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于诗：一个跨世纪在场者的深情追忆——罗继仁先生访谈录
2022-11-20 作者：罗继仁 川美 | 来源：诗潮 | 阅读： 次
自1960年您23岁时调入《江城文艺》任诗歌编辑，60余年的时光里都在为诗歌工作，晚辈诗人了解或结识您，大多通过您编辑、主编的《芒种》《诗潮》《中国诗人》杂志，您是一位公认的德高望重的编辑家。而您显然也曾是一位诗人，21岁开始发表作品，出版过诗集。
罗继仁 2012年工作照
——题记
川美：罗老师，人们经常赞誉您是坚守诗坛的常青树。耄耋之年，您仍是诗歌界的在场者，思维活跃，且能灵活运用各种现代交流工具与天南海北的诗友们交流沟通，一点不输给年轻人。诗心不老是您保持身体健康和心理年轻的秘诀吗？
罗继仁：在我6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只接受过两次访谈：一次是由《辽宁日报》主要领导策划，由专栏主持人许维萍女士就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写作状况做过一次访谈，访谈在《辽宁日报》发表后反映尚好；一次是由年轻的诗歌史学家姜红伟先生，就我几十年的编辑工作，做过一次比较全面的深入访谈。这两次访谈虽然视角不同，但从内容上相互补充也可见一斑。
而这一次是我曾工作多年的《诗潮》对我的访谈，我当尽其所能地多做些对往事的回忆，也许以后对有兴趣者研究《诗潮》《芒种》，以及辽沈地区的诗歌发展脉络有一点参考和借鉴价值。
中国新诗已过百年，我有幸在这条漫长的诗路上跟随她徜徉了半个多世纪。虽然我身处的地域、环境多有变动，但对诗歌的认知、感受和坚守还是一以贯之的。由于我一直在编辑岗位上，几十年与众多不同年龄段的诗人始终保持友谊和联系，日日与诗相伴，虽已耄耋之年，依然可以无障碍地与诗友们交流，谈诗歌、论诗事。仅从这一点看，我应该算是诗界一位跨世纪的在场者。
广交朋友、持有开放的良好心态，是一个编辑的本分。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奥秘，主要是出于对诗的痴迷和热爱。所谓诗心不老，其实是多年养成的对于诗歌的敬畏，对于编辑工作的责任感。在面对诗歌时，我总是忘记自己的年龄，哪怕是病痛，哪怕是疲倦，很多时候我都是不忍放手的。只要进入工作状态，就好像年轻、活力都回到我的身体中来。多年来，我始终对诗歌事业秉持着一种“鞠躬尽瘁”的心理。我不敢忘记，有一群诗人朋友，他们的眼睛深情地凝望着我，我的肩上担着他们的友情和期冀。
川美：自1960年您23岁时调入《江城文艺》任诗歌编辑，60余年的时光里都在为诗歌工作，晚辈诗人了解或结识您，大多通过您编辑、主编的《芒种》《诗潮》《中国诗人》杂志，也就是说，您是一位公认的德高望重的编辑家。而您显然也曾是一位诗人，21岁开始发表作品，出版过诗集《大森林之歌》《爱之路》《罗继仁抒情短诗选》《诗潮耕耘录》等。您最初是如何接触诗歌并走上创作道路的？
罗继仁：诗歌于我，只能留下美好的记忆，留不下岁月的苍老。
我是从读诗、写诗、编诗“三步走”，进入了诗坛的。
应该说，我接触诗歌比较早，也在全国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作品，出版过几部诗集。但我从不敢自诩是诗人，因为这个“头衔”，不是写过诗的人都承担得起的。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从一家工厂调入吉林市文联主办的《江城文艺》任诗歌编辑。这是一本在全国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文学月刊，它连载的长篇纪实文学《地下烽火》，曾受到全国广大读者热捧。而诗歌版面也很受领导重视，每期都有多个页码发表各地作者的诗稿。除了本地作者外，全国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诗人如顾工、禾波、郭煌、寒星、丁耶、胡昭、芦萍、秋原、中流等人的作品，也经常在这本刊物上发表。60年代的诗歌，更多侧重题材的选择，语言质朴，讲究诗的韵律和结句的内涵。
