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末日与救赎的隐喻

　　柏拉图对话录中记述了亚特兰蒂斯的传说，那黄金白银涂饰的理想城邦最终因为种族的堕落在地震与洪水中沉入海底。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毁灭，祭司的箴言穿透时间，令我们刺目而警醒：“告诉你吧，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许多人类的毁灭。最重者是火灾和水灾导致的毁灭……但是，在你们以及其他民族那里，时间给你们带来的是，每次天灾洪水都像瘟疫似的，留给你们的只是文化的丧失，回归野蛮状态。因而你们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发展文字，重建文化。因此，你们就像小孩一样重新开始，对古时候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你们民族只记得一次灾难，而在此之前有多次灾难发生。”[1]在各种危机时刻，传说中的末日往往变形为恐慌、谣言、阴谋论，虚无主义的放纵和迷醉般的驯服，在倒计时响起之后、在最后的审判之前，人们甚至很快忘记昨日灾难的怒号，更不会把一次又一次更严厉的警告当作最后时刻的征兆：
 
人世的末日通行证，总是以极速火焰的锋刃，让我们血本无归。
因此一代代的烙印
短暂保修期过后
无处存储
只能把扎堆的未过滤的悲剧
光天化日之下当作喜剧饲养
——朱涛《悲剧彩票》
 
　　现实生活中的通行证常常是通行的反讽，是交往和交流的壁垒，遍布星空的通行技术也无法穿透它原始而缓慢的威严。在朱涛的诗歌中，这怪异、迟滞的障碍物却再次反讽地酝酿出“极速”的通行：我们无知而怠于探究灾难的真相，健忘而忽略那叠加过无数次的痛苦，长此以往，灵魂附庸于肉体，越来越迟缓与麻木，末日也就在堕落中来得更快。传说和历史告诉我们：在一次次末日的“锋刃”之下，世俗的肉体因血本无归而缺乏对往昔之痛的记忆，留给“一代代的烙印”更像是轮回在时间里无意义的受虐。愤然道出“光天化日之下”，却还未来得及给悲剧以证词，就猝不及防地迎来施虐与受虐共谋的游戏：“舔尽充气的残废的光芒兴奋剂/将粗砺的舌头玩弄得炉火纯青”（朱涛《悲剧彩票》）。麻木的灵魂完全没有察觉末日“火焰”的警示，“光芒”与“炉火”甚至被破碎而迷狂的身体扭曲为欲望游戏的兴奋剂。在上帝看来，这是否是索多玛？
　　卡夫卡曾神秘地说：“萨德侯爵是我们时代真正的靠山”[2]。施虐与受虐当然不限于性游戏，这种典型模式被效仿得宽泛而久远，所以卡夫卡写出让人不寒而栗的处刑机器（卡夫卡《在流放地》），隐喻官僚机构与现代工业的暴力，围绕机器运转的受刑者和处刑者“预言了现代极权统治的特殊悖论——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可憎的巧妙合作。”[3]“‘这台机器很独特’/纵使操纵者吸毒般亢奋/也很难让她支起精神/吹奏出激荡岁月的一段口哨”(朱涛《女歌手和她的耗子民族》)，诗人朱涛再度开始写作时，女歌手约瑟芬的口哨从卡夫卡的世纪吹奏到我们的世纪，在持续运转的机器前，迷醉的听众（观众）依然在舔尽“阴魂不散的蓝图”（朱涛《女歌手和她的耗子民族》），被玩弄于“晋级的假象”（朱涛《女歌手和她的耗子民族》）之下。由此看来，用非常规词句表达的物和处境正是对受虐现实的洞若观火。卡夫卡“注意到人类身上兽性的复活”（乔治.斯坦纳语），他的世纪最终饲养出变异的“社会怪兽”（柏拉图语）。我们的世纪则继续通过“全额的兽性支付血腥味十足的高利贷”（朱涛《历史的替身》），先觉者嗅到兽性变本加厉的延续，极度受虐的现实正在把未来透支为末日：“当声音的最强音——刺耳的噪声，从泪水的喉咙中挣扎出来，我知道，未来把它交给我的最后一线和平希望抽干了，接下来就是无穷无尽的粗俗葬礼和破碎的挽歌”（朱涛《耳语的天空》，上卷，1138）。