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雷淑叶：“猴王杯”论述之三

古雅、通俗、畅达

　　　　
　　第三届“猴王杯”话语诗歌大奖赛共收旧体诗词近万首，参赛作者三千馀人。参赛者以中国各省、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的诗词爱好者为主体，也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华人。经评委会初评、二评及终评，分别评出了旧体诗词组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佳作奖。
　　操汉语而作汉语诗词，是中华儿女之乐事，参赛者的热情和参赛作品的众多再次验证了华语诗歌旧体诗词的巨大魅力。现综合评委会成员的基本意见，就参赛及获奖作品总体情况等，作一学术性的综论。
　　综合而论，“猴王杯”华语诗词征文应者甚众，分布面广，已经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应征作品虽有参差，但皆是参赛者的用心之作，严肃认真的态度和郑重其事的风格固值得称赏，其中体现出来的艺术追求之真诚，诗思诗性之深郁，语言构思之精妙，更可谓应目不暇，精彩纷呈。优秀的参赛作品总体上呈现出雅不佞古、通而不俗、别致畅达的特征与优势，虽然诗艺参差在所难免，但尺短寸长时或可见，因而总体状况令人满意，其平均水准应不让于相同类型的其他赛事。
　　
　　一、雅不佞古

　　传统体汉语诗暨旧体诗词，体须仍“旧”，意必创“新”。诗词的立意构思与造语措辞，应是时代性体验与传统性审美的融合，单泥古则无当代感兴，只述今则无传统蕴味。两方面处理得当，才能打动读者，才算得上佳作。
　　具体而言，咏物（含题画）诗一方面要刻画物的形貌情态，又须遵守托物喻志、借物抒情的传统，诗中须有当代作者的高雅志向、真情实感或褒贬议论在。结合本届赛事，则要求作品既能精准契合猴的属性和特征，又能不即不离，咏猴而不止于咏猴。在遣词造句、刻画描写和抒情言志或生发议论时，尽量做到既能古雅，又不佞古。同时，诗词自不免使用典故，但须注意不能为用典而用典，为“高雅”而高雅，一味佞古，食古不化，则老生常谈，陈词滥调，成为熟套。此外，作品也应具有一定的兴味和情味。无论古体还是近体，都应具备各自的特征，留有馀韵。
　　举例言之，如特等奖冯健的《题〈雪意图〉》其八：“疏林雪落北风寒，三两猿猱石上盘。谁解人间金手指，就将猴趣作人观。”寥寥数语，既能精准勾勒出徐培晨先生画作中的景色与猴的情态，刻画不可谓不细致；又能巧思妙运，拟猴为人，饶有兴味与趣味；此外第四句还能还略带讽意。第三句用“金手指”喻画家的妙诣，造语不佞古而有新意，也不显得突兀，褒奖之意含而不露。再如马瑞新《题山猴》云：“啸傲林皋原不争，由人富贵到公卿。清风明月无须买，一石横斜任躺平。”起二句将人与猴对比，举重若轻；三句“清风明月”一词虽属常语，但续以第四句的“一石横斜任躺平”的“躺平”，其妙处正与冯健所作相同，将“新名词”与古意境融为一炉而无间然，对前二句的“由人富贵”“啸傲不争”也起到了很好的照应作用。
　　由于赛事已举办到第三届，参赛作品想写出新意，实为难能。从所征集的大量赛稿看，少数参赛者满足于对同题材获奖作品有所借鉴与模仿，因而很难独出机杼。首创为新，模拟因袭，则必然落入下乘，因此，模仿痕迹明显的作品往往很难入选。很多参赛作品的立意及典故和语言也不免互有雷同之处，这尤其表现在有“讽”意的参赛作品上。但也有的作品能在尺幅之中尽腾挪之力。如星汉的《盛夏游黄果树水帘洞戏为孙悟空作》：“长毛裸体水遮羞，石殿清凉胜九秋。纵是洞中权可弄，作人我不羡猕猴。”遭语新警，且能在咏孙悟空上翻案出新。又如张庆辉的《代猴传语人间》云：“生来即秉自由心，不耐人间万虑侵。