我自己最初接触诗歌应该是5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一家工厂图书馆做管理员，每月都要去新华书店购进一批新书,每次新出版的诗集都是我的首选。除了国内艾青、臧克家、田间、徐迟、阮章竞、穆旦、徐志摩、戴望舒等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外，还有前苏联著名诗人普希金、伊萨科夫斯基、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诗集，这也是我们那个年龄喜欢诗歌的读者必读之书。而国内一批影响较大的中青年诗人大都来自部队，比如李瑛、纪鹏、公刘、顾工、梁上泉、严阵、闻捷等人。李瑛的《红柳集》、公刘的长诗《望夫石》，以及《在北方》《上海夜歌》《五月一日的夜晚》等诗集，都对我的诗歌写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那时的诗歌很注重一首诗的“诗眼”和“结句”，记得公刘写过一首“九龙壁”的诗，其中有“九龙壁辉煌耀眼，九条龙个个都精神饱满”，仅这两句就把这首诗写活了。看是平常的句子，经过诗人笔下的点睛，令人过目难忘。又如《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线》（邵燕祥），这些在“一五”期间描写工业题材的诗，都是那个年代主题鲜明、一致被称道的好诗。为此，在我写作的一些短诗中也很注重“炼词”“炼意”，追求诗的短小隽永、语言的抒情美。此后，我和诗友创作的《延边抒情》和反映抗联生活的《在杨司令走过的路上》等组诗，都分别发表在《延边日报》（朝文版）、《中国青年报》和《长春》（《作家》前身）等杂志上。此后多年，我有幸在“全国诗刊诗报协议会”上，与公刘先生两次同会，与邵燕祥先生在长春汽车厂建厂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及其他场合也有几次谋面，在座谈会上听他们谈诗，受益匪浅。
1975年后，我从吉林调到沈阳市文艺创作办公室工作。1979年初，恢复沈阳市文联，10月《芒种》复刊，我被调入杂志社任诗歌组组长、编辑室主任。复刊后的《芒种》得到文艺界多方面的关注，首印1.9万余册，广大读者在邮局排长队购买，刊物被一抢而空。
1985年1月，在新时期文学的繁花似锦中《诗潮》创刊，我先后在《诗潮》杂志担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当年的《诗潮》，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八大诗刊中，影响还是很大的，许多作品在诗坛上引起过较大反响，如阎月君的《月的中国》、林雪的《苹果上的豹》、任洪渊的万字长文《找回女娲的语言》、王久辛的长诗《艳戕》、徐刚的长诗《大芦荡》、周涛的长诗节选《丛林、丛林……》等作品，都产生一定的轰动效应。而每年一次的“全国诗刊诗报联谊会”也曾由《诗潮》独家主办过两次。
1999年8月，我从《诗潮》退休在即，从上海接办了《中国诗人》诗刊，至今又有23年的时光。
我的本职是诗歌编辑，又是刊物的主编，编好刊物是我的本分，为他人作嫁衣是我的担当。62年的编辑生涯，无怨无悔，作为一种职业操守，乐在其中。在我出版的几本小册子中，大都是应景之作，由于那本《短诗选》受限于选稿要求，一些作品没有被收入进去，而总结编辑生涯的《诗潮耕耘录》一书，是我做编辑工作随手记下的文字，珍贵的是在附录中记录下我退休前文学活动的年表。这部书有幸获得了沈阳“五个一工程”奖，对于我是一个珍贵的纪念。
与夫人赵敬玉 2018年秋外景照
罗继仁：我小时候不是一个天资聪慧的孩子，我的童年和少年苦难多于欢乐。由于父母早逝，家境贫寒，中学辍学，没有条件接触诗学方面的最初启蒙和教育。我的爱好说来只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一种娱乐追求而已。与诗相伴几十年，我深知，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需要有一种天赋，这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当然，后天的诗学积累、语言修炼、丰富联想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从不敢承认自己有“诗人”这个头衔的。
