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臧棣：诗人必须在语言上下功夫

　　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35篇(部)作品分获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

　　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97年，经过七届评奖已评选出264篇(部)作品，历届获奖作品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多姿多彩的丰富景观。本届鲁奖诗歌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宗仁发表示，此次参评诗集有219部，就这些诗集而言，四年来国内的诗歌创作无疑有着可喜的收获。无论是在体现“国之大者”的使命担当方面，还是在诗歌艺术的探索创新方面，诗人们的努力都可圈可点。尤其获奖的5部作品，都极富生命力和生活的温度。其中，臧棣的《诗歌植物学》格物致知，在身边所见的植物中深入发掘着诗意和美学。

　　8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专访了新晋鲁奖诗歌奖得主臧棣。

诗人臧棣

　　观看植物是对身体最全面的启蒙

　　记者：这次获奖，您感到意外吗?

　　臧棣：说实话，有点意外。上一届鲁奖评选，我的诗集《骑手与豆浆》也参加评选，但没进入到提名。这次，虽然有很多朋友预测我能得奖，但结果出来之前，都不确定。我的诗歌写作及其坐标，按一些朋友的说法，根本就不在这个诗歌奖的视野之内。所以，这次能获得鲁奖诗歌奖，还是感到很高兴的。另一方面，有点惶恐。在当代诗坛，有很多优秀诗人也有实力获得这个奖。所以，得奖有运气的成分。

　　记者：为何会想出一本诗歌的植物学?

　　臧棣：我对植物一直很好奇。对种植行为本身，也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和感。小时候，读古诗，读诗经，就对里面的植物特别好奇。植物和人的基本生存感受密切相关，特别是和私人性的感受密切相关，比如，美，姿态，香气，丰饶，鲜艳，妖冶，等等，在日常生活中，对植物的观看，可以说，是对我们身体最全面的启蒙。包括饥饿感。人在饥饿时，或真正面临饥饿威胁时，就会发现他和这世界的关系，有最原始的一面。对植物的观察，对植物生长特性的体会，其实也会影响到一个人世界观的改变。按我的体会，每一株植物，都是最好的人生导师。到野外踏访，你会发现，最好的人生教育，其实是来自植物对心灵的启迪。

《诗歌植物学》

　　诗歌标题的独特命名与表达

　　记者：在《诗歌植物学》这本诗集中，很多诗的标题冠以“简史”“入门”“丛书”“协会”等，这种命名很特别，对此您是怎么考虑的?

　　臧棣：“简史”“入门”“丛书”“协会”，都是我称之为“系列诗”的一种命名标记，或者说命名方式。其实在它们之间，还有“为什么说……”和“转引自……”几个系列，但真正开始形成一种系统的写作意识，是从“协会诗”开始的，大约在1999年夏天。当时开启“协会诗”的写作时，是想用最现代的制度形式——协会，一种严格的东西，为我们生存领域里最受忽略的事物——小花小草，等等，去正名，将它们作为陪伴我们的事物，有尊严地重新纳入我们的生命感受之中。比如，我写“狗尾草协会”，这个协会并不存在，“狗尾草”也是太普通的草本，很少会被认真对待。但我就是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它们是如何和我们的生活发生交集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隐秘的感受是如何通过它们产生的?它们值得我们去关注吗?

　　记者：诗集中对植物的书写，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您似乎展示了一个看待植物的奇特角度?

　　臧棣：在写这些植物诗的时候，我确实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新的探索。比如，在以前的诗歌模式中，一写到植物，就必然采用咏物诗的写法，几乎形成了一种套路：先描绘植物的生长样态，然后将诗人自己的感受强加进去。在这个表达的惯性中，植物完全是被动的，似乎是一个不具有情感的客观的东西。诗人只是在借助它们，来抒发一己的感受，而且这样的借助似乎从不涉及歉意。但我不会这样看。植物是亲近生命的朋友。所以，我写这些植物诗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必须像感受一个生活中最可亲近的朋友那样，去真实地感受每一株植物。它们不仅仅是植物，更是生命的化身，甚至是我们某种精神特性的神秘的替身。如果认真去感受，就会发现，植物其实是比我们有灵性的。植物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省悟。

《骑手与豆浆》

　　好诗富有足够敏锐的生命的洞见

　　记者：植物和现代生活的关系，似乎挺尴尬。城里人对植物很热衷，但总有些什么不对的地方。而这本诗集里写到的植物，似乎都是您在野外见到的，是自然中的植物?

