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登科 姚洪伟：“猴王杯”论述之一

想象共同体、现实镜像与新诗生态书写

　　
　　   
　　    “猴王杯”华语诗歌大奖赛已于2020、2021年成功举办两届，正在进行第三届赛事活动，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影响，也推出了不少佳作。该项活动由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指导，中国文艺家杂志社、中国诗歌网、中国韵文学会主办，由作家网、中国新归来诗人联盟、“诗词中国”组委会协办，诗人、文艺批评家沙克担任总策划、总评委。著名国画大家、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东方猴王”的徐培晨教授全权发起举办和鼎力扶助了此项活动。参赛作者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塑造中国形象、传承中华文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该项赛事主要以猴（猿）与人及自然的关系等为主题，围绕猴（猿）的形、意、神、情等方面，要求参赛作品把猴（猿）与传统文化、现代生活、想象空间紧密联系起来，描绘出猴（猿）与人及自然的和谐共存的生态世界。其主旨在于弘扬中华猴文化所蕴含的精深思想和人文理念，以精粹大气的诗篇歌咏自然、感悟生活，启迪人生、传播美善，促进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从首届和第二届大赛评选出的新诗作品来看，基本实现了诗赛组委会想要达到的目的，诗人们托猴喻物，藉物喻猴，寄寓人生的精神意义，在诗中描绘了猴（猿）与人及自然的和谐共存的生态世界，以及猴（猿）所体现的生命旨趣和美学、哲学意蕴。细读这些获奖作品，还可以看到诗人们对猴（猿）这一“想象共同体”的着力刻画，诗中所折射出的人类现实镜像以及对自然社会生态的书写，呈现出了与其他诗歌赛事不同的审美取向。
　　 　　
　　“想象的共同体”是近年来研究者们较为关注的话题，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的作者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除了地域因素之外，共同体的形成还依赖于喜好、习惯、记忆等本质意志。也就是说，共同体的形成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文化环境等因素。“猴王杯”华语诗歌大奖赛要求参赛作品围绕“猴（猿）”这一主体形象展开，旁涉中华传统文化、现代生活以及生态文明等，为创作者预备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诗歌创作形态便演变为共同体写作。这里的“共同体”涵盖共同的想象对象、共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共享的现实世界以及共通的情感经验等。跟同题诗写作相比，共同体写作有其独特性：“共同体写作”是基于共同的文化资源和想象空间，可以指向民族国家的形象建构等；“同题诗写作”则局限于自我的想象空间和个体认知，其指向往往是自我的情感指认与经验表达。于是，赛事性质的“共同体写作”也可以视为“纸面沙龙”，创作者在不同空间通过对创作主体的共同书写，实现了诗歌创作的纸上聚会，对相关主体进行集体建构并达成一致。
　　“猴王杯”诗歌主要以“猴（猿）”为中心意象，赋以中华传统的猴文化内蕴，并将其置入古今中外的广阔时空之中，再结合诗人的个体生命体验，在“共同体写作”的驱动下，为新诗写作开拓了新的书写空间。猴（猿）作为人类的近亲，人与猴（猿）有着特殊而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经过不断的演绎和丰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猴文化，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传说、神话以及类型多样的文学形象。如猴祖神话、猴妖传说、猴神故事以及无德猴、猴君子和猴英雄等。这些丰富的猴文化资源经由诗人的书写，形成了关于猴（猿）诗的想象“共同体”。“孙悟空”“美猴王”“猴子与香蕉”“猴子捞月”“吉祥猴”等一些猴形象和猴典故便成为诗人们共同书写的文化资源，形成共同体写作。在获奖作品中，选用共同的主题，叩问生命的本源，对传统猴形象的现代书写等，是大多数诗人的共同写作取向。林雪在组诗《亲爱的基因》中对人类远祖的深情遥望，海男在组诗《金丝猴国家公园》中对野生猴类生活的细致描摹，都凸显了诗人们在共同话题下的文学想象。与猴相关的“花果山”“水帘洞”“山顶洞”“巨猿洞”“大圣庙”等地方形象也成为诗人们共同书写的题材选择，与猴典故、猴形象一起构成了共同体写作。