《大森林之恋》是我1985年第一次结集出版的诗集，也可称之处女作吧，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青睐！书中选入的作品，大都是我在长白山林区体验生活的一些感性之作。当年是由吉林省作家协会组织部分诗人深入林区采访，在一望无际茂密的林海中，当你听到那一阵阵“顺山倒” 的喊山声不绝于耳时，不由得你不激起强烈的创作热情。这些诗从感情的抒写角度，确实是与深切的故乡情结有关。而当年，也只有南方诗人傅仇较多地写下描写森林题材的诗，出版过《傅仇森林诗》。
在那次采风活动中，我记得有延边诗人金哲（后调入北京《民族文学》担任主编），有长春汽车厂工人诗人戚积广（后调入时代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房德文（后调入吉林省歌舞剧团专业创作）等十数人，采风的作品大都发表在当时的《长春》杂志上（现《作家》前身）。我因故没赶上刊物发稿时间，便将写的两组诗中的《大青山短歌》发表在《吉林日报》上，《伐木者的祝福》发表在《沈阳晚报》上。这些作品得到好多读者、作者的好评。多年后还有人提起这些诗。可惜《大森林之恋》这本诗集都没有将作品收入进去。
《大森林之恋》出版后，据我所知，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都有馆藏，其中有的作品还被编入多个选本出版。
川美：诗集《爱之路》从书名上看，似乎有很明确的主题指向。您和您夫人青梅竹马，后来又有过一段地理上的两地分别，这本诗集里有许多是写给爱人的情诗吗？
罗继仁：我与夫人赵敬玉是青梅竹马，也是儿时的玩伴。她从沈阳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我因父母早逝，过早地参加工作。因两地距离之隔，联系不多。但缘分也许是一种天意吧，月老钟情，一条红线把我俩连接在一起。1962年9月结婚，2022年迎来人生的“钻石”婚姻。60年夫妻，相濡以沫，风雨同舟，苦乐参半；晚年疾病缠身，每天推着轮椅在沈阳市康养服务中心活动，朝夕与共，依旧是相依相伴。什么样的诗歌作品，恐怕也难以记录和承载人生这份艰难的阅历和最珍贵的情怀。
《爱之路》是我的第二部诗集，由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集中的作品大都是即兴之作，诗的情感还是沿袭在长白山林区体验生活时的一些情景：在那无边无际的林海中，花草繁盛，你眼前会时常出现一排排诱人的白桦林，剥下一小块白桦树皮，写一首情诗，邮寄给远方的她，那是我真情实感的真挚表露。
诗集中这些小诗都有她的影子。此后，这部分诗稿有的发表在长春的《诗人》、沈阳的《芒种》，以及后来的《人民文学》上。前几年，我从网上还看到这家出版社把《爱之路》制作成电子书，供网上读者阅读。
这些诗，写时即兴，诗句虽肤浅，但毕竟是我人生路上真实感情的表露，对于我们夫妻来说也是一种纪念，所以我很珍视这些文字。
川美：您后来似乎全身心投入在办刊上，甘为他人作嫁衣，而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创作，是因为工作分不开身，还是一种自觉的选择。
罗继仁：写作是纯粹个人的行为，写与不写应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我写过诗，但我知道能写出一首好诗很难。我做编辑时，基本上不在自己编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直到我坐在主编的位子上。从总体看，我的写作量不大，我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刊物的编辑上了。自己写当然是一种成就，“为他人作嫁衣”也是一种实现价值的取向。有的人不写作，或不以写作为主业，只做一个好编辑，也称得上是一种敬业的选择。
其实能编好一本诗刊很难。作为编者，没有一份较高的鉴赏能力，没有一份舍己的努力，没有一份奉献与担当，肯定是难以称职的。我很愿意投放更多的精力，争取把我主编的刊物办得好一些，让更多的作者、读者受惠于它。
这些年，我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工作当中：从选稿、编稿、排版、校对、印刷、发行等，事无巨细，尽可能地都亲力亲为。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主编，一定要把好政治关和质量关。因此，编好刊物和个人写作孰重孰轻，我心中便自有分寸了。
