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明千里，不过半亩沧桑
——评李不嫁诗集《六十年代的男孩》
李不嫁，男性公民，六零后湘人，因其诗作的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湖南的老诗骨。
我第一次读到不嫁的《我忍住疼痛，像一片阿司匹林》这首诗时，凭直觉就断定他是当代一位重要的诗人。以后从断断续续读到他的不少诗歌，都在强化这个我自以为是、并被大多数读者认可的结论。全面地读完他的诗集《六十年代的男孩》后，这个论断在我看来已成为铁论，没有谁可以动摇。
读不嫁的诗，我不能不想到这个时代另一位重要的诗人马启代先生，无论经历的人生磨难，还是文本的厚重深刻，两人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精神的宁折不弯和思想的明澈犀利。马启代长袖善舞，舞出了被世俗和物质蒙蔽的良心。李不嫁紧盯世相，盯出了人性的弱点和缺憾。良知成为他们诗歌共同的底色，与时代的风云雷电交相辉映。
良知在不嫁这里绝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直面现实的真诚和勇气，对真理的忠贞不渝和矢志追求。在市场经济时代，良知被世俗左右和裹挟，经常受到嘲笑和愚弄。不为外物所动、不为名利所惑的诗人越来越少，不嫁就是其中之一，具有“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风骨凛凛。他受邀参加一个诗歌颁奖活动时，发现主办方的不端行为后，毅然放弃优厚的评审费扬长而去，一直被诗坛传为佳话。即使身陷绝境，也毫无惧色。鲜花环抱，也看不出志满意得。面对弱小，心生怜悯。面对强力，绝不低头。既像孔子的入世，亲近现实的一草一木。又具庄子的超然，常常梦中化蝶起舞。他的诗既有杜甫的苦逼沉郁，又有李白的仙风道骨。既有王维的山水气象，又有李商隐的波诡云谲。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子，又有现代观念的气象。既是社会的传感器，又是文化的混血儿。读他的诗，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文字的表面，需要深入领悟言外之要意。
诗歌重在抒情，不嫁却擅长叙事。人始终是他诗歌的中心，以人为本是他的艺术理念。他描绘的世间众生相，不管是底层的小人物，还是改变历史的大人物，不管是光彩照人的正面人物，还是与人民为敌的反面人物，人生际遇殊异，个性独特鲜明，都是必然中的偶然，具有较强的社会概括力和艺术辐射性。我试图从他笔下的不同序列解读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艺术特色。
不嫁有时像个老愤青，不懂世故，不够圆滑，更不会算计和迎合，对于生存这是致命的弱点，对于写作却是可贵的品质，正如马启代在序中所言，他的诗“给麻木、势利和精巧的人生和艺术以当头断喝”。太多的风花雪月使当代诗歌痛失阳刚之美，不嫁重卷魏晋雄风，横扫靡靡之音，被诗界亲切地誉为“老诗骨”。他的骨既是反骨，也是忠骨。他反对的是与人类社会背道而驰的一切，他忠于的是时代和人民、良心和道义。
从《我忍住疼痛，像一片阿司匹林》，就可以看出他的真性情。他这样写到：“是真的老了。去年冬天在广西/我威胁同伴们，谁吃狗肉就跟谁绝交/我不是动物保护主义者/但曾经像狗一样屈辱，被呵斥，被棒杀/所不同的是，我能忍住疼痛，像一片阿司匹林”。不嫁在2016年《诗歌周刊》年度人物获奖时郑重地说过：“在一个普遍遗忘的年代，我必须抢救记忆”。遗忘意味着麻木和背叛，只有牢记才能保持清醒和斗志。诗人因具有面对历史与自我的勇气，才敢于写出“曾经像狗一样屈辱，被呵斥，被棒杀”这样不怕别人嘲笑的悲情诗句，更有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深切悲悯。因同病相怜，“我威胁同伴们，谁吃狗肉就跟谁绝交”，露出老愤青决绝苛刻的面孔。不嫁有江湖侠客的义气，但在涉及道义与尊严时毫不妥协。令人感慨万端的是：“我能忍住疼痛，像一片阿司匹林”。诗人的隐忍、克制和承受力彰显出内心的不平与激愤。用阿司匹林作比，这是不嫁的专利，出奇制胜，前无古人，展现出诗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诗歌真不在长短，有这么一句就够了，就让人记住了这首诗，记住了写出这首诗的诗人。不嫁是有大情怀、大悲苦、大境界的诗人。他的诗具有批判现实的力量，我坚信谁读后灵魂也不会无动于衷。
