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血液中流淌着诗歌的因子

　　吉狄马加：彝族，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著有诗集《鹰翅与太阳》《火焰与词语》《我，雪豹……》《吉狄马加的诗》《大河》（多语种长诗）等。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诗集）奖、郭沫若文学奖荣誉奖、庄重文文学奖、肖洛霍夫文学纪念奖、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等奖项。曾创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及成都国际诗歌周等。
　　
　　2023年12月29日，吉狄马加“内在秩序与书写自由：吉狄马加诗歌书法作品展”在济南举办。自20世纪80年代踏入诗坛，吉狄马加一直以诗歌为志业。而这次，吉狄马加更多是以书法家的身份与大众见面。
　　逗留济南期间，吉狄马加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身着鸡心领毛衣，具有磁铁一般吸引人的纯质嗓音。这位诗人敏锐地审视着这个世界，像儿童一样感受，像青年一样爱恋，勇敢而自由地分享。
　　谈及为什么以“内在秩序与书写自由”来命名这次诗歌书法展？吉狄马加回答，“书法一定来源于秩序，你逃不脱汉字的结构和线条，而它所要表现的却是心灵的自由律动。” 　　记者：您文事之余痴于笔墨很多年，此次在济南展出的信札、扇面、楹联、斗方、题诗、长卷等系列作品全部是原创，能否谈谈痴迷于书法创作的缘起？
　　吉狄马加：书法是中国的传统艺术，“笔墨”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追求。写字之初我便有这样一个认识，书法是一种抒情写意的艺术，能够展示出中国人的审美观。与外国朋友谈及中国艺术时，我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书法实际是要高于绘画的，书法的线条以及从笔墨中体现出来的东方精神，既是具象也是抽象的。
　　少年时，我偶然受一位中学老师的影响，逐渐开始喜欢上书法。那位老师是名南下干部，他先是参加了刘邓大军，后来到了四川凉山。中学期间，我一直向他学习书法。
　　与中国历代书法传统一脉相承，我在初学书法时，颜真卿的颜体是启蒙范本的首选，接着学柳体的字法结构，后来主要集中于对碑帖的学习。而后，逐渐学习历代经典作家的书法作品。近现代的书法家如康有为、于右任、林散之、谢无量等对我影响很大，僧人书法家如担当和尚、弘一法师、怀素等人也对我影响颇深。概括说来，就是对大量汉碑的临摹，对古代典籍有关书法论述的体悟，对僧人中书画智者精神的探寻，对八大山人、康有为、弘一法师、林散之、谢无量等人的致敬。从艺术发生学的原理上说，和李白、苏轼、文徵明、于右任、林散之等大家有着诗书相互激发、相得益彰的共同特点。
　　总而言之，书法艺术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书法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活，还是一种精神的表达。
　　学习书法多年，我最大的体会是：自然既是人生境界，也是艺术境界，亦是书法的本质。书法同样是东方传统哲学思想的艺术再现，更是一种充满精神享受的艺术活动。
　　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以为书写就是一种倾诉。很多时候，练书法要洞悉自己的心境，唯有面对自己的内心，才有可能深刻地理解内心。归根结底，书法关乎个人修养。我个人理解，真正的书法家能够在书法作品中完整地体现自己在艺术上的审美追求。
　　如果一个人的书法纯粹停留在追求技术层面的极致，姑且可以称他为匠人而不是书法家。当今中国书坛写字的匠人到处都是，但真正能理解书法的人却少得可怜。书法永远写的是一种综合的修养、一种形而上的境界、一种不可重复的创造。
　　每每提起笔又放下，我书法中所写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文学作品，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有机统一，书写我自己的句子表达起来可能会更自然。
　　中国传统文人的书法经典，往往写的都是自己的文章和诗词。比如苏东坡的《寒食帖》，其内容关乎他的人生之叹，作品历经时间淘洗后成为经典之作。
　　此次展览的书法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我个人书写的对联、诗歌、信札等，它们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我对书法的个人理解。我曾恍然悟出：无论是写诗歌还是写书法都是一种情感和精神需求。我希冀通过书法艺术，与公众或者书法爱好者实现精神上的沟通。之所以做这次诗歌书法作品展，是因为我想通过书法寻觅到一些知音，与他们在欣赏书法过程中找到共鸣。
　　“我的血液中流淌着诗歌的因子”
　　记者：彝族有很多长诗传世，《阿诗玛》《阿依阿芝》《妈妈的女儿》《朱尼阿依》等，您的诗歌创作是如何扎根彝族诗歌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突破和创新的？
　　吉狄马加：在彝族漫长的历史中，不论是表达哲学思想还是记录日常生活，都习惯用诗歌的形式，所以这个民族流传下来的古老的典籍、史诗、历史传说等大多都是以诗歌的方式记录下来的。
　　中国有56个民族，彝族是为数不多的具有本民族语言的民族之一，难能可贵的是彝文还是一种与汉字同源的古老文字。《勒俄特依》《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被称作彝族四大史诗，像这样的英雄史诗和创世史诗，彝族还有很多。不仅如此，彝族还有很多抒情长诗，其数量之众，世界罕见。此外，该民族还有诸多以诗歌形式写成的哲学典籍，诸如《宇宙人文论》《宇宙生化论》等。
　　在婚丧嫁娶等各式场合，彝族人大多以诗歌的方式或者诗化的语言进行对话、交流和赛辩斗智，所以当地的民间口头文学资源也十分丰富，他们还有一种名为“克智”的诗歌形式，即通过吟诵的方式来进行对答。