与夫人赵敬玉在沈阳市康养服务中心生活照
罗继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文学艺术出现大发展大繁荣的崭新局面，诗坛各种风格流派也应运而生。诗人群体中有归来者，有新生代，有大学生诗群，也出现了一大批朦胧诗人。一些诗歌刊物也博采众长，选择自己的办刊方向。诗人刘文玉和我创办主编的《诗潮》响应时代，依然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即“当代性、青年性、探索性”。
当时全国许多省市已停刊多年的文学期刊陆续复刊，仅辽宁省作家协会除《鸭绿江》外，又创办了《当代诗歌》《文学大观》。沈阳市作为全国重工业城市，被称为共和国长子，在文化方面也拥有广大的诗歌作者群，毕增光、晓凡、刘镇、高东昶、徐光荣、徐宏智、郎恩才、刘文超等一大批工人诗人脱颖而出，在全国诗坛占有重要位置。高深、佟明光作为沈阳诗人的代表，曾荣幸地参加了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作者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讲话中对他们寄予厚望。晓凡、刘镇等反映新兴工厂的铿锵诗作，在诗坛上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臧克家等老一辈诗人都曾亲临沈城，接见作者并给予指导。
由于沈阳雄厚的诗歌氛围，沈阳市文联领导便向中共沈阳市委、市政府提出创办一本诗刊的申请，得到沈阳市主管领导的坚决支持，并报请辽宁省委宣传部。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得到批准。就这样，1985年1月，沈阳市自己创办的第一本诗刊《诗潮》应运而生。
我当时作为这本刊物的编辑部主任，参加了全部的创刊工作。为了保证创刊号的作品质量，我们面向全国各地诗人征稿。记得创刊号上有青年诗人杨炼一组写镜泊湖的诗《秘密的火焰》，由于有些诗句容易引起歧义，我亲自去北京与作者一起将这组诗修改到圆满为止。
在北京，为了找到顾城，我借宿《诗刊》社，多次与他的父亲、诗人顾工通话。由于顾城常常不在家，终于和他联系好第二天上午会面，可惜当晚由《诗刊》社为我代订去上海的机票已买妥，错过了那次见面的机会。
我匆匆赶到上海时，先拜访了黎焕颐、王也、周民等人，又赶到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去找许德民、徐芳等人，在那里结识了好多作者，组来了一大批大学生诗稿，并为他们编了个专辑。
《诗潮》刊名是请艾青题写的。一批重出诗坛的著名诗人为创刊号题词祝贺。此后的各期刊物上，韩作荣、徐刚、叶文福、昌耀、李松涛、王鸣久、郭晓晔、叶延滨、杨炼、顾城、陆健、柳沄、林雪、阎月君、丁宗皓、李犁、巴音博罗、田永元、黄恩鹏等一批年轻诗人，都有力作发表。而原在《芒种》的“青年与诗”栏目过渡到《诗潮》后，每期都请诗人、好友韩作荣代约老一辈诗人艾青、臧克家、严辰、吕剑、田间、徐迟、邹荻帆等名家题签，以此表达对年轻诗人们的支持与关怀。
《诗潮》从第3期起，由32开本改为16开本，刊名改用了铅字体。多年后，又请书法大家沈鹏先生题写过刊名。
1988年5月，《诗潮》还与香港东方文化发展中心共同举办了一次“‘东方诗潮’现代诗歌大奖赛”，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重量级诗人都有作品参与了这次大赛。李犁、黄恩鹏、邹静之、伊沙等人的作品，获得了该奖的重要奖项。
1995年1月，在《诗潮》创刊10周年时，艾青、臧克家、邹荻帆等大家都发来了贺词。艾青的贺词：“愿诗潮永不停息，一浪高一浪，把粒粒散光之珍珠，推向读者。”臧克家的贺词：“时代巨风下，10年看诗潮，遵循主旋律，水平日益高。”
1995年7月，经国务院对台办批准，应台湾《秋水》诗刊邀请，我和刘文玉、李秀珊三人代表《诗潮》杂志访问台湾，与台北新诗学会就两岸诗歌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进行了座谈交流，在台北又与《秋水》诗刊签约，正式结为姊妹刊物。