　　臧棣：其实，生活在城里，人们对植物的渴望，会更强烈。我母亲就喜欢养花。她养花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当成自己生活中的朋友。但总体上看，现代生活节奏太快，完全隔断了人们和植物的天然联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人们对植物的爱，完全出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而我觉得，每一种进入人们视野里的植物，都意味着一种神秘的机缘。每养一种植物，都是对自己天性的发掘和开拓。不必求多，养几种和你有缘的植物，你就会发现，一种新的生命感已在你身体里慢慢形成。这非常重要。

　　记者：为何花这么多精力来集中写植物?

　　臧棣：我的诗歌题材，非常广阔，不限于写植物。从我自己的角度，写植物的这些诗，在写作过程中，确实不断刷新我的生命感受。几乎每写一种植物，都把我变成一个孩童。以至于我不得不找出华兹华斯说的“孩子才是成年人的父亲”来为自己重塑底气。开始写植物诗时，好像这些植物是外在的，存在于客观世界，你和它们似乎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而一旦诗的写作突破了那个界限，对植物的观察会渐渐变形为对生命本身的感受。有时，我甚至觉得，写着写着，是这些植物在我身上发明了它们自己的语言。不是我在感受它们，而是它们引导我进入了它们感受世界的方式。植物的灵性是强大的，仁慈的，足以令一个人收敛他对世界的无知。

《尖锐的信任丛书》

　　记者：您最喜欢哪种植物?

　　臧棣：不同的情境下，最喜欢的植物会不一样。我喜欢太多的植物。但说到特别喜欢，就是重瓣棣棠。可能是我的名字也有一个棣字吧。棣棠的花姿很美，而且能开很长时间，很顽强，不娇柔，朴素大方，恬静喜人。我写了不下十首有关棣棠的诗。这本诗集里也有收录。

　　记者：有人说，您的诗已成为一种诗歌标准，何谓好诗?

　　臧棣：谈诗的标准时，一直有一个误区。好像自古以来，好的标准都是静止在那里的。新的东西出来，只需用那个静止的框框去套一下，就可以立见分晓。诗的标准其实一直是变化的。伟大的标准，或许不太容易变。好诗的标准实际上一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好诗的标准。当然，也要避免陷入审美相对主义的陷阱。好诗的标准涉及两个方面，富有暗示性的语言和足够敏锐的生命的洞见。换句话说，好诗在语言上必须足够新颖，足够惊异，足够敏感。杜甫讲过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同的时代，惊人的诗歌语言的标准会有变化，但对诗人的文学能力的要求是一样的。诗人必须在语言上下足够的功夫。当然，足够新颖，并不是要求诗人追求怪异的表达，我还是希望，诗的语言要有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气息。另一方面，好的诗歌一定包含对人生的矛盾的深刻体察，并将这种体察表达得足够新颖。

　　记者：现在的人都活得忙碌，而读这些植物诗，能让人沉静下来。细观这本诗集里的“动与静”，很有意思。能谈谈吗?

　　臧棣：诗和忙碌不忙碌没关系。诗关乎生命的境界，按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东西只能通过诗的自我教育来完成。某种意义上，不是我们需要不需要诗歌，而是假如没有诗歌，生命的拯救如何可能?

　　记者：热爱植物，似乎和热爱生活，关系密切?

　　臧棣：原来也有很多爱好。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时间越来越宝贵。很多爱好就被我自动雪藏了。剩下的几样，就喜欢研究食谱，跑步，游泳，爬山，看电影。我觉得我最大的爱好，应该是画画，但现在还没有被开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