当朱涛用“偏爱情欲姿态的赤裸羔羊”（朱涛《历史的替身》）隐喻迷醉而无任何防备的受虐者时，他早已认清“唱和天使修辞倒错的诗意”（朱涛《历史的替身》）正是渎神者导演的造神狂欢。“赤裸羔羊”对“天使”的唱和本应是神圣的，“偏爱情欲姿态”“修辞倒错的诗意”加诸于二者的反讽则呼应了“神圣人”的历史处境——“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的生命，便是神圣生命。”[4]对于朝向真神的神圣而言，“神圣人”的“赤裸生命”被践踏与灭绝无疑是可悲的反讽，是渎神者肆意操控的“神意”：“历史的众多替身/得宠时都坚信自己是永恒的主人/可以随心所欲践踏祭坛下跪的崇拜者”（朱涛《历史的替身》），随心所欲的狂欢已经到来。
 
　　一
 
　　“每个人都能用不同的隐喻对同一个事物进行框架”[5]，针对同一事物的不同隐喻框架之间却存在技巧和价值层面的竞争关系。正如朱涛所言：“‘黑太阳’‘黑牛奶’‘黑色的担架’那些世界诗歌中的经典诗句，给后来者设置了无比高的标杆。挑战他们的难度是巨大的。寻常的视觉力已无法震撼别样的眼睛和心灵”（《耳语的天空》，下卷，108）。这些诉诸于视觉、进而调动各种官能令心灵震撼的隐喻“唤起的是一种不符合常规的感觉——那是片刻的战栗，那一刻听者要对那些乍听起来似乎毫无意义的东西苦苦地思索”[6]，这些隐喻胜过常规隐喻对事物的框架，它们引发的颤栗深远地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体验和认知。优异隐喻对事物的框架让隐喻被接受为生存的真相和本质，正如保罗策兰的“黑牛奶”、曼德尔斯塔姆的“黑太阳”。许多评论者都谈到过朱涛诗歌中高度隐喻化的表达方式。朱涛使用的隐喻密集而交错，能够迅速挑动隐喻双方（甚至多方）的关系，却甚少流连于某条（某些）关系的经营，诗人不断地纳入新的物象、拨动新的隐喻之弦，因此诗句中的隐喻在多重投射和折射中显得迷离而晦涩。“所有的隐喻都是建立在两个不同事物的连结之上”[7]，文字本身即是最广义的隐喻，按照博尔赫斯的说法：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文字）往往是死去的隐喻或者没有产生隐喻效果的隐喻。对朱涛来说，“发明出不属于既定模式”[8]的隐喻既关乎个体技艺的孜孜锤炼——“构建个人独有的流水般甦生的声音”，又关乎语言所扎根的经验、认知和价值激发出的身体与生存的痛楚——“不断创造出天堂与人间痉挛的陌生新鲜语言”。敬文东在朱涛的诗歌中观察到：“新诗不是镜子，它不可能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reflection），它最多不过是对现实世界作出的敏锐反应（reaction）而已。”[9]朱涛布置在诗歌中的隐喻也往往基于这种“敏锐反应”，然而针刺诗人的瞬间并不仅仅被识别和表达为瞬间的爱憎与明灭，瞬间能够搅动心智与情感的深海，翻出潜藏其中的欲望与向往：“斩断崭新的雨水和雾的铁钉/汇聚在上帝的应许之地歌唱。”（朱涛《应许之地》）正如上述诗句所表达出的，关于“应许之地”的隐喻当然在某个瞬间照亮过受虐的现实、鼓舞着充满勇气的决绝行动，然而瞬间所牵系的欲望和向往却早已在千疮百孔的现实中陷入情感与心智的双重绝望。下个瞬间、下下个瞬间的隐喻又会带我们去何方？去往人性与命运的幽暗地带，察觉近在咫尺的危机，颤栗于眼前的地狱，尽管我们很可能得不到救赎：“即使在血的汪洋大海里，血与血从未停止过相互撕咬和吞噬。我感到‘将来想摧毁一切’的预期正在变成现实”（朱涛《耳语的天空》，上卷，1041）。