1998年底，我经过沈阳市人事局批准延聘一年后，从《诗潮》主编位置上退了下来，做刊物的名誉顾问，延续至今。
《诗潮》的诞生、成长与发展，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鲁坎、刘文玉、吴山、林金水等人均已仙逝，我们都是当时的在场者，如今还有幸活着的人，应该用饱含深情的文字，永远记下他们对《诗潮》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往事已矣，初心尚在！
川美：《诗潮》杂志的名称是如何产生的，这个刊名有怎样的象征意义？
罗继仁：先说《芒种》。1979年10月《芒种》复刊后，齐白石先生题写的“芒种”两个字引起许多人的回忆。王蒙、从维熙、孟伟哉等大家纷纷寄稿，每期刊物的四封都有美术家韩美林的画幅，《芒种》在文学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其间，一方面是全国文艺界的大好形势和文学期刊的大发展局面；而另一方面，“左”的思想影响还存在，有人强烈要求《芒种》更名。迫于当时的形势，编辑部全体人员坐下来商议如何选取《芒种》的新刊名。
当时，哈尔滨市文联将《哈尔滨文艺》改办成三本刊物，即《小说林》《诗林》《译林》，已经正式出版，由哈尔滨文艺杂志社统一领导。在他们的启发下，编辑部决定将《芒种》也办成三本刊物，即《小说潮》《诗潮》《译潮》，保留芒种文学社领导。经过向省委报批，同意将《芒种》更名为《小说潮》，创办《诗潮》，没有批准《译潮》。而《小说潮》仅办了一年，由于刊名与全国小说刊物大同小异，发行量锐减，一年后不得不恢复了原来的刊名《芒种》。由于《芒种》多年的影响和编辑部内部改革，刊物办得风生水起，近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期刊。
《诗潮》得天独厚，在几任主编和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努力下，一直办了下来，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刊龄。刊物锐意创新，始终坚守自己的办刊理念，多年被评为“中国最美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
至于《诗潮》的名称有何象征性意义，无论从字面上理解，还是面对当时新诗发展的大好局面，都与诗歌的澎湃之势有关，当然其中所含有的“新诗潮”因素也就不言自明了。
川美：您的编辑生涯中扶持过无数诗人，也结交了许许多多诗人朋友，请讲述一件最令您终生难忘的故事。
罗继仁：多年来，通过诗歌这条纽带，我结识了全国许多老中青诗人和诗评家，有的在诗之外还成为多年至交。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故去了，而今一直还疼在我的心里。
记得《芒种》复刊时，许多诗人寄来了诗稿。在来稿中我选中《诗刊》编辑韩作荣寄来的一组诗，其中有几首无论是题材、构思、语言表达都胜人一筹。但作为一组诗发表，我又觉得分量不足，便决定先留下来，并请诗人再补充新作。经过一段沉淀后，他又寄来一些新稿，我优中选优，最后完成了这组诗的编辑工作，作为头题发表后，无论是作者和读者都反映极好。他后来在多个诗歌场合讲起这件小事，当成如何做好编辑的先例，使我备受感动。
韩作荣是个重情义的人，我每次去北京组稿，他都尽可能地到车站接我。有一年冬天，天气极寒，我一下车，便看见他披件黄色军大衣，在寒风瑟瑟的站台上等我，见面后便又与徐刚、叶文福等人一起欢聚。也是在这一次，我和作荣还有了件“抢稿”的趣事。
这年八九月份，辽宁盘锦市领导约请几位大诗人访问盘锦。此行后，徐刚写出一首800行的长诗《大芦荡》。我记得在这次见面聊天时，徐刚诗兴大发，朗诵了他这首长诗的片断。那铿锵有力的诗句打动了在场者：眼前是芦花飞扬，一排排茁壮的芦苇像无畏的战士，护佑着北方神圣的土地。也许是被徐刚的诗句所感染，大家一时反倒沉默无语。
稍后，已是《人民文学》副主编的韩作荣首先表态，他说这首长诗《人民文学》可发，但限于篇幅太长，要删减一部分。我见此机会，立马表态，向徐刚索要这首长诗，并保证在一期刊物上全文发表。徐刚、韩作荣和我相互打量了好一会儿，谁也不先言语。最后，是徐刚说出来自己的想法：“《人民文学》如不能全文发表，那我同意给《诗潮》！”韩作荣犹豫片刻，笑着说：“老罗是兄长，那就给《诗潮》吧！”我便当即约他写一篇推荐文章，他答应下来。不久，他的《根的意识与写作状态——读徐刚<大芦荡>随想》一文，便与这首长诗同期发表出来。