不嫁的性格复杂得像一个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人性不同的光芒。对真理的热爱常常使他奋不顾身，像古代的“士”一样舍身取义。他又心怀同情弱小、悲悯天地万物的人道主义思想。《把弱小者领回家去》就是这样的一首诗：“如果把这些弱小者领回家/会怎样？街头流浪的小猫小狗/被遗弃的鹦鹉或一只狐狸/它们会和睦相处，我想/有食物，有洁净的水/它们会早睡早起/在戏耍中陪我侍弄花鸟鱼虫/热带鱼起舞，红艳艳的拉丁姑娘们/带来大海的黎明之吻/金刚鹦鹉学着我，叫出它们的名字/老之将至，我已经积习难改/遇见每一条肮脏的小河/都想牵回家，给它洗一洗，再放回去”。他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那样心怀大善，想让街头流浪的小动物有家可归，除了爱心和胸襟之外，就是对和谐生态的构想。结尾这种奇思妙想，虽不可能实现，但符合艺术的真实和诗人的社会理想，浓烈的忧患意识正是“身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担当，我们应该为不嫁的时代良知鼓掌和致敬。
《“我们在梦里完成最大的事情”》写到的三个梦境，分别去探望身陷绝境的三位朋友，一个失踪，一个肝癌患者，一个亡友，最大限度地表露了人道主义的情怀，也反应了诗人在罹难时渴望友情的抚慰。梦中走在去往监狱、医院和大海的路上，“而他已经不在了”，结果都一样，正反应了诗人某个时期的失望情绪。只有大海“他的骨灰含磷，那里的海水/比别处明亮”，又展示了诗人对美好人生的坚定信念。
《登黄山半途而返》写诗人的力不从心和内心的风轻云淡：“越接近天空，人的身影越渺小/我能清晰地看到峰顶上/张开的翅膀像朵朵马蹄莲/融进了辽阔的蔚蓝/可我已失去了攀登的欲望/唉，走一步是风景，再走一步/也是同样的风景。以我的体能/能攀到这样的高度就尽力了/沿途所见的古松树，生长了千百年/也没见哪一棵抢上峰顶去/山崖下，那些轿夫似的老猕猴/把小小的家，安在绝壁下，不也悠然自得吗”。这不是苟且偷生，也不是自我麻醉，而是量力而行和人生的洞悟。
《雨中登泰山》在不嫁的诗中属于抒情气息浓郁的诗篇，写松树“很孔子地/披散开湿漉漉的长发/睥睨天下”，写杜鹃“仍杜甫着抒情：众山真是小啊/而那些小，在我为大/那些人文情怀和“洗净尘埃”的社会理想，其社会学意义不言而喻。
从自我序列中我们看到了若干个李不嫁，有时是老愤青，在奋力抗争；有时温和宁静，表现出知足常乐；有时是理想主义者，满怀希望；有时是悲观主义者，看不到未来。他扮演着多重角色，不管是哪个角色，都携带着对自身及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思考。
二、亲人序列
不嫁的亲人序列，写的是时代大背景下的亲情，所以他的亲人序列除具备一般亲情诗的人性美之外，其社会意义是一般亲情诗无法企及的。
诗人写《清明给祖父扫墓》：“和世上的穷人一样，他毕其一生/只挣得这几尺立足之地/而现在，和世上的富人一样/他也穷得只剩下钱了/我们大把大把地烧，足够他在那边，开一家农业银行”。就是这样一位曾经一贫如洗的农民在那个一贫如洗的时代，“若是家里来了客人/他会把那条木制的鲤鱼/端到饭桌中央，以示农家年年有余/若是村里来了检查的干部/他会跑回去，取出那一小片腊肉/朝嘴上擦一擦，让人家看，小日子从不缺油水”。两个有点滑稽可笑的细节，最符合也最能体现那个时代人的性格特征。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的虚荣在作怪，从中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集体主义的精神荣光。
《油灯下》写伯母：“补衣服，纳鞋底/只在穿针时/把灯芯拧亮些/我的伯母说，人在昏暗中/心眼更细，呆久了什么都能看清/两毛钱的煤油/她可以省着用半年/躺进棺材里/伯父再也忍不住，把她脚边的长明灯/拨成明亮的小灯笼：莫爱珍，看见沟你就跨过去”。穿针时如果不拧亮就无法穿过，只有在必须时才拧亮，其它能将就则将就，能省则省，这就是伯母勤劳节俭的典型细节。节俭既是美德，也是贫穷所致，还能逼出生存能力。“两毛钱的煤油/她可以省着用半年”，这才是事实的诗意。“两毛钱”与“半年”的对比，写出了伯母的含辛茹苦，一个钱狠不得掰成两半花，穷日子就要抠着过，大实话更容易触动灵魂。伯父的一言一行把贫贱夫妻的纯真情感写到了极致。不嫁写得是日常生活，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民族无法抹去的记忆。