　　上个世纪末，出现废土（Wasteland）题材的游戏、文学和电影，这些作品呈现生存环境崩塌后的末世（核泄漏、生化危机等）。艾略特用“荒原”（The Waste Land）隐喻精神废墟，无信仰的精神废墟不断地施展黑魔法，穿过世纪，正在“滋生”生存的废土。尽管朱涛认为：“艺术家用尽全部力气围剿的不过是缩小时间烙在个人心灵的溃疡而已，与形而上的末日恐怖无关”（朱涛《耳语的天空》，上卷，1205），末日废土的逼近却已经成为现实的紧迫，而非形而上的恐怖。当生存根基被损坏，“我们”共同的蛰痛让个人的心灵溃疡发作得更猛烈，个体就必须去反思我们共同的痛和罪：“我们仅是无根的蛰痛/暂时借贷了黑暗能量”（朱涛《废墟之脸，献给你》）。因此，朱涛的诗歌在不断地生成关于废土的隐喻，用骇人的异象警醒我们重新审视早已被熟视无睹的生存：“即使撤销大地/也无法涤荡摇篮牢笼的铁锈/因为星辰的乳汁正像寂静的核泄漏/滴答穹顶”(朱涛《婴儿俱乐部》)“撤销”大地意味着何等强大而恐怖的力量，这种力量显然不是来自真神的旨意——更为恐怖的是，即使拥有这样的力量，也无法消除它自身在畸形膨胀时留下的隐患。人类的科技完全拥有制造废土的能力，当科技的牢笼——连同人类一切的牢笼都在末日同归于尽时，组成生命的元素消散为元素，“铁锈”的元素、核泄漏的元素在时间的嘀嗒中可怖地存留。滋养的乳汁异变为核泄漏，这源头的滴答又将滋生出何等变异的图景。真是噩梦般的隐喻，却在昭示很可能成真的噩梦。那么此刻，哺育生命和文明的星辰因何而陷入这样的噩梦，任凭人类田园牧歌的摇篮在时间中生锈，扩张为末日的废土？“旧世纪废墟孕育的奇葩/为小学生破坏性的课外作业发条/上足了王冠致幻的燃料/它们数量之巨，犹如乌鸦黑漆漆的天空之路/释放出熔炉刚冶炼的亚当那红色的轮廓”(朱涛《课外作业》)。我们甚至无法深省卡夫卡的世纪，更遑论残留篇章中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教诲。制造出旧世纪废墟的破坏性力量依然可以还魂，当人们对处刑机器“吸毒般亢奋”，当人们沉迷于约瑟芬无意义的口哨。当约瑟芬戴上王冠，一切可以调动的巨量物质燃料充分点燃幻觉——带我们通向乌鸦黑漆漆的废土。关于废土的隐喻当然包含了更切实的昨日和今日的荒唐：“反复论证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正确理论”(朱涛《课外作业》)。“亚当”是欲望的源头，也隐喻着欲望的延续。恶性欲望在权力幻觉中膨胀，更通过机器的“冶炼”扩充到极致——无论是一场响应理想的草率冶炼，还是更擅长包装、精于科技和计算的冶炼。极度异化的亚当如同泄露的核元素，释放无尽的生存恐怖，还要披着神的外衣宣告你们都有罪、都无处可逃的旨意：“时间的新基督仍以白发苍苍的深渊/梳理想象的漏网之鱼”（朱涛《起誓》），尽管身体与生存早已困厄到极限——“已经罪无可赦/已经两手空空”（朱涛《起誓》）。
　　在迫近废土的纪元，“时间的新基督”重新开启古老的生存深渊。“你不信上帝，于是你就开始相信人就是神。你不信天堂，于是你就开始相信地上的天堂。”[10]亦如传说中的末日前，渎神和造神的狂欢轮番上演。在朱涛的诗歌中，“上帝”“天堂”“天使”所构建的隐喻有时会相当激烈地掀起令人颤栗的反讽风暴：“上帝并没有死/而是乔装成美元石榴裙/让我们鼎沸/跪拜/让我们匍匐/让我们舔/让我们尖叫嚎叫/痛哭流涕”（朱涛《卖花姑娘》）；“‘谁的天堂？要用血肉之躯一次次浇灌/为最高的手腾出天空/进入笼子/捉拿嫩枝和花蕾’”（朱涛《伤员》）。利和力高高在上地生杀予夺，不断开辟出新的游戏，令灵魂匍匐与跪拜，肉体的“嫩枝和花蕾”则被肆意挤压、用于浇灌造神游戏中的天堂。一方面，造神游戏的出现意味着普遍的盲目与堕落，诗人预见了纪元进行时中被人类的兽性彻底斩断的未来：“机器人和神没有兽性/当我发现这一秘密/未来之路已被斩断”（朱涛《秘密花园》）。“兽性”在阻碍未来被救赎的可能性，耶和华答应亚伯拉罕，如果索多玛有十个义人，他就不会毁灭它，然而索多玛最终被毁灭。另一方面，造神游戏的暴虐手段也愈加激发出更普遍而凶猛的兽性，既然宇宙已然是伪神布置的角斗场：“让野蛮胎记隐蔽生长/积聚子弹教堂/纵深宇宙的兽窟”（朱涛《生意》））。野蛮的聚集与升级不过是轮回在时间中变本加厉的防卫和复仇，尽管兽窟中兽性的身体也曾经是可教化的、天真而冲动的身体：“年轻时糊涂/革命是桩生意/情欲反复发作的蛇/只替青春焚尸炉作了燃料”（朱涛《生意》），却糊里糊涂成了游戏交易的牺牲品。朱涛对兽性的隐喻尖刻而犀利，只因他看透了游戏里共谋的无知与邪恶。