这首长诗可谓《诗潮》的扛鼎之作，也是《诗潮》自创办以来发表的一首最长的诗，诗与文章同发，反响极好。事后我为跟作荣“抢稿”稍有不安。作荣反倒跟我说：“北京你不方便来时，有事或要组谁的稿子，告诉我，我来办！”
韩作荣虽已离去多年，但友情仍深藏于我心中，这件往事也还历历在目。
川美：如果用三个词语概括一位优秀诗歌编辑最重要的品质，您会首选哪三个词语？
罗继仁：甘于寂寞，沙里淘金，淡泊名利。
老诗人贺敬之在一次访谈中称我“不为名，不为利，为中国诗歌事业发展办诗刊，默默无闻做贡献，是个好同志啊！”
我的编辑同行、老友、鲁奖获得者郁葱，在《示友书》中写道：“一期一树，百期一林。我能感觉到，好多人的名字上，有你的指纹和体温。”
诗人、作家高深曾在《文艺报》发文，称誉我为“北国诗坛的拓荒犁”。
诗人、作家邢海珍、王鸣久、庄伟杰、贾桐树、赵欣、马宝山等都写过这样的文章。
我想，这些评语、形象比喻和文章，不仅仅是对我个人，也是对所有好编辑的最大肯定和褒奖吧！
川美：《诗潮》早年设有“辽宁青年诗人现代诗展”“辽宁中年诗人展”“辽宁散文诗新作展”等栏目，力推省内诗人诗作，为扶植辽宁诗人群落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一些本土青年诗人由此走向广阔的诗歌天地，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优秀诗人，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罗继仁：《诗潮》要办得好，首先离不开沈阳这块诗的土壤。当年，沈阳辖区内新民县、辽中县、铁西区、苏家屯区、和平区、沈河区、大东区等，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潜质的年轻诗作者，他们依托沈阳市群众艺术馆和各县区文化馆，举办诗歌讲座、诗赛等一些活动，使他们脱颖而出。佟雪春、金旭升、齐世明、张欣、刘振明、弈国康、张瑞、弈焕力、孙大梅、谭延强、孙文成、尹作礼、王安杰、庄伟、祝阅武、赵春梅、芳竹、王春芳等，以及在沈城驻军的青年诗人毛秀璞，以歌颂张志新的诗作《你回来了，化做一只白天鹅》，也加进了这支队伍。
当时，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当代诗歌》首任主编是方冰先生，刊物的影响面较之我们有一定的优势。但《诗潮》每期由邮局发行，发行量有更大的优势。为扩大《诗潮》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展示辽宁中年诗人群体的创作实力，我们捷足先登，于1988年一、二期和三、四期各分两卷，首先开辟了“辽宁青年诗人现代诗展”。上卷，有丁宗皓、麦城、周宏坤、力践、阎月君、冯金彦、西岸、刘兴雨、老桥等人的作品；下卷，有杨春光、林雪、姜维平、李犁、侯多野、关键、华卓、杨轶春、孙文成、刁斗、董学仁、曲枫、苗强等人的作品。
《辽宁中年诗人展》也分上下两卷，其中有厉风、解明、刘秋群、刘镇、高东昶、佟明光、郎恩才、岸冈、李广泽、刘文超、胡世宗、于宗信、汤炀、萨仁图娅、丁晓翁、王守勋、孙旭辉等人的作品。阿红、胡世宗等还为这两个专辑写过评论文章。
1989年一、二两期，《诗潮》又推出《辽宁散文诗新作展》，其中有于宗信、王敏、王立明、黄恩诚、黄恩智、黄恩鹏、罗力夫、王兆琪、佟雪春、森森、安石等人的作品。
此后，这一大批作者大都参加了全国、省市作协组织，有的成为新闻媒体的领导者，有的从事专业创作或做了编辑同行。
川美：介绍一下您主编的《中国诗人》。其中“诗人雕塑”栏目，用照片呈现诗人的生活、旅行、交友、参加诗会、个人成就等，以此讲述诗人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您认为一个好的栏目在刊物中可起到怎样的作用？
罗继仁：《中国诗人》作为一本杂志性的图书，最早创办于上海，影响很大，著名诗人雁翼、黎焕颐亲自主编。诗坛大家艾青为之题词：“这个诗丛应当是既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又吸取现代主义新思潮，成为具有中国现代诗人特色和时代精神的诗歌园地”，对《中国诗人》寄予了厚望。