　　除了书写主体、意象选择的共同之处外，“猴王杯”获奖作品的共同体写作还表现在对弱小生命、自然生态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与人类相比，猴虽然在很多方面与人相近，却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很多诗人都描写了“耍猴”的情景，耍猴艺人的皮鞭、猴身上的铁链、人们的欢呼以及猴疲惫困顿的表情构成了诗人们反思人类的镜像，成为情感表达的共同载体。对自然生态的关注集中在探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万物共生、物种多样化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也是人类发展的尺度。诗人们通过共同呼吁，形成保护地球的共同体来实现共同体写作的终极目的。共同体写作的最终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人认为，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用文学宣传的力量来帮助人们建构一个美丽的蓝色星球，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宣传是可取的。一项文学赛事，通过宣传，经由纸面沙龙的形式凝聚共识，形成共同体写作，进而产生新的理念，扩大影响，为人类的发展作贡献，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写作方式，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写作形态。
　　 　　
　　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诗歌是诗人内在情感的外在表达。通过诗歌书写，可以看到诗人面对社会现实及人生困境时所作的思考。有研究者认为，作为猴（猿）形象代表的“孙悟空”是人类心灵最完美的象征之一。其实，文学作品中的猴形象就是人类自己的形象，作家或诗人通过对猴的刻写，反映了人类生活的现实状态。作为共同体写作的诗歌大赛，其作品由于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其内在的精神指向必定向某一方面聚拢，从而形成共同的精神内涵和意象表征。
　　反思生活，是诗人们在创作猴诗时共同选择的写作策略，也是其精神指向的靶标。臧棣在《咏猴五章》中对各种“猴态”的描写，在复杂的情感变动中，勾勒了人类的种种精神“标记”。“和我们举止接近，但绝非同类；/伐木的声响太粗暴，它因此梦见过/我们仿佛是人类，却不能肯定/进化的道路就一定正确。”（《红猴》）人类制造出的“粗暴的伐木声”，让诗人开始怀疑所谓的进化道路，这是诗人对人类破坏生态行为的反思，亦是其反思现实生活的切口。“和贪婪相比，丛林深处的平静/就如同一个针尖。它感到了/异样的刺痛，但并不能解释”“领地的丧失，意味着/好奇心的失败。它不甘心/它的忧伤只能像冷却的灰烬。”（《蓝猴》）人类向大自然的过渡索取，导致各种疾病和自然灾害的发生，这是自然反噬人类的最直接表现，其实质是人类贪欲的膨胀，精神生活的贫瘠，猴的处境映照出人类的残酷和冷漠。诗人在反思中不断提醒人类，“即便没有镜子，它也不会忘记/它身上的雪白是被生锈的笼子关出来的，/看上去很美，却是耻辱的标记。”（《银猴》）如臧棣一样通过猴的书写，反观人类生活，揭示精神深处的创痛的诗还有岛由子的《奇数的独白》，诗人在诗中写道，“女人失去爱情/就等于损坏她的生命/恋爱跟发情期的猴子一样/遗传生理现象给子孙/但缺少爱和渴望/你永远满足不了我/这就是女人/猴子的子子孙”。人与动物、欲望与贪恋、道德与本能混杂在一起，让诗人开始反思人类的所有行径是否与动物有区别，提醒人类要与动物区分开来。
　　人类的起源之迷，一直困扰着人类。虽然大多数人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但人类从未放弃过对人类本源的追寻。对人类本源的追问，实则是人类寻求精神之根的外在表现。“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哲学追问从未停止，这并非形而上学的玄思，其实质关涉到每个人的精神皈依。猴作为人类起源之祖的学说，激发了诗人们再次对人类本源的叩问。诗人锋安在《创世题：叩问本源》一诗中写道：“为什么猩猩猴子和我们最接近/我们和它们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表情/我们饶舌，猴子却不说话/这可是绝对的必然性//如果不是/可有原始的必然性——那一只手/启动了宇宙万物和命运”。对人类起源的困惑，对进化论的质疑，正体现了人类精神所处的困境，同时也映照出人类面对现实人生时，无法超越自我的困顿。正是这样的精神困境，召唤着人类向新的精神高地进发，再度寻找事实的真相。正如诗人在诗的结尾处所写，“他从哪里来/他往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猴子停止变成人/我们却在进化”，接着作出逼问和审思，“问生死一瞬间：/危机可又是创世之机/听绝壁猿吼，催时空重构——/人神合流为清清楚楚的来生来世”。对人类本源的追问，还体现在诗人们对考古学上人类起源发现的书写，在历史与文化的多维空间中展开想象，如林雪的《亲爱的基因》、索菲的《猿猴与人》、田禾的《巨猿洞》、王慧诗的《那些尚有名字的》等诗。
　　此外，诗人们还从日常生活出发，以猴为镜，以猴为喻，追寻现代人的精神理想。如夭夭在《灵猴与时间》一诗里所写，“我们互为镜像，各自为生活又退了一步，/是什么，用无声做最后的陈述”“我愿意是你，从早到晚，/不追溯，不辩解，/在这林间，活的像个旁人。”做生活的“旁观者”“路人甲”是部分人的生活理想，也是其精神追求，但这种避世的生活态度却很难实现，每个人都会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无法置身事外。霜扣儿在《走在苍茫岁月里的猴类》便洞察到了人类的这一无赖之举，“有一只猴子穿越古老的进化论/面对名利的镜子，整理衣冠”，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只整理衣冠的猴子，而不能成为取经路上的“猴仙”，“在美艳的皮相里/拎出白骨，以真实的手段完成背叛与冒犯/