显而易见，“蛇”隐喻身体最直接的情欲，青春的身体被原始的动物性所激励，其热情与行为不乏人性，尽管并不见得高尚——却最终在兽窟中“作了燃料”，这是游戏规则导致的必然悲剧。假设“情欲反复发作的蛇”曾糊里糊涂触发“好运”，暂时成为游戏的胜利者，焉知膨胀的欲望不会饲养出更强的兽性，在游戏中把他人用作燃料，自己也随时可能变成另一桩更大生意的燃料。面对这超级稳定又暴虐的循环，朱涛的表达显得冷酷，甚至咬牙切齿：“忽然我明白了另一只嚎啕大哭的猫/原来在计算还剩多少热量等待对手回心转意”（朱涛《这一次我们会赢》）；“猫的哭丧更像是心花怒放叫春的咒语”（朱涛《历史的替身》）。在“兽性”宇宙中，主导游戏者（或自以为主导游戏者）的“兽性”诡谲而狡诈，科学的计算或巫术的咒语都是他们的Buff，只为在伪装中抛出“叫春”的欲望诱饵，引诱兽们加入游戏、竞相施展魅力，换取自以为是的游戏资本：“自从来了人间/兽们整日搔首弄姿/梳理皮毛/在涂了口红的肉体栅栏里盘旋”（朱涛《自从来了人间》），被主导者却不明白自己的“兽性”只是圈养或放养出的不同口味，用来作为工具与牺牲。
　　如果兽性的角逐只是停留在原始层面，人们对彼此的虐杀并不会导致废土——人类也可能不会灭亡，自然万物继续按照神的旨意生息与繁衍。然而始于工业机器时代的技术，已经朝向生物、信息和太空的现代科技——当它们制造出高效而隐蔽的控制与毁灭系统，兽性操控下的系统性灾难和系统不可被预估的反噬性灾难将“不断输送末日燃烧弹”（朱涛《实验室》），直至重创、甚至于毁灭生存空间。列维-施特劳斯忧心忡忡地预感到大屠杀之后变本加厉的生存盘剥：“人对人有系统的贬值越来越时兴，我们如果辩称近几年发生的事件只代表一种短暂的污染，我们就是犯了言行不一和盲目无视的罪恶。”[11]这种有系统的贬值也将更极端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思维，正如卡夫卡预言中的机器运作，正如上个世纪的惨痛所显现出的端倪：“屠杀犹太人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也是系统地利用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12]在朱涛的诗歌中，身体、精神和世界的机械化与科技感隐喻着造神游戏中没落或尖端的甲胄与武器，为游戏的主导者提供隐藏自身的便利，锻造并褫夺被主导者的身体、生存和精神：“血肉之躯横竖被锻造为一口沉闷的废铁/从头到脚作活塞重复的机械运动/嘟嘟囔囔守望牢笼确诊的时光”（朱涛《洗澡课》）；“起博人类数码块茎的心脏/将悬浮的电磁波蠕虫/充当褫夺未来的处理器/集体在手机屏幕前失踪”（朱涛《行走的荷尔蒙》）。机械化的生存锻造身体的牢笼，数据和信息的科技更高明地抹去身体的活力——它曾经充满活力，只因曾经的世界尚未被阉割，自然而自在的存在者一呼万应：“行走的荷尔蒙曾经爆棚/栖居在肾上腺激荡的清晨/霞光的弓箭手/溅响万箭穿心的世界靶场”（朱涛《行走的荷尔蒙》）。麦克·卢汉用“机器新娘”隐喻机器化时代的性疲惫，朱涛借用这个隐喻反讽地表达出身体活力的枯竭：“机器新娘永不枯竭的芳心”（朱涛《行走的荷尔蒙》）。更为反讽或可怕的是，如麦克.卢汉所言：“性疲惫也许是暴力崇拜的一个因素。”[13]性游戏的欲望被结构性地转化为暴力游戏的欲望，暴力取代或弥补缺失的性活力。因此，机械化与科技感也隐喻着兽性的变异，性疲惫异常地扭曲身体和精神，导致更黑暗的生存：“现代的阉割情节/宇宙最空虚孤独的黑暗部分”(朱涛《洗澡课》)。性的自然属性是种族的繁衍，不知朱涛是否意识到——当他用“终极引擎”隐喻繁衍时，机械和科技的阴影已经渗透其中。谁在操纵物种的自然本能，用隐蔽的暴力干预最有活力的结合、孕育与生长：“基因一路高歌，突变为黄昏的猪场”（朱涛《远大前程》）。人类的生存状态曾经接近野兽，未曾被文化与科技所驯化的身体也充满野兽的野性与活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基因”突变不仅仅是隐喻——意味着“兽”到“畜”的惨痛处境。如果科技将要或已经在操控真实的“突变”呢？“金属身体，电子控制，完美无瑕”（朱涛《后天》），身体和生命在最后时刻之前将一次次陷入疯狂的沦陷中，看上去却井然有序，一路高歌。
