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需要一份“伪诗榜”

　　文化部于2015年8月10日在北京公布了“网络音乐产品黑名单”，120首网络歌曲被禁，一些含有低俗、饶舌、发泄不良情绪、脏话连篇、下半身、淫秽等内容的歌曲都被下线、禁播、禁演，此事在音乐圈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引发热议。“黑名单”中不乏名人作品，如张震岳、许嵩、黄立行等人的曲目都名列其中，这是对某些音乐人近年来在创作中产生的低俗化、媚俗化倾向的纠正。 
　　反观诗歌界，笔者认为中国新诗也需要一份相应的名单，比如“伪诗榜”。毋庸讳言，当下一些媒体尤其是网络空间中，大量粗俗不堪、平庸至极的伪诗却被奉为经典，许多追随者争相模仿，严重扰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和艺术标准，误导了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以至评论家谢冕曾不无痛心地感叹：“新诗正在离我们远去”。 
　　放眼望去，中国新诗存在太多低俗、恶俗、粗俗之作。有“诗人”大言不惭地高喊“我们就是要低俗”，宣称以低俗的极端方式“要颠覆传统，要颠覆崇高，要颠覆英雄，甚至于要颠覆美，颠覆语言”（此为诗人屠岸对低俗诗歌的批判），直至颠覆诗歌本身。在这些“诗人”笔下，诗彻底解构了诗之为诗的内涵诉求，一再践踏伦理、道德、人性的底线，低俗叙事、流氓叙事、脏话叙事、恶叙事、肉身叙事、快感叙事、欲望书写、下半身书写等充斥诗坛，如《在深夜，我梦见了欲望》《校园记忆》《我红起来》《爱情故事》《挑逗》《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让我堕落》《一把好乳》《爱与做爱》《做爱与失语症》《做爱的失语症》《挂牌女郎》《遗传》《肉体》《压死在床上》《奸情败露》《每天，我们面对便池》等诗内容上充满色情，语言粗鄙下流，完全没有任何诗歌艺术含量，却被无数读者和初学者争相模仿甚至顶礼膜拜，难怪有评论家曾痛心疾首地呼吁“诗人穿上裤子，请不要随地吐痰”。诗本来是“文学中之文学”，是言志、抒情，传达心灵最深处的声音的载体，是安顿灵魂的栖息地，但如此粗俗、低贱、淫秽、下流的“诗”如何安顿灵魂？中国新诗“伪诗榜”真是当务之急。 
　　此外，中国新诗存在太多“庸诗”。2006年和2007年曾有一些高校学者经过认真评选，评出“庸诗榜”，每年十首，但可能由于“庸诗榜”源于高校自发行为，被认为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遭到不少诗人反对、抗议，因而只揭榜两次便没有了下文。从上世纪90年代诗歌界盛行个人化写作以来，诗人们便热衷于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不经过任何加工、提炼便照搬进诗行，解构了所有诗歌艺术和审美标准，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啸天体、口水诗等各种“伪诗”大行其道。这些诗语言上如自来水，拧开水龙头就流出来，毫不讲究诗歌艺术，完全没有深度、意义、内涵，完全消解了诗之为诗的最基本的特征，从“毫无疑问/我烙的馅饼/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一个人到田纳西》）、“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到“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对白云的赞美》）如此诗歌，仿佛小学生初学造句时的练习题，如何称其为诗？评论家何言宏曾分析道：“这些口水诗虽然你多读几遍，也能读出一点味道，但这已经完全没有了诗的美感。”然而，在当下无奇不有的诗歌界，这些“诗”的主人们却还以“某诗歌流派代表”、“诗歌前辈”、“诗歌教父”、“诗歌先锋”等自居，引领一拨又一拨跟随者。 
　　因此，急需权威的文学研究机构、刊物和真正懂诗歌的研究者、诗人们联袂制定一份“伪诗榜”，不但列出当下的劣质诗歌，而且说清楚这些诗歌劣质的原因为何，这样放任自流可能产生哪些危害，最终厘清这些扰乱诗歌审美秩序的伪诗、文字垃圾，以正视听，为后人反观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一份负责任的历史文献。(罗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