　　可以说，彝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有人形容彝族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在诗歌方面极具天赋，富有诗歌创作的才华和激情。
　　故乡是我写作的血脉，从童年到少年时代，诗歌对我个人的成长影响很大。我整日里在彝族浓厚的诗歌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诗歌浸润了我的灵魂和思想，弥漫在我的意识深处。我的血液中流淌着诗歌的因子，诗歌早已浸透于我的血脉。凡是阅读过本人诗歌的人，相信能感受到彝族文化和诗歌对我的深刻影响。
　　诗人布罗茨基认为，诗人是文明的孩子。诗人的成长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我除了受彝族的诗歌传统影响之外，还受到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等古代诗人及郭沫若、艾青、戴望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双重影响。
　　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
　　记者：您曾说“我相信这样一个信仰：生命经历决定诗人的心路历程和价值体系，一个诗人的生命观来源于他的人生经历。”一个作家的童年生活，决定了其一生创作的基调。能谈谈有关您的成长经历、阅读史和诗学理念吗？
　　吉狄马加：任何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充满根基的。
　　故事从出生地和日常生活里生长出来。虽然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是故乡的文化与风物会塑造诗人的心理结构和心灵世界。
　　在多重文化语境下成长，让我拥有了一种参照体系，让我能够从不同角度去认识生命、社会和人生。文化为我提供观看世界的角度，我从小生活在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受彝文化和汉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多重文化影响，有些评论家认为我是双母语诗人。游走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之间，有时可能存在一些文化冲突，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文化包容。
　　我在不同的创作阶段曾有过不少新诗歌的创造，个人认为，这来源于多种文化交融所产生的化学变化。
　　读高中时，我开始写诗。1978年，我考入西南民族学院，1979年开始在《星星》诗刊上陆续发表诗歌。
　　23岁，我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该奖即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前身。后来，诗集《初恋的歌》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1985—1986)新诗(诗集)奖——这一奖项后来演变为鲁迅文学奖，当时我年仅25岁，和诗人绿原、北岛等一同获奖。
　　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若不了解一个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成长经历，很难明了诗人的创作意图并透彻地分析其作品。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一个诗人的诗歌天赋固然重要，但也与诗人所处的时代紧密关联。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一脚踏入了诗坛。当时正是中国诗歌十分繁荣的一个阶段，很多老诗人重新回到诗坛，例如艾青、冯至、卞之琳、牛汉、绿原、曾卓、公刘等，还有一部分是年轻的北岛、芒克、顾城等人。
　　从内宇宙而言，一个诗人从内心和灵魂往上看是无限的苍穹和浩瀚的世界，他永远在写自己所感受到的东西，然后将这种感受、情感和思想通过诗歌表达出来。
　　言有尽而意无穷，随着人生经历变化，一个人在若干年之后再去解读一首诗歌，在不同时间段会有不少新的体会。
　　从接受美学角度亦是如此，也许有人年轻的时候喜欢李白的诗歌，年老之后却喜欢杜甫的诗歌。没有人生沉浮坎坷沧桑、生离死别、苦辣酸甜等阅历作支撑，一个人可能很难读懂杜甫诗歌中的深意，当能够读懂的时候，可能年龄已经大了，两鬓斑白。
　　从地域性民族书写到国际视野书写
　　记者：二十多岁时，您便获得了国家级诗歌的最高荣誉，这在同龄的作家中是罕见的。之后，您很快成为受到国内外认可的作家。能否谈谈您诗歌创作观念的发展历程？您的诗歌在彝民族中被广泛传唱，如何看待别人的评价？
　　吉狄马加：很多学者将我年少时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且对它们有较高的评价。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我成长在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转折时期。此前，很多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大多延续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传统，而我们这一批诗人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文化实践，在诗歌创作中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反思。
　　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曾编纂过一个三卷本的《吉狄马加诗歌研究》，收录了绿原、孙玉石、谢冕、流沙河、白桦、晓雪、孙静轩等重要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的文章。
　　作为一个思索型和社会型的写作者，对外开放开阔了我的视野。我开始阅读到世界上很多不同民族诗人的诗歌作品，沉迷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不同文化也为我认识自身的民族文化带来启发和参照。