　　“启蒙，相对于野兽般的擎天大厦，至多算一首轻薄的室内情歌。”（朱涛《耳语的天空》，上卷，1217）现代社会的复杂和分裂反而让偶像崇拜、兽性和科技控制更紧密地结合为难以撼动的擎天大厦，“启蒙”在这个“社会怪兽”面前显得过于文弱，很轻易地就成为被豢养的“情歌”（发声）。正因为朱涛意识到了，他才极尽铺张恶和痛的隐喻——谁能料到，真实的恐怖早已超出我们的想象。懦弱和自私让我们难以面对真相，更容易忘记真相，何况还有野兽般的擎天大厦在阻碍认知、加速遗忘。人们习惯于身体和精神的massage，朱涛的诗歌偏要用生存的噩梦惊醒空虚的美梦：“白日梦的犄角/深陷沙砾涌动的灌木丛”（朱涛《白日梦的犄角》）。抛开权宜的苟且与忙碌的谎言，看看深陷其中的生存真相吧。受虐者常常遗忘(或被迫遗忘)困兽游戏中的重击和玩弄：“使握着铁锈的栅栏遗忘/永不愈合的润滑的锤子”（朱涛《悲剧彩票》），遗忘是身体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是精神被刻意诱导的转移视线、发泄愤怒，直至风平浪静。朱涛重锤出击，正是在全力抵抗遗忘——“他那些近乎自虐的表达,其背后总有着他内在的抵抗性”[14]。
 
将回到锤子过度爱抚的夜
数着钟鸣的足音
祈祷时间散落的钉
楔入劈头盖脸绷紧的晨光
做一枚合适的脚
安置不断下沉的鞋子棺木
在被赐予又被剥夺的童年
(朱涛《将回到锤子过度爱抚的夜》)。
 
　　接受并且铭记痛楚，一遍又一遍地锤炼在时间中被肆意践踏、篡改与抛弃的记忆，直至神意垂怜，让它们化为利器（“钉”），铆固救赎的晨光。因为铭记痛楚，身体不再是行尸走肉，下沉的躯壳被不断地唤醒、前行，在挣扎与搏斗之后，去往肉身和灵魂的安置地。朱涛已经炼就利器，刺穿世界和身体伪装的假象与秩序，暴露出它们的创伤与病痛：“一堆肺结核的乌云，经过阳光/层层检验的手，盖章合格/顺利出炉/凭什么？/炫耀，炫耀，炫耀/不！是储备了无数刀锋的黄金的实力”（朱涛《排行榜》）；“我们何时成为过自己呢？/是决定了自己的出生？还是抱着砒霜的羽翼展示了死亡的纯银。/抑或路口的一次小小转折曾听命于我们心律不齐的暴动。”（朱涛《夏天的精神病》）世界早已被机器“冶炼”，自然也正在被不自然的“肺结核”改造，“阳光”又何尝是真正的阳光、而不是暴虐的熔炉？身体的病痛“暴动”不能改变游戏规则，也不会干扰机器运转，更不会改观“乌托邦频繁换气的地方”（朱涛《废墟之脸，献给你》），只能任凭自身徒劳地“阻止着无法免疫的系统的崩溃”（朱涛《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任凭更大的崩溃降临于同样无法免疫的世界。病和痛的隐喻让我们认清“海的盛宴”中“秩序井然的鱼刺骨”、认清“蜡制盛宴的花冠”下“弹簧般的头颅”。盛宴时代的毒和病将会“筑起更高的人头的债台/一路喊着，亲爱的，我来了”（朱涛《一路喊着，亲爱的》）。朱涛不断地提醒我们即将到来的，用恐怖与荒诞、病痛与死亡。“我来了”，是的，它来了。
 
　　二
 
　　遗忘是灾难的开始。薇依从俄耳甫斯秘教的铭文中领悟出：“首先，我们是天空的后代，也就是神的后代。人生是一次遗忘。我们在此生中遗忘超验、超自然的真实。其次，救赎的条件是干渴。必须渴求这个被遗忘的真实，乃至感到干渴而死。最后，干渴必然得到消解。只要我们足够渴求这汪泉水，并且明白作为神的后代我们有权喝它，它就是我们的。”[15]只有极致地渴求被遗忘的真实，才能够得到救赎，而我们的渴求也是我们享有的权利。诗人通过诗的语言去渴求被遗忘的过去——看起来像是在梦想未来：“诗的梦想是一种宇宙的梦想”[16]，“在任何一个梦想的天地中都有未来主义色彩”[17]。