进化途中容揖别，要留清啸在山林。”其中“自由”“进化”与“清啸”“山林”也属古今融合无间，立意上是对“自由心”“山林趣”的向往，而借猴口道出，反映了诗人人世间百忧万虑的苦闷。张庆辉的《过白马雪山偶遇滇金丝猴》云：“白眉蓝鼻衬唇红，孤坐松巅犯雪风。欲近精灵终不允，一声寒唳返云中。”《咏耍猴人鞭下之猴》又云：“枉戴金冠任遣之，人间乞食失威仪。夜来倦卧星空下，可忆天宫大闹时。”一胜在形貌情态及声音的刻画上，可谓栩栩如生；一胜在借“今昔”的对比，写出鞭下之猴的感叹，又可谓如见其猴，如闻其声。——个中也都有作者的感叹在，非泛泛而咏，这就是真情实感的重要。以上这些作品都既有雅意，又不过分泥古，很好地将时代性体验与传统的审美相融合，写出了当代人自己的情绪感兴，故而每得推为佳作。
　　除了正面咏猴之外，有部分作品能结合生活和思绪的实际，从寻常的细节中捕捉情味，这类作品中较为突出的是较为突出的是李琼的几首。李琼《夜猿》云：“几度山川易地形，故园已失影伶仃。从今清夜啼还啸，只在唐诗句里听。”虽然没有具体描写猴，但一句“只在唐诗句里听”十分巧妙地捕捉住大多数人的思绪，整首诗有情有味，还很有淡雅的书卷气息，使得评委亦是读者吟咏再三。又如其七律《猿与人》云：“蛮荒原是一家亲，造化殊同各有因。林暗每惊迁客梦，智低长葆稚童真。未薰烟火难行世，偶得衣冠始做人。久别终教言语隔，空听宛转夜嘶频。”相对很多参赛七律作品的浅白直露，这首七律胜在语言情绪的不疾不徐，大得七律之体，末句同样使用了声音描写，馀韵悠然。李琼的另一首五言绝句《题〈捞月图〉》云：“清光在水深，直去极搜寻。澹澹空无物，惟余月挂心。”也能独处巧思，不对猴子水中捞月作任何评价，直勾勒景象，达到空灵唯美，很有禅境。再如喻仲翔的《感猴》：“山林凭啸聚，打闹树间飞。拥抱云霞醉，留连桃李肥。水中捞皓月，心里满光辉。揖别情犹在，相逢牵客衣。”其尾联写猴人相别，情深款款，未免有点“夸张”，但写出了少数猴子的“萌态”，将作者的不舍之情投射到了猴身上，也在情味上出新取胜。
　　上文例举李琼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参赛作品，也不能完全粘滞于“咏物”“题画”，要能融入自我的情绪，使作者读出其间的感情，才能被打动。也就是说，即使是参赛诗，首先是诗，必须符合诗的标准，其次才谈得上“赛”。这或许是广大诗词爱好者在下届或其他诗词赛时所应留心的地方。
　　从立意上讲，参赛作品也有不少翻案出新的地方。例如朱永礼《咏猴四首》其一:“古树虬枝百尺楼，青峰翠谷恣天游。平生只恨知音少，尽把欢啼当作愁。”一反古人将猿啼视作愁的成见，认为其啼乃是“欢啼”，颇见新意。李振伟《无题二首》之一：“冯唐易老广难封，自古人间歧路重。莫若山林猴率性，花明月暗两从容。”则从人间歧路着笔，对比以猴在山林中无论花明还是月暗都过得从容，也颇见感慨。又如罗永珩《咏猴》云：“但爱山川养性灵，林泉相守每忘形。世人未解存真趣，歌啸偏教掩泪听。”与朱永礼之作同一机杼，其第三四句转折收束很是自如。
　　此外，能在不佞古的前提下，发语典雅，感慨沉郁的作品，也为数不少。例如钟秀华《咏猴》：“灵巧乖张负盛名，已开神智不嗟惊。能安楚苑千弓发，敢赴西天万里行。臣仕寒窗怀旧梦，蛟龙夜雨叹潆泓。原知阮籍难酬愿，只向高台作啸声。”将猿猴的啸啼比作阮籍的的清啸，既饶典赡，又别具一裁。又如王孝峰《听猴》：“神女云消醒在禺，楚王宫外月棱孤。峡中次第听声起，淹灭悲秋宋大夫。”则结合三峡与楚国、楚王、宋玉来写，典雅而不陈腐，也属难能。
　　尚有一些作者采用了五言排律的形式。如王洪所《咏猿》：“禽戏能除疾，名星示变灾。啸林君子性，折箭邓公哀。悲入诗文赋，喜闻兰竹梅。采华供妙法，啼月发机才。过树旋锋草，放姿墨色开。玄黄化寓意，牡牝实难猜。越女阴阳剑，袁公本末来。西人进化论，言是祖宗胚。三变初民已，亿年百姓哉。市尘久不见，嗟叹起徘徊。”对仗一丝不苟，用典隶事，尤见学养，结数联附以作者的嗟叹，能做到擒纵有度，是允称“合作”的。