《暑假示儿》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孩子，去了乡下/多尝尝爷爷种的苦瓜吧、那种苦，像他把一生吃过的苦头/都灌注进瓜籽里了/当年他带着全家下放到农村/家徒四壁，举目无依/那种绝望的苦，浸透进灵魂/只是他不会告诉你这些，课本上/也已淡化了他经历的那一页/那就尝一尝那些南瓜吧：又大又甜/像苦尽甘来的晚年。等菜园里的辣椒红透/记得带些回来，它们血性、刚烈，我要留一些做种”。诗人教育孩子，不要忘记祖父过去的苦，就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苦难，就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中可以感悟到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做人都不能没有辣椒一样的血性和刚烈。
《前妻》一个“前”字并不能抹去曾经的美好：“那时她胆小，臃肿/腆着大肚子，坐一天一夜的长途汽车/只为去看守所/隔着铁栏杆，让我摸一摸/青筋毕现的肚皮下，一支小槌在为我用力打鼓”。“那时她胆小”，可以想象丈夫的入监，给她带来的惊吓，生活像天空塌了一样。“臃肿”，造成行动不便。为了探望丈夫，“腆着大肚子，坐一天一夜的长途汽车”，行程多么不容易。“只为去看守所/隔着铁栏杆，让我摸一摸/青筋毕现的肚皮下，一支小槌在为我用力打鼓”。目的就这么简单，这是寄托，也是希望，更是安慰丈夫的最好办法。诗人当时一定是激动万分，妙就妙在没有写诗人的反应，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诗歌不能把话说尽，美在留下了让读者想象的空间。
读不嫁的亲人序列，既能感受到亲情的弥足珍贵，又能感受到时代对人的巨大影响。很多诗人把亲情写得私密化，不嫁却给亲情涂上了时代色彩，赋予了社会学意义，这是他不同于别人的高明之处。
三、普通人物序列
现代诗过分强调自我，自我膨胀十分严重。能把众多普通而平凡人物写入诗中的诗人并不多，不嫁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具特色的一位，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思想。他诗中的普通人物一类是具体的人，另一类是群像。
写个人大多有名有姓，即使没名没姓，也实有其人。如 《金田村》写到王石匠“近几年进城/当上包工头，醉了就骂世道不公”，还写到高考落榜的表弟和夜市烤鱼的陈润生“坐过几年牢，学会了写诗发牢骚”。他们愤世嫉俗，不够完美高大，“都是些吃得苦中苦的乡亲”，锁紧的眉头“在看到我时忽然舒展：兄弟，我们等了你许久”。不管是发迹，还是潦倒，其纯朴的本色没有变，乡情比酒还浓，人性如玉一样纯洁。
《清明》写扫墓“别忘了吴驼背/王瘸子、算命的钱瞎子/和脑瘫的三婶，刘聋子及其/相依为命的脑膜炎儿子，哑巴王妈/和躲壮丁而自断手指的张郎中/他们都没有后人”，温暖而人道。当读到“他们一定很高兴，像那时被我们戏耍时/个个都不较真，似乎还有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底层弱势人物的卑微辛酸和精神扭曲写到了极致，轻松的笔调难掩内心的沉重，这个口信是一次精神救赎。
《我的朋友杨正城》写“每个清晨，鸟在窗外撕心裂肺/一如患阿兹海默尔症的父亲/猛烈地拍打床板——/正城啊，运动啦，开大会啊”时，“我的朋友杨正城/立刻翻身下床，牵他到窗前/将影影绰绰的晨练者/当作牛鬼蛇神，给他们安上/一项项莫须有的罪名”。“立刻”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对运动的极度敏感就是运动本身造成的，将晨练者当作牛鬼蛇神，是不正常的年代给人的心灵投下的阴影。“这一刻的父亲/癫狂如1968年的文汇报”，诗人对父亲以及那个特殊时代既有同情，也有批判。“每个早晨，我的朋友杨正城/配合他演戏，渐渐地，也有些举止痴呆”，这是小人物在大时代下无法克服的悲剧，让人心痛。
