案件。“我”正是那个主犯。他这样说：“一直以为，太不可靠了/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伪装/做不好自己，去扮演别人/提出问题时候左脸被打/右脸肿了起来。眉毛一高一低”，这是在描写，这是在陈述，这是在呈现；如此生动，如此形象，如此活泼；但是，这其中却分明透露着一丝丝的凄凉之意；短短五句话道尽了人生苦与痛，人生不易，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中，每一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都需要一个甚至更多的面孔面对这个世界。诗人接着说：“活了66年没死，我在等一个人/还是要看到落在地上的硬币自己翻身？/那次逾墙而走。那次/抽掉别人的凳子使他摔跟头”，这里“我在等一个人”是一个虚拟性设定，然而，这个设定却又具有某种真实的价值和意义。“一个人”是谁？是另一个自己，还是现在的自己？还是根本就是一个理想性的设定？其实，就这首诗而言，它的每一句话可能都充满了诗人自身设定的意义和哲理。比如，“那次逾墙而走。那次/抽掉别人的凳子使他摔跟头”，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关照，更是一种自我的反省，极具有人生的批评价值。“少女的伤口周边长满乱草/在一只馒头和一块肉之间选择”，这两句诗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似乎带有某种情色的表述性痕迹，同时，她也让人感到心酸和悲凉，活着如此艰辛，这种选择充满了令人作呕而又无奈的凄惨。诗人继续写到：“我看了父亲一眼然后/在心里磨亮了刀子。还有一些/在出汗的小腿上搓出的泥一样的/想法。眼泪与强酸泡不烂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反叛的过程，这种反叛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反叛资本。这里出现了一个“父亲”的象征体；同时，又出现了另一个反叛的象征体“刀子”。对于父辈权力的阉割，恰恰正是超我的形成。最后，诗人慨叹到：“我的心啊我心里的垃圾/我的案子别人都说破了破了/它们只在我的卷宗里悬而未决”，人生就是一团又一团待解的迷局，本我、自我、超我的过程自身就是一个不断将自我割裂和分离的过程。这个脱变的过程如此苦痛，如此复杂，如此令人揪心。纵观这首诗，诗人似乎在书写自己，又似乎在书写另一个自己，甚至更加宽泛的意义指向于非自身性存在。然而，将人生视为一出充满了自省和荒诞的悲喜剧，视为一个关于个体的“案件”，这本身就充满了挑战性和尝试性。
　　
　　史蒂文斯给“诗人”下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定义：“诗人赋予生活以最高虚构形式，舍此我们就无从领会它。”因此，真正的诗人就是在不断地赋予生活以最高虚构的形式，从而让日常的生活获得某种精神性和灵魂性的领悟。就诗人陆健的诗歌创作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他一直在践行着这个理念并将这个理念付诸诗歌创作的实践。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诗人陆健创作的另一个有价值的探索和尝试。他对于词语非常敏感，甚至有一种充满水分的敏锐性。对于词语的敏锐性，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印证了诗人对于现代性的困惑和纠缠。对此，诗人陆健写到：
　　
　　一个词能让天下人来饮水
　　存在于从未被写出的一首诗中
　　——  《一个真实的或莫须有的词》（2022年6月21日）
　　    这首《一个真实的或莫须有的词》是一种诗歌创作体验杂谈。但是，这种体验却充满了自我性的因素。由此可见，诗人对于词语的选择、运用和掌控都是如此的精益求精。该诗共7节21行，结构紧凑完整，叙事集中具体，意义闭合完善。诗人如此面对选词的困境：“一个词的确在这里。晦暗又闪亮”，这里“晦暗又闪亮”概括了词语在诗人头脑存在的状态。这是一种初始的状态。他接着写道：“它的模样，和你触动就会发出/的声音，保持沉默。这应该/是也许。这不着寸缕的词”，这是一种眼前的物象与内心词语的纠缠和挣扎。“在我们胸腔内剜心。我们无法/近前、依傍的锋芒毕现的它/它的字母，或者笔画弯钩，也在/原地打转，把岁暮的王朝磨损”，由眼前之物到胸中之意，这是一个转化，更是一种意象化的进一步深刻化，然而此时的困境在于胸之意无法用现实的词语来代替，也就无法呈现胸中之情。“它将去往何处？云之高/海之深。它不能预知自己的/运命，火的淬炼，水的淘洗//
　　去到李白的一句诗里的/恰如其分，古典，错彩；和/去到陆健的碎玻璃般的一个/诗句中的结果，将完全不同”，这里不仅仅是一种诗人的臆想，更是对于需要表达或者呈现的艺术形象的追求、渴望与想象。“一个炫目的带着怀疑论的词/会转换成带着抑郁症的悲哀/的词。隐没于其它词同时/抗拒其它词，消化其它词”；到这里，诗人已经完成了“眼前之景”、“胸中之意”、“笔下之词”到“词中之词”的不断演化和推进；诗人陆健将这个过程幻化为一首诗精雕细刻、妙趣横生、意味盎然的小诗着实难得。最后，诗人陆健说：“一个词能让天下人来饮水/存在于从未被写出的一首诗中”。这是一种书写的无奈，更是一种“词不达意”的困惑。
　　其实，语言本身是一种无法呈现事物本质具有表意性缺陷的书写手段。但是，诗人陆健创作该诗的却另有一番深意。诗无达诂，就我而言，诗人陆健对于词语选择的困惑恰恰是诗歌对于后现代性表述的困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绝不是一脉相承、互为补充的存在。它们恰恰是一种相互反叛和拒斥的存在状态。在时间和空间中，语言的表述事态一定存在某种深度的困境和矛盾。或者，语言的困境正是二者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过渡性困境。这种困境更带有某种强烈的隐喻性效果。伊瑟尔认为，阅读效果是对被设计的语言符号意义的破坏，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在阅读体验和接受上存在明显的差距。对语言符号而言，诗人的价值在于更加精确地刻画语言符号隐藏的意义。诗人陆健再次基础上已经行走了很远。
　　诗人陆健有一首长诗——《非诗（长诗）》。从某种角度来讲，这首诗纵横捭阖、汪洋恣肆、气势恢宏，带有强烈的更加广阔的意义指向性和社会现实性。但是，在陆健这首诗歌长卷中，他的意义指向也难免落入语言表述的困境之中。他说：
　　
　　无论诗和非诗都救不起今日的下午
　　我在一座虚构的房子里，哑然失语
　　——《非诗（长诗）》
　　阅读诗人陆健的诗歌作品给人一种纯粹而又宁谧的贵族之气。而且，这种气象在诗歌的内蕴、语言、象征等基本因素之间犹如血液一样畅通无阻。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一个诗人行走了几十年，他对于诗的认识和体会自身一定充满了多样性的色彩。就诗人陆健而言，他的诗歌特立独行，始终保持自我的温度。他能够将基本的日常生活元素切入诗歌的现代性的表述之中。同时，他又能够将这些现代性的观察、思考和反叛毫无痕迹地融入到孤独的语言符号之中。这不仅在于自我内在情感、意义和价值的表述，更在于他不断地扩展着孤独的语言符号的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具有创新意识的语言符号意义的拓展毫无疑问地推动着汉语表达和呈现模式的领域与空间。虽然这种创造充满了诗意的冒险，但是，他依然在默默地为汉字符号表意的丰富性以及能指性奉献着自我的力量和认识。从这一点而言，诗人陆健不愧为一个为汉语诗歌奋不顾身拓展空间的沉默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