　　要之，历届参赛作品都不乏佳作，而佳作往往都能满足“典雅而不佞古”的原则，既能写出作者的时代体验，又符合传统审美，在“新”和“雅”上做到了较好的统一。

　　二、通而不俗
　　
　　中国诗歌自有声律以来，雅俗之争便不绝于耳。世人往往追捧雅韵，而轻视俗调。白居易的“老妪能解”，柳永的“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皆一时称俗，不登大雅之堂。尽管白诗柳词备受广大民众欢迎，却至今仍难免高雅者讥之以“俗”的桂冠。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如白诗柳词往往被目为“俗”，但其作品却具有超越时空至今传唱之恒久生命力，在当世亦有“童子解吟”“胡儿能歌”之盛况，能使“歌妓身价倍增”之誉。
　　可见，白诗柳词的生命力，不在其俗，在于能解人意，并便于传播。诗歌的明白通畅与雅致精工乃诗之两面。并非明白晓畅便易得，雅致精工便高出一侪。王安石有言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通而不俗”，是更难得的艺术精品，一如“清水出芙蓉”般的自然，而非鄙俗之俗。
　　今人写作传统体汉语诗，最难之境不是雅致精工，而是雅俗共赏。要通而不俗，非古奥生硬；有浩然正气，非娱时谀世；能抒我性灵，非凑字强句。如此，方为佳作，方能不失传统意韵，并且传递时代精神。那么，在题材选择、语言表达、叙事与抒情方式及化用前人诗句上则须独一番匠心，且有真性情方能达此臻境。
　　第三届“猴王杯”华语诗歌大奖赛旧体诗中便不乏优秀佳作。特等奖获得者冯健之《猿猴有题》，作为一首咏画诗，呈现出典雅通达，兼具传统古典性与现代性的艺术性。如“松上白猿知我意，频扬残雪试春风”（《黄山白猿图》），明白晓畅，刻画了黄山初春之白猿与白雪相映成趣，白猿之精灵与飞雪之奇妙融为一体。但诗句却通而不俗，化自韩愈诗句“知汝远来应有意”及“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而全无痕迹。可谓得传统体汉语诗之精髓，又极具现代性。“大千识得林中趣，半作神仙半作人”（《云泉结伴图》），化自元稹“半缘修道半缘君”，兼具人性的通脱豁达及趣味性。
　　叶燮在《原诗》中提出：“大约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现代诗人学者，在古典诗文与艺术的熏陶中可获得丰富的才能与丰厚的学养，但胆、识、力的培养，却需要更高的智慧和勇气。马瑞新之《题山猴》二首及《山中偶遇野猴感吟》除了“通而不俗”之外则更显示出胆、识与力的智慧和勇气。“清风明月无须买，一石横斜任躺平”，“但能破得心中贼，丰向青山作主人”与“贪得青山风月好，懒听千古说封侯”等，直如口语，通脱顺遂。但正如“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明白晓畅的语言之下，所涌动的是一颗豁达傲岸而不俗的心灵。一如李白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苏轼之“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乃“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潇洒不失骄傲。只是“一石横斜任躺平”虽颇有“一蓑烟雨任平生”之通畅流宕，但也因“躺平”之滥用而有失近俗之嫌。星汉之“纵是洞中权可弄，作人我不羡猕猴”（《 盛夏游黄果树水帘洞，戏为孙悟空作》），李亚夫之“修行若至千秋后，再领沙弥拜圣贤”（《修道》），亦颇见识与力，“通而不俗”的文字背后是更深的人生体悟。