　　另外，以往被忽视的族群元素重新唤起内心对本民族的深厚情感，我开始重新发现周边的森林、群山、河流、动物、植物和同胞，听到了大自然发出的最美的声音，开始了一种文化意识的书写。
　　我的转变更多地来源于内心的聚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很多诗歌选集都选取首部诗集《自画像》中的作品，那些诗歌书写的是一种文化觉醒的过程。我在诗歌中运用现代意识重新审视本民族的古老传统，试图唤醒本民族的情感和意识。
　　阅读外国文学无疑为我打开一扇真正通向世界的窗口，这种借鉴和文化上的受益也影响了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优秀文学的价值判断。
　　我大概是国内少数民族诗人中最早受外国诗歌影响的诗人之一，拉丁美洲诗人聂鲁达，非洲诗人桑戈尔，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麦凯等被我视作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这些生活在亚文化地带的诗人和作家能影响世界？他们是怎么写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写？”我被外在的力量和内心的希冀推动着迈向探索的道路。
　　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为我探究民族历史、神话传说带来启示。早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几部在中国被翻译出版的作品就深深触动了我。我与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经常讨论拉丁美洲文学带给彼此的新鲜感受，为这些作品能够超越地域局限，具有更广阔的人类视野而震撼。
　　在这里可以谈到一个人——桑戈尔，他曾担任过塞内加尔总统，1984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该学院历史上第一位黑人院士。他曾提出重新认识黑人的文化的观点，使非洲人找到了种族自尊，这都曾对我产生深刻影响。我认为，今天他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诗人。
　　经常有人问，为什么在你的手上催生了青海湖诗歌节，并让这个诗歌节成为全世界七大国际诗歌节之一呢？
　　我的回答是，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有机会或者说有能力做出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个人作用当然重要，但终究还是有限的，这是时代和历史的选择，是许许多多的人直接和间接的支持。
　　作为一个彝族诗人，我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我当然看重我的同胞对本人作品的认可，这比任何褒奖都重要，另外，我同样关注不同国家读者对本人诗歌作出的评价，从他们那里我能感受到人类通过诗歌获得的美好、理解和友善。
　　“为他的祖国和世界制造桥梁的人”
　　记者：您的诗歌已被翻译成近40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了100余种版本的翻译诗文集。请谈谈现当代诗歌海外传播情况，以及您对中国当代诗歌“走出去”的一些看法？
　　吉狄马加：中国是诗的国度，国际诗歌节能够在中国应运而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
　　我之所以致力于在中国推动举办国际诗歌节活动，是因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步是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同时还要让外国的诗人走进来，让他们深度地了解中国。
　　诗人大多内心充盈，很敏感，眼光也独到。我接触到的大部分诗人来过中国之后，深深感动于中国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更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诗人宛如时代的温度计，或许很早就能感受到时代发展中很独特的东西。真正的诗人在待人接物方面都充满了友善，全世界的诗人都很坦率、真实，有对事物的独立的立场和看法，不可能人云亦云。他们真正来到中国之后，都会把自己眼中的中国通过诗歌的形式呈现给世界。
　　诗人善良、美好，追求和平正义，我非常有幸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结识过这个世界上很多诗人，并与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
　　这些年我在中国不遗余力地推动国际诗歌交流和对话，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后来历史的书写者定会有公允的评价。
　　尽管付出诸多努力，也要占用很多写作时间，但是生活在诗歌文化如此源远流长的泱泱大国，我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份责任和使命。另外，今日之中国已经深入地融入国际，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很多方面都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文化为什么不能成为其中的重要一极？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诗歌版图中很活跃的板块？
　　现实证明，中国诗歌毫无疑问是世界诗歌版图不可或缺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我们这一代诗人要比艾青等诗人更幸运，因为我们见证并参与了诗歌界双向深度交流时代的全面到来，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