1999年8月，我从上海接办了《中国诗人》诗刊。我虽有多年编龄，但编辑这样一本刊物，自觉有些力不从心，好在有众多诗友、企业家的支持，终于办了下来，而且一办就是23年。《中国诗人》想要在众多诗歌读物中占有一席之地，实属不易。当然，它也有自身的优势，除了刊名的特点，每期均有200多页的版面，万字评论文章、长诗等可以一次性发表出来。此外，刊物以书店、邮局、自办等形式公开出版发行。
《中国诗人》一路走来，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作者群，刊发的作品有多篇获过鲁奖、省部级奖项和被文摘类报刊转载，其中马新朝的《幻河》、林雪的《大地葵花》（部分）、李松涛的《黄之河》等，都是在《中国诗人》首发。著名诗人洛夫的长诗《漂木》，也是作者投稿本刊主编，首发在这本刊物上的。
复刊的《中国诗人》还分别举办了创刊25周年、30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和三届年度奖的颁奖活动，国内外新媒体新华网、中国网、人民网、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以及《南方日报》《沈阳日报》《绥化日报》《国际联合报》等，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
为了扩大《中国诗人》对外的影响，2015年，在著名诗人雁翼故乡河北管陶建立了“中国诗人创作基地”；2019年，在秦皇岛与思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建了橡树岭“中国诗人角”，诗坛泰斗贺敬之亲笔题写匾名；2019年，《中国诗人》与世界华语联盟署下《季》诗刊建立了合作关系；2021年，《中国诗人》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智慧中国爱我中华》“CCTV全球爱华诗歌春晚”大型公益文化活动中，荣获“最具传播价值媒体平台奖”。
设置“诗人雕塑”这个栏目，想通过诗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形象地展示出诗人的成长历程和创作成就。健在的老一辈诗人、鲁奖诗歌奖获得者及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都在遴选之列。这个栏目先后为全国几十位诗人做过“雕塑”，包括牛汉、郑敏、蔡其矫、屠岸、晓雪、高平、沙白、梁上泉、赵恺、苗得雨、韩作荣、王燕生、芒克、傅天琳、高洪波、黄东成、黄亚洲、叶延滨、梁平等；对个别有成就的诗人，如流沙河、食指，由于资料不全，编辑部派专人去家中采访拍摄。由于栏目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广大读者、作者的欢迎。
一个好的栏目设置，既能突显出刊物与众不同的特点，还会迎来更多读者的青睐。现在有的诗歌刊物，在栏目设置上大同小异，上刊的作者群体也都变化不大，这也许是被读者所冷落的一个原因吧！
川美：您2000年被中共沈阳市委、市政府授予“沈阳市百位文艺名家”荣誉称号，2013年荣获《中国诗人》特别贡献奖，2014年荣获中国散文诗等多家媒体联合举办的赤峰市“首届玉龙艺术奖”诗歌编辑终生荣誉奖，2015年荣获第三届（2013一2014）中国当代诗歌贡献奖，2017年荣获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院等单位颁发的“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奖。您最看重其中的哪一个奖项？如果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一生颁一个奖，您最想给自己颁个什么奖？
罗继仁：做编辑工作这些年，上过各类辞书、获过多项荣誉证书，被多家（刊物、团体）聘过顾问。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第一届理事。这些荣誉和各种奖项，对我而言，都已经是过去时。