《可爱的哑巴老人》因“常去庙里”晚景安祥，《徐斌的遗像》写死者的羞涩和谦卑，《利爪》写人性的扭曲触目惊心，《枪决李有荫的那一年》凸显人性的压抑，《烧香的女人》虔诚得有点愚昧，这些平凡的人物，可爱或可恨，都与时代环境有关。
写群像最典型的是大屠杀，一是《民俗学家谈道县大屠杀》，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暴力倾向的村庄已经被屠杀了两次：“先是用斧头，用鸟铳或锄头/第二次却是死于沉默：活下来的人/闪烁其词，各自用泥土擦去手上的血痕”。既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毫无人性的残暴，也反应了村民的软弱、胆小怕事和集体无意识。二是组诗《在厂窖大哭三声》，为地底下三万多个冤魂大哭三声：“一声天啊，造孽！一声地啊，还我爹/一声天地啊，这一碗洞庭湖的苦水，何时枯竭？”。“植物也会为人类的暴行而惊恐/我，一棵会尖叫的树，到此也繁华褪尽”。面对惨无人道的暴行，诗人感慨：“在这河汊纵横的湿地/要捕杀这么多青蛙都谈何容易”。与道县不同的是“大屠杀发生时/罕见地/一个手持斧头的农夫/从门后扑出:/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一个小学教员，跳出蚕豆地/为保护孩子，大叫着引开刽子手/一个渔民，把强奸女儿的野兽/挥起一桨打落在芦苇沟/毫无例外地，他们全都死了/骨血花开花落，滋养一茬茬油菜和水稻/平原上春风浩荡，人行如蚁，无不是仗了这几点做人的种子”。诗人写的农夫渔民小学教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展现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伟大精神。
这个序列写尽民间疾苦，写尽了社会风雨，写尽了人性善恶，诗人笔下的小人物大多是卑微而虔诚，命运被别人左右，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四、历史人物序列
李不嫁在这本诗集中写到不少历史人物，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如在《国歌》中写田汉：“想起被逼着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想起骨灰盒里只有眼镜、钢笔/和亲笔抄录的《义勇军进行曲》/想起他在禁闭室里死去时/窗外白雪飘飘，广播里/正响着由他俩谱写的《毕业歌》/这是我唱起国歌时，悲壮得想哭的另一个原因”。这是诗人对诗人的怀念，从中我们能体味到不嫁对民族文化精英的崇敬。想起了田汉，也就想起了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大历史。
在《蒋公的书法》中写到：“落款仅有三个字/蒋中正，书家称之为穷款，许多人常写成败笔”。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得民心，最终走到穷途末路，失败不可挽回。诗人借书法的落款隐射历史，意味深长，充满历史的幽默。
《最后一次演讲》写齐奥塞斯库与民众的对立：“十万人的广场，像一出哑剧/与他尴尬地对峙。这让他有些心慌/也让十万人更为心慌/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人们都在期待发生一点什么/来打破死一样的寂静/终于，有个人试探着喊了句/打倒齐奥塞斯库！声音很轻，像拨了下炸弹的撞针”。又一次证明了人民的力量不可小觑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伟大真理。
《献给希特勒的赞美诗》从另一个视角解读了法西斯头目：“我原本以为这些诗篇/会像歌颂太阳一样空洞无力/像一个人对着大海叫喊/但是不，他们只用了唱诗班的语言/就把虔诚像风琴一样感染了我/他们用爱塑造了他，不像其他地方的人，只能用恐惧”。错误的赞美和爱同样具有毁灭的力量。
李不嫁写历史人物，总能找到一个最佳贴入点，置于一个生动的场景，避免了泛泛而谈的空洞和概念化的刻画。
五、其它序列
不嫁的很多诗，比如写植物和动物的，无法归纳进上述四个序列，但本质上都是反应现实社会的。
他笔下的植物具有人性和人情，他的桃花不同于任何诗人的桃花：“水边的几枝，很女性地顾影自怜/有几枝却燃烧到山顶/引得那里的杜鹃也按捺不住……竹林旁的那棵/摇摇曳曳，像在引蛇出洞”。妖娆美丽，风情各异，更出乎意料的是诗人写出了“大气候下，谁摆出清高的姿态/都是不合时宜的”这样的名句。清高是文人的通病，在现代社会只能到处碰壁，从中看出诗人入世的思想和现实主义的精神。