　　诗歌在“通而不俗”之语言功力外，还需有对现实的关怀与悲悯之内在深情。白居易诗歌亦自嘲“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自吟拙什,因有所怀》），但白居易原本写诗的目的亦“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乃是“惟歌生民病”。有此现实的关怀与悲悯之情才能有“不惧权豪怒，亦任亲友讥”之豪情。所有的恳切和殷切皆因其有一颗关心现实之拳拳赤子之心。二等奖获得者张庆辉之诗歌亦颇具现实精神与悲悯情怀。如“生来即秉自由心，不耐人间万虑侵”（《代猴传语人间》），“枉戴金冠任遣之，人间乞食失威仪”（《 咏耍猴人鞭下之猴》）。语言通畅流利，情感沉重悲伤，直贯今古，不落俗套。二等奖获得者朱永礼之“岭后山前任浪踪，身轻进退自从容。冲天一啸林间过，撞破烟云十万重。”（《咏猴》），亦在语言的通畅流利中，自有一种沉挚不屈的现实关怀。二等奖获得者李子凡之“逍遥一世人皆妒，日月无关似上仙。”（《 悟徐培晨之猴心》），李振伟之“冯唐易老广难封，自古人间歧路重。”（《无题》）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关怀现实与悲悯之情为诗歌注入华丽的文字、精致的形式所不能抵达的生机与力量。
　　诗歌除了有现实的关怀外，还需要有“真”与“情”。李贽与袁宏道皆主张作诗要有“童心”“真心”，要“绝假还真”。当然，中国诗歌讲求真实与性情，自古亦然。《诗大序》即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强调真情受外物触动形诸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刘勰《文心雕龙》“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亦强调“情”乃诗歌之根基；白居易《与元九书》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首当其冲者亦是“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袁宏道更是对贵古贱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者？……诗之奇之妙之工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与丘长孺》）总之，能于现实的处境中，心因物、景、情、境而动，发言为诗，便首先具备了“真”与“情”的要素，能再佐以适当的抒情叙事手法，化古为今，就更加更上一层了。
　　获奖作品中不乏能于诗歌中注入真情，描写真境者。如屈军之“回首烟尘桑梓地，人间尽是火烧成。”（《老猿吟》），“苍猴守听千秋月，不使青山老屋空。”（《留守猴》），亦人亦猴；温蒂之“日同摩诘观云起，夜与谁人共月明。”（《人猿情未了》），孤寂幽独；梁新荣之“拍遍栏杆声转寂，塘清水冷最堪怜。”（《过香港石梨贝水塘见猴群觅食》），凄冷入骨；肖俊城之“杀鸡纵可收惩效，戴帽焉能掩兽肩”（《说猴》），一语双关；向艳之“此中自有林泉趣，不辨猴王与帝王。”（《<雍正行乐图>之戏猴》），别有一番真意，姜美玲之“平生但使心无绊，懒向山中称大王”（《山猴》）与此意趣相似；姜美玲之“自由无价蒙天赐，何必低眉求一钱”（《野猴》）与张庆辉之“枉戴金冠任遣之，人间乞食失威仪”（《咏耍猴人鞭下之猴》）有隔空传音之妙会；丁金波之“天真也学娇娃样，摘朵花儿鬓上簪”（《灵猿吟》），笑中带泪；杨杨之“此间识尽丹青趣，不爱封侯爱画猴”(《赠国画大家徐培晨》)，化自“不爱江山爱美人”，在朗朗音节中，自有一番铿锵；陈祥康之“心事茫茫无可诉，啼成巫峡断肠声”（《咏猿》），让人思接千里，“上穷碧落下黄泉”“猿啼三声泪沾裳”，可谓是融古今于一炉，晓畅明白而不流俗。