或许，诗梦想出的未来和宇宙启示着被遗忘的真实，诗是某种渴求的方式，尽管在真正被救赎前，谁也不知道是否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救赎——毕竟我们已经遗忘了真实，而启发我们去渴求的既有真理、也不乏谬误。诗人不会魔怔地以为诗歌一定会是救赎，然而正如朱涛自嘲式的辩护：“通过卖弄艺术激情的狂喜，生命日常逃亡获得了庇护。”（朱涛《耳语的天空》，上卷，1132）朱涛制造出关于生存废墟与噩梦的隐喻，用来破除假象与幻想。“刺穿景观化的语言”[18]已经不复天真，通过语言所体验和认知的世界也就不再是熟稔、温驯的面貌：“当稻草人驾驭红色的士/向我深夜碾来/我忘了我是谁/将去何处”（朱涛《胸口的鸟笼》），它张牙舞爪地碾来，展示出群魔乱舞的荒唐与恐怖，面对这一切，诗人当然会心生惶然。在旷日持久的抵抗与逃亡中，踉跄而破碎的心灵必须得到完整性和救赎性的启示。为什么必须有这样的启示呢？这里宁愿借用米沃什讲过的一个小故事：“那些与小市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本性难移的农民认为:‘变化一定会来临,因为不能总是这样。’这是一种相信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有趣信念。趣闻是这样说的:有个旅游者想去爬山,但一个星期以来一直阴雨连绵。旅游者在走过一道湍流时遇到一位山民,于是向山民问道:‘雨还会继续下吗?’山民看着上涨的水势说:‘雨不会再下了。’旅游者又问山民:‘你是怎样得到不会再下雨的结论呢?’山民回答说:‘如果再下雨,河流的水就要泛滥啦!’”[19]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认为：变化一定会来临，因为再这样下去，恐慌与恐怖会耗尽我们的身体和心神。在现实的变化发生之前，诗人将不断地确认自己被启示的信念，让心灵在流亡中激荡出力量和勇气：“但台风来了，激荡它心灵流亡的小松鼠/迎接一个个漂流瓶的岛屿/居无定所反而无所畏惧”(朱涛《台风来了》)，直至“重新灼亮面目全非的蜜罐命运”（朱涛《台风来了》）。
　　其实，朱涛在表达虐待的炼狱和受虐的生存时，关于救赎的隐喻已经生成。“厌倦的另一方面/来自玫瑰被活活燃烧的秋天/天鹅的哲学过度沉重/让落叶的诗意濒临痉挛”（朱涛《抒情的疾病》）。“厌倦”的对象不是“玫瑰”“天鹅”“落叶”所关系的哲学与诗意，厌倦指向的是生存中的超越性与想象力活活受难、濒临痉挛的生存状态。危机如此紧迫，对拯救的渴望也就相当急促：“于是/拯救灵魂与肉体的双重任务/变得亲密而急促”（朱涛《抒情的疾病》）。诗人渴望的拯救意味着孤独地搏斗在生存的深渊里、从黑暗中冶炼力量：“唯一，退回到出身地/削一支独木舟/横扫淤泥的深渊/让落日变幻朝阳/把黑暗的鸟冶炼为不屈的长笛/成就绝望的典范”（朱涛《抒情的疾病》）。当“光天化日之下”的“阳光”“太阳”开始容纳无所忌惮的暴虐时，黑暗反而在绝望中成为对抗与拯救的策源地：“如果正大光明是大道/一千束隐藏黑暗中的火苗怎么一定是/歧路”（朱涛《发生在我身上的都是罕见的》）。隐藏并冶炼于黑暗中的力量强悍不屈，每一束迸发的火苗都曾在绝处逢生，启示着并非大道、也非歧路的去向。探寻这些隐藏于黑暗中的火苗，从而“艰难地辩识彼岸”（朱涛《浑然不觉》），是否这样，才有可能通往救赎的窄门：“你们当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当然，能够在黑暗中承受孤独与绝望的历练，需要强悍的身体与心智：
 
铁,在我的体内种植
三角架,与最初的肋骨。
现在,它们生长、扩大、旋转
如深不可测的黑洞的天空。
在时间饥饿的搅拌机里坚挺
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
——朱涛《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
 