不嫁的动物序也是社会形态的另一种表达，读出的是人性和生命。《遗弃一只猫》很容易让读者想到鲁迅的《伤逝》，只是遗弃的动机不同。涓生因无力给养遗弃了一只狗，“我”为了患哮喘的母亲遗弃了一只猫。涓生用包袱蒙着狗的头，带到西郊放掉了。“我”“袋子扎得很严实，他还特意趟过小河”。目的一样，但事与原违。不同的是那只狗追上来，又被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人是多么绝情。“那只老猫，不顾自己被河水湿透/拼命吻他的手脚，像抚慰被遗弃的孩子”。弄不清谁遗弃谁啊，动物的善让人蒙羞。
《三珍虎园的虎啸》写虎这一族群的衰落，尽管“我也曾经咆哮过，当我的同类/濒临绝种，当他们的大多数/被豢养成忠实的看家犬/我也曾伏地哀嚎：我这样的族群/迟早会被消灭得一个不剩啊/时光终将磨蚀掉青春的喊叫”，在冬天的三珍虎园看到的是：“数十只华南虎和东北虎/慵懒地卧在向阳的山坡上/享受着温暖的草。只有两三只/才对着陌生的闯入者本能地嘶吼”。虎退化得不像虎，这是虎的悲哀。诗人通过隐喻对人的异化敲响了警钟。
《花也有冲冠一怒的时候》既写到植物又写到动物，是最具思想的一首：“逼急了，狗会跳墙/兔子会张嘴咬人/棍棒之下，公牛会顶撞主人/我就见过被牛角挑成窟窿的老农/靠在田垄上，流尽最后一滴血/打得太狠了啊！这些平日里/温驯的畜生，给你看家，护院/给你提供御寒的皮毛，给你犁地/老了还把一身骨头，连皮带肉给你/乡野的命都贱，都能忍耐到极限/但逼急了，退到墙脚的鸡冠花/也有冲冠一怒的时候/雄赳赳的，仿佛就要振翅跃起，啄瞎人的双眼”。和谐、共享是时代的潮流，可有些人偏偏逆潮流而动。“逼急了”，说明不是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制造激化矛盾，所作所为匪夷所思。诗人写鸡冠花和公牛异常的举动值得深思。
《行军蚁》写农民兄弟：“我时常感激，我的一日三餐/均离不开他们的汗水/在我有限的职业生涯里/曾为他们遭受的不公而呼吁”，“但我吃的蔬菜里打了激素/买回的南瓜竟然能继续生长/西瓜注射了膨化剂，泥鳅喂了避孕药/每起食品安全案里，他们的身影噬咬着我/我有和狮子搏斗的勇气，却对汹涌的行军蚁充满恐惧”，他们像行军蚁一样“因为太弱小，它们遇见什么就吃什么”。失去了底线和良知，悲悯不乏批判，是一首现实主义的力作。
《半亩沧桑》通过遗像、遗容、遗物、遗产、遗孀、遗著、遗嘱、遗志来烘托“这无用而速朽的一生，月明千里，不过半亩沧桑”。无用还是有用，都将接受时间的检验，但速朽是必然的，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将留给后人。月明照耀千里，对个人而言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半亩地上体验着人世无尽的沧桑。
《给孩子喂药》彰显了诗人善于以日常生活表现人生重大主题的能力：“对付一个不肯就范的家伙/他们只需三步，就能让你驯服/你的眼前，药丸已经捣碎/用温水搅匀在调羹里/他们先是甜甜地诱惑你——/喝了它，奖赏一小勺子白糖/如果这招不灵，他们会捏住鼻子/一手掰开嘴，硬生生地灌/你若哗地一口吐出来/会被威胁扔到黑漆漆的门外/黑夜里，狼来了哩，眼睛瞪成绿灯笼/因为恐惧，你只得吞下这人间的苦水，咕咚咚，咕咚咚”。生活以各种手腕逼你就范，最后也难以逃脱。
从题材选择上看，一般诗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明显的局限。不嫁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诗歌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个人、他人、现实、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宗教、文化，无不纳入他锋利的笔下，被透视，被解剖，被切割，被缝合、被赞美、被批判。尤其是对底层的关注，对民间疾苦和生活真相的揭示，使诗歌的人民性非常突出，在这一点上他与杜甫相似，通过众生相众物相勾勒出广阔丰富的社会图谱。不嫁对待现实的态度是，不回避矛盾，不粉饰问题，善于给历史和现实把脉，总能识得病理和抓住要害。他对各种威胁人类生存的疾病不像有些诗人冷嘲热讽，空谈误事，而是咄咄逼人，急于救治，从而构成了与时代病症的紧张关系，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难得的良知和对真理的无比热爱。他的诗生活底蕴深厚，指向非常明确，不像水中赏月、雾里看花那样似是而非。更像响彻天空的霹雳，具有唤醒人性和尊严的力量。不嫁诗歌的情感如果用颜色来作比，有红色的热烈，有白色的纯净，有蓝色的理智，但沧桑多于浪漫，卑微多于崇高，悲悯多于激愤。