　　总而言之，诗歌能于当下唱出时代的壮歌，满怀对现实的关注与悲悯之情，再佐之以恰当的抒情、叙事、造理，融挫古今于笔下，古而不泥，通而不俗，当不失为既有传统意韵亦具现代精神之佳作。
　　
　　三、别致畅达

　　传统汉语诗歌应在时代性体验与传统行审美的意义上进行富有创意的融合，如果仅仅是泥古甚至是佞古，不仅失去了时代新创的机会和价值，而且也是自蹈绝境，自寻死地。试想，泱泱大国，千载诗传，古人旧吟，每臻绝境，当代人贸然进入，欲与前人试比古，怎么可能有前途，有出路？何况，我们的诗词文化应该呈发展状态，当代诗词应该表现当代人的感兴、经验、情愫，回归古人不仅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虽然选择走旧诗理路，必然取法于古圣风雅，但诗词创作还是要以新创为主，这便是雅不泥古的意思。
　　诗词，即便是流于民间歌谣风格，既诉诸于诗格词调，必在语言表述、文字体格、文学风格方面通向雅驯别致，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引起阅读与传诵的热情，从而成为一定时代和一定空域的共同文本，成为社会文化的一种记忆标志。一定的理论语境常常会对通俗化、大众化予以充分的鼓励，这在文化运作意义上来说是必要的，但考察文学文化的历史考察，可以清晰地知道，包括民歌体诗歌在内的创作文本，如果没有构思与表达上的雅驯别致，不能体现一种在审美意义上的向上的力量，就可能失去超越一定的情境、时空而被欣赏，被接受进而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流传的条件。因此，即便是完全投向民歌民谣体的诗词创作，也须能调动人们的审美感兴，在构思的巧妙，表达的顺畅等方面足以引起人们较浓厚的兴趣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鸣与欣赏，这便是“通而不俗”的理路。
　　至于那种在题材的选择和精神的锤炼上，在思想理念的营构上，在情致表达的取法上并不以通俗化、大众化的预设为前提的诗词创作，就更需调动读者的新颖甚至神奇的艺术感兴，激发读者相应的情感呼应和思绪意趣，并能够在雅驯的格调和畅达的风致方面体现自身的价值和魅力。在这个意义上，诗词创作需要以新颖别致、畅意慷达为引领，在不出格、不毁格，不泥古、不媚俗的基础上抵达当代诗思、文思充满锐意和睿意的表达。
　　当然不能以这样的艺术标高要求“猴王杯”的参赛作品，但不排除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艺术视角对参赛作品进行总体的学术分析。
　　“猴王杯”华语诗词大奖赛是当代汉语诗词创作中的一项引人注目的赛事，是富有创造性并具有独特性的文化运作，大奖赛的一般情形，包括投稿作品的创作实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汉语诗词创作的基本情状。
　　作为主题明确且规定题材的诗歌比赛，选题不够活跃，创作思路相对狭窄的情形难以避免，但从这三届比赛的参赛作品总体情况分析，作品选题的拘谨、创作思路的拘泥，以及创作表现的拘束，仍然是这项赛事旧体诗词参赛作品较为突出的缺憾。大概76%的参赛作品以动物猴为表现对象，另约有12%的参赛作品以形象猴（如孙悟空形象）为歌咏对象，还有7%的作品以徐培晨先生画猴以及相应的猴题材作品为礼赞对象，绝大多数作品不离猴话、猴事、猴趣、猴作。其实，大奖赛的章程明确宣示，可以“猴题”以外的动物题材创作参赛，组织者的原意就是想在坚持“猴王杯”特色的基础上尽可能拓宽写作素材，尽可能涵容丰富生动的动物题材的歌吟。看来这样的期待效果不彰。参赛作品选题聚焦集中，但同时表现的题材面相对狭窄，从总体上说大奖赛的丰富性与它较为密集的参与度并不十分相称。