　　“毫无疑问，铁、三脚架、搅拌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轰隆作响的物质性语言”[20]，在朱涛的诗歌中，金属、机械，以及机器的锻造和运作已经布置下关于生存危机——甚至生存绝境的隐喻。然而在这首诗中，“铁”的金属感隐喻强悍的生命力，恰恰在对抗与突围生存困境。“铁”种植“三角架”意味着铁的生长性——原本是异己的来源，反而强悍地扎根于身体，生长为超稳定结构，“坚挺”地对抗异己机械的搅拌，以拯救者的姿态呼喊并歌唱。试想一下，面对我们所存在的时间——被现代机器锻造成极尽吞噬性与粉碎感的时间，而不是逝者如流水的古典时间，“天鹅”“落叶”恐怕很难成为强悍的拯救者（倒是有可能成为被拯救的对象）。尽管朱涛反讽地，甚至痛心地用“锻造”与“冶炼”隐喻机器的肆虐，生存的本能和意志却不得不接受现实，把它们用作武器，身体与心智在自觉“锻造”和“冶炼”的过程中变得成熟与强悍。当然，这对峙中生出的强悍并不意味着（至少并不仅仅意味着）权宜的自我保护或咬牙切齿的复仇。实际上诗人已经暗示了“铁”具有的非异己性质——作为组成生命与非生命的共同元素。元素组成生命，也为生命提供活力；一旦元素改变组成方式，生命就变得面目全非：这只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与认知。在神造物的视角下，“三角架”与“最初的肋骨”众生平等：“铁,在我的体内种植/三角架,与最初的肋骨。”我们无法揣测神意，但我们渴望认知已经被遗忘的超验、超自然的真实。那么，在不断认知的过程中，机械以及更先进的科技是否可以成为认知工具——按照神的旨意，尽管谬误常常把工具扭曲为杀器。无论如何，羸弱的身体与封闭的心智无力使用更现代的工具去探测渺远的生存黑洞，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启示。强大的心智会思考：“恰恰是现代性发展得不够充分，我们才被指责沦丧为实验室的小白鼠。殊不知，边缘向极端再挺进一步，即成中心。”（朱涛《耳语的天空》，上卷，1188）
　　荣格(Carl Gustav Jung)用安尼姆斯Animus（心智）与安尼玛Anima（心灵）这对符号象征人类心灵具有的深沉二元性[21]，巴什拉受到荣格的启发：“种种谋划与焦虑属于‘安尼姆斯’”，“梦想属于‘安尼玛’，梦想生活在欢欣形象纷呈的现在”。[22]心智殚精竭虑额地渴求，心灵则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领受欢欣与安宁，二者密不可分。“现在，我要一点点积攒力量/向圆点外移动”（朱涛《这一次我们会赢》），诗人极尽身体与心智的力量，用“受难”的表达对“受虐”的世界发起搏斗与博弈，扭曲的词句在领悟与领受的瞬间变得安驯而开阔：“从不限制是最大的自信/他解放滴水/启程万水千山/他孵化闪电/翱翔百鸟沉睡的翅膀”（朱涛《发生在我身上的都是罕见的》）。这里出现的“他”是朱涛所钟爱的“大海”意象，“他”是孕育的源头，意味着完整的自由与包容。我们会发现：“他”在这里并没有被用于反讽的隐喻，亦如朱涛诗歌中的“上帝”“天堂”“天使”等，即使它们在伪神的肆虐中被无尽地扭曲与颠覆，它们所具有的源头性与整全性的意义依旧会突然降临，被心灵领受。尽管我们并不知晓这是否启示着真正的救赎。

　　（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诗话语衍生的地方性研究”2019SJA1071、江苏理工学院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诗歌中的地域性研究”KYY17502的资助成果。）
　　作者：曹梦琰，女，1986年生，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江苏理工学院。

[1] 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K》，《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3]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K》，《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4]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17页。
[5]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思想本质：语言是洞察人类天性之窗》，张旭红，梅德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0页。
[6]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思想本质：语言是洞察人类天性之窗》，张旭红，梅德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7页。
[7]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诗艺》，陈重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8]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诗艺》，陈重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9] 敬文东：《发明现实——朱涛之诗带来的反映、反应、发明现实及其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
[10] T·E·休姆(Thomas Ernest Hulme)：《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页。
[11] 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12] 鲍曼(Zygmunt Bauman)：《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13]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页。
[14] 刘波：《现实镜像和通往词语内部的“危险旅行”——朱涛诗歌的语言与精神分析》，《作家》2022年第9期。
[15]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薇依论古希腊文学》，吴雅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16]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第18页。
[17]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第11页。
[18] 陈培浩：《直面语言的严重时刻》，《作家》2022年第9期。
[19]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被禁锢的头脑》，乌兰，易丽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20] 耿占春：《在语义畸变中求索意义秩序——以朱涛为个案的诗学札记》，《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
[21]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第27页。
[22]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