　　须弥世界因此破产了三千——这乖戾的猴子怎么敢/未踏入佛门，就揭开了如来如去的内涵/它的筋斗云总是不合时宜地/撞开规矩”。同时，诗人也提醒人们，不应“在矛盾中内耗，虚度一生”（邹进《裸猿：另一种辩论》），应像诗人淑文在组诗《今夕与未来》中提醒人类的那样，“人呐，你不福慧双修/那就是只没有尾巴的猴子”。
　　 　　
　　生态书写是恢复大地诗意的文学努力，涉及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同时与美丽中国建设息息相关。生态诗歌写作是诗人利用诗歌这一形式，从不同的视角对自然的观察、介入和审视，以唤醒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实现人与自然万物的共生共存，最终建构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生态危机频发，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全球变暖、物种消亡、极端气候等无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如何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猴王杯”诗歌大奖赛，举起生态书写大旗，引导诗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着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诗意空间。
　　保持物种的多样性，是保证自然生态安全的首要前提。诗人们在以“猴（猿）”为书写对象的同时，也描写了自然界的其他动植物。天鹅、蝴蝶、鹰、雀、鲸等是诗人们选择的主要描写对象。“傲视山峰和大地”的鹰，是“翱翔这世间的存在”（潘红莉《鹰，我们》），鹰以其孤傲的空中翱翔，为我们拔高了思想的高度，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启示，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雀”的渺小、卑微，带给人以悲悯之情，“它们知道自己不同于鸟/不能行走，只能两脚并行”“树下，一种叫水葵或荇的植物/是它们共同的情人/它的春生秋死和其柔弱，总令它们心碎”（孙思《它们表情如水，宛如我们童年》），不配叫鸟的雀，也是自然生态的一环，即便自身卑微，也心怀悲悯，这就是万物共生的情感基础。还有那从北美迁徙到南美的蝴蝶，微小的生命也能完成“五千公里生命的接力”，这“史诗般的迁徙”最后“燃烧成一首永恒之诗”（李见心《迁徙的蝴蝶》）。这些都是大地的诗意，是诗人站在生态书写的立场，完成的人类之思。
　　当然，诗人们更多关注的，还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与对立冲突。天鹅的洁白美丽成为象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隐喻，诗人李见心在《六只天鹅》一诗里，描写了人与天鹅相处的种种温馨场景，“有人给它们投食/有人给它们用芦苇搭窝/有人轮班守护/像对孩子一样不让它们受到伤害”“它们上演着冬天真实的童话/带给锦州春天般的喜悦/每个人似乎都变成了公主和王子/过着幸福的生活”“锦州的冬天，因为它们不冷/总有一汪汪眼睛般永不结冰的水域/留给他们过冬/让它们在我们的眼睛里迎接春天”。与美好温馨的场景相对照的是人类的凶残和冷漠，冰花在《人啊人》一诗中，描写了自己观看丹麦人杀鲸取乐的场景，“大海边/鲸鱼在自家院子里游玩/却成了文明的丹麦人的猎物/望着一排排鲸鱼被开膛破肚//真想大喊一声  住手/鲸鱼们的鲜血把海水染成一片晚霞/杀鲸取乐的行径让我感到愤怒和脸红/屠夫们施虐后闪着胜利的笑容//我深为是人类的一员而感到耻辱”。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向自然的过度索取，已敲响了生态警钟。淑文在组诗《今夕与未来》中向人类展示了生态灾难的严重后果，“黄花秋海棠，智利檀香，圣赫勒拿橄榄树，马德拉的白蝴蝶/还有黑犀牛，蜜旋木雀，毛里求斯蚺蛇，比利牛斯山羊，以及/加利福尼亚的提可巴鳉，云雾森林里的金蟾蜍/而今，或遭灭门之灾，或正在逃亡的路上”“酸雨逐风，助燃火势，硝烟愈演愈烈/辅佐着智人无节制地开发，克隆，繁衍/抛开小行星撞击的概率，生境，一步步/趋向紧缩，破碎，甚至丧失”“伐倒的树，欠收的香蕉，让红疣猴，小嘴狐猴们销声匿迹/欲望的枪口，频频举起，弹无虚发/我们的近亲也难逃此劫”，诗人最后发出诘问：“我们/还能找回它们吗，我们/还可以找得到我们自己吗？”人与万物本该都是这个世界主人，万物共生共存才是自然之道，然而，因人类的破坏活动打破了这平衡定律。诗人的声嘶力竭，意在唤醒人类自己，实现人与万物的和谐共生。
　　
　　以上简要从想象共同体、现实镜像和生态写作等方面对“猴王杯”诗歌大奖赛前两届获奖新诗作品作了评述。实际上，这些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诗美特征远不止以上所述，诗人们所具有的个人经验和诗意表达构成的丰富性，很难在一篇短文中论述完全。当然，主题征文大赛有着本身的局限性，也是今后“猴王杯”诗歌大奖赛的参赛者们应该注意的。比如，如何超越“主题”，带着镣铐跳出优美的舞姿；又比如，如何实现题材的跨越，在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生态等多重空间中建构诗意、写出精品等，都是诗人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2023年2月18日，于重庆之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