　　更主要的是，选题的拘谨与诗思的拘泥紧密相连，大家在“猴题”方面所选择的诗歌主题往往都倾向于集中，不外乎表现猴与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近亲”关系，重叙猴子井底捞月的故事，重新阐释美猴王大闹天宫或嬉戏花果山的故事，有的会表现“猴戏”的热闹与猴戏红尘的凄凉等等，这样的猴题虽然生动，但根本谈不上丰富，更谈不上别致，往往趋于雷同。题材相近，诗思相近，就给人以雷同之感。这时候，别开生面的构想，别具一格的诗思，别出心裁的表现，往往更能体现出别具匠心的魅力。由此可以想到第一届荣获特等奖的钟振振的作品：“寒食轻烟散不收，生存华屋死荒丘。山林别有天真在，毕竟五猴胜五侯！” 非常别致地歌咏“山林”之中猴子的“别有天真”，将这动物界“天真”的“五猴”与历史上机关算尽而位列公卿的五侯进行了有趣的对比，具有较为深刻的文化批判性，而这样的文化批判性意蕴通过“寒食轻烟散不收”等富有灵性的诗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地体现出诗词的思想深度和审美魅力。
　　汉语旧体诗词的积累可谓汗牛充栋，而今旧体诗词的爱好者和创作者又可谓芸芸千万，于是，如何能在厚重的积层中破土而出，就需看作品从构思到表述上的别致性。没有任何别致性追求和特色的作品势必泯然众声。于是，为人瞩目然后为人称道，甚至能够达到为人记诵的诗词作品，必然出自于那些表达精神气象别具一格，诗歌意象设计和构思方面别出心裁，诗歌表现和语言表达方面别有匠心的诗人和词人。
　　诗性表达的别具匠心是一个值得引起更多思考的命题。许多参赛诗作也试图另辟蹊径，将作者自己领悟和体验的精神、诗思富有个性地诉诸诗歌表达，但那样的表达往往过于“陌生化”，让读者多方面体悟才能有所意会，有时甚至终将难以意会，这样的别致往往以奇崛甚至诡谲的方式呈现，令人不免佶屈聱牙之感。这样的现象只要在作品的某个部位出现一次，都会从整体上影响作品的评价和接受。尽管传统诗歌史上并不缺少以奇崛甚至诡谲的表现赢得历史和读者的例子，但并不适合今天的接受群体。古代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往往体现不同的风格，对诗词这样的文化载体也有不同的要求。如果在崇尚古奥的文化气氛中创作和欣赏诗歌，它的文风的奇崛甚至诡谲可能会被当作一种优势。但今天的文化不会鼓励更不会形成这样的气氛，因而我们的诗词创作必须以畅达的语言表现和承载别致的意蕴，离开了表现的顺畅与慷达，再好的诗思都可能遭致淹没。
　　伟大的中华诗史实际上在更多的时候都会阐明诗歌表现的顺畅慷达之重要，有时候其重要性超过对诗词格律规范的遵循。古代许多伟大的诗篇常常以轻微的超规甚或者出格作为代价，以维护和实践诗思表达的顺畅慷达。“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从规格方面看，有重字之累（“山”），有泥韵之嫌（四句全都押韵），但整首诗每一句都非常顺畅，而且表达的语词意蕴非常宽绰，从无拘谨之感，因而显出一种“慷达”的宽裕与从容，这就是所谓的“慷达”。顺畅而慷达，是诗词语言之美的佳境。
　　旧体诗词的创作和评论，仍然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需要大家的参与，需要更多更成功更有效的实践。以上这些是我们作为参与者的一点体会，是我们欣赏和阅读旧体诗词参赛作品的粗浅心得，期与大家作诚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