诗歌是抒情的艺术，无情不成诗歌，但这个情一定是人间烟火之情，有所依托。当代一些诗歌坏在情上，情的源头不是生活，而是空泛的概念，缺乏血肉和个性，千人一面，万人一腔，难以辨识。不嫁的诗歌以叙事见长，但不是就事论事，不求事件要素的完整齐全，讲究事件本身的诗意和哲理，既解决了泛抒情的空洞，又克服了叙事的枯燥。既有客观冷峻的一面，又有情感的倾向性。不嫁是一位叙事的高手，几乎每一首诗都在叙事，决定了他的诗与那些凌空蹈高的抒情诗有质的区别，不是乌托邦式的梦幻，具有坚实的质地、厚重的品格。叙事又不是干枯地叙事，总是伴随着灵魂的激昂或悲愤。他总能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克服了传统叙事的拖沓，有了抒情的节奏和美学的张力，往往能舍繁就简，抓住典型细节，击中要害，达到一剑封喉的效果。叙事简洁，人情练达，思想深沉，达到叙事和抒情有机而完美的结合。他用一系列代表性作品构建了别具一格的叙事美学和抒情风格。
不嫁的语言慎用形容词，正如庞德所言“要么不用修饰语，要么用好的”。他厌恶文字游戏，喜欢口语的纯正味道，喜欢用动词表达情感。但他不拒绝修辞，善于运用对比揭示事物的本质，形成情感的起伏。他总能出其不意，又能一针见血，写出很多格言警句式的诗语，比如在《立春日》写到：“尽管我年老、多病，囊中羞涩/我们的爱，像一粒安眠药，谁也没想过提前醒来”。立春日是万物苏醒的日子，诗人用安眠药比喻昏昏欲睡的爱，对比之下引发对爱的思考；在《标本师》中写到：“而我们，活着活着都成了膺品，时间是出色的大师”。把人比作膺品，把时间反讽为大师，喻体并不陌生，但无比新颖，形象地表达了人生的无奈和时间的无情；在《雨中的红树林》写到：“这些普普通通的树木，在暴风雨中/一个个张开了伞盖，仿佛在欢呼/仿佛被揍惯了的人，挨一顿鞭子，而通体舒畅”。用拟人的手法写人的奴性，含蓄又有意味，可谓一绝。口语加入质朴的修辞，依然达到自然流畅的效果，足见其出神入化的功力和点石成金的魔力。语言的个性和异质使不嫁在成千上万的诗人中引人注目。
聂鲁达说过：“不是现实主义者的诗人没有活力，但是仅仅是现实主义者的诗人，同样缺乏活力”。无疑，不嫁是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诗人。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涌进国门，现实主义诗歌面临严峻的考验，很多诗人弃之而去，他没有随波逐流，与现实主义诗风一脉相承，始终根植于这片多灾多难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与这片土地上忍辱负重、勤劳勇敢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成功地把现代诗歌的理念和技艺融入现实主义诗歌，生命意识的觉醒、灵魂的灌注、人性的关切、尊严的呼唤、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使现实主义诗歌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生，成为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开拓者。不嫁写得是风尘烟火，展现的是历史的景象。总能抓住具有历史意义的现实，或赋予现实以历史意义。他的现实展现的虽是日常生活场景，但触及人性的美丑和社会的本质。不嫁的诗不长，十行左右的居多，小得精致精辟，小得开阔大气，小得不同凡响。在咫尺之内，将历史和现实、生命与社会、情感与思想融为一起，鲜活而又凝重，宽广而又深邃，既具社会价值，又具艺术价值，而且达到一定的情感浓度、人性深度和思想高度。
原载《山西政协报》2021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