回忆我的编辑生涯，大都是在辽宁沈阳度过的。是这里给了我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我感恩这里领导的关怀与支持，感谢多年支持我编辑和主编过三家期刊的广大读者和作者群。能得到中共沈阳市委、市政府授予的“沈阳市百位文艺名家”荣誉称号，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当然我也很感谢那么多文艺单位和期刊给我的各类奖项，有的奖是读者、作者、网友在网络上一次次投票选出的结果，我感谢他们！
我虽工作在北国诗坛，但我毕竟是中国新诗的在场者。在中国新诗百年中，我徜徉其中60余年，被西南大学等单位授予“百位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我很自愧。但如你所问：如果每个人一生中给自己颁个奖的话，能授予我个“职业编辑”成就奖，我还是能担当得起的。
川美：您的编辑工作横跨了新旧两个世纪，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见证者、推动者，您对广大诗人尤其年轻一代诗人的写作有什么建议？
罗继仁：我国诗坛的生态环境到底怎样，有的说自盛唐之后，如今是诗歌最繁荣、最发展的阶段；也有的说当下诗歌，大家少，好诗少，快餐式作品多，是个平庸的时代。
对当下新诗的评判，每位在场者都可以各抒己见。但有一个现象，即在读者中争论多年的“现代诗看不懂”的话题，现在很少有人再提起了。
自“口语诗”充斥诗坛之后，诗坛一下子热闹起来，包括一些主流诗刊发表的诗歌，大致如此，许多诗爱者的公众号、朋友圈里，也铺天盖地地发表这些“口语诗”。
我不反对“口语诗”写作，诗歌从“小众”变成了“大众”是个好事，但创作无难度，随意性太强，语言肤浅，意趣寡淡，小情小调，也是不容忽视的弊病。一首好的诗歌，结句很重要，更要有情怀，有意境，有味道，有嚼头，能给人以启迪。用艾青的话说，“诗人必须敏感地抓住契机，走在时代的前沿”。我想，“口语诗”写作也不应例外。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目前的诗歌评论，许多文章写得越来越学者化、圈子化了；越是诗歌理论性的文章，离广大诗歌读者越远。许多评论文章里，大段引用外国诗人对诗的论述，好像只有这些外国诗人的理论阐述，才能指导中国新诗的发展。用这些学院化的评论文章来评判、指导中国新诗，我总感到有些文不对题，南辕北辙。
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诗歌进入了高速广泛传播的快车道，准入的门槛儿低了，编辑严格把关的力度弱了，但写诗的人多了，与大众文化的距离近了，网络的自由性打破了纸刊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了诗歌发展的整体格局。好的一面是人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机会，诗歌正逐渐走向更大的人群，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利的一面，就是没有难度的诗歌在低层次写作者笔下无限制地泛滥，诗失去了应有的规范。好诗被淹没，造成了诗的价值的流失，这也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现象。
纸刊对于诗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大众写作的时代，纸刊的稳定性、权威性可以起到一定的引领与规范作用，在诗的前行之路上，纸刊的作用不可替代。当然编辑是关键，好刊物是好编辑办出来的，编辑的精神操守、责任担当、艺术眼光至为重要。至于年轻诗人，最好不要跟风走、赶潮流，要有精神定力、艺术定力，切实注重接续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吸取西方文学艺术精华，千锤百炼，精益求精，集中精力把诗写好，既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对缪斯的追求。
谢川美，谢谢诗界的新老朋友们！
（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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