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介入性”与诗歌“海绵体”
杜甫对庶民、黎元、百姓的体恤体现了所谓的人民性，用现代话语说，含纳了诸如忧患意识、悲悯意识、正义感、同情心、人性关怀等等。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介入性”，转换为当下话语，不外是关心民瘼、心系草根、为民请愿、呼唤公理。我们不能苛求他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承传的是那个巨大文化符号下的诗歌精神与诗歌品质。
杜甫的文化遗产还有两个亮点，一是无论在内心的自我挖掘还是在反映客观现实，都达到空前丰富的程度，二是在个人伦理情操上诗品与人品也达到高度统一。
不幸的是，2012年三月底，网上疯搞杜甫，多数人反感。但只要换个角度解读，我们就能够从中体会到其人民性、介入性在当下的巧妙“利用”，某种程度是一种“借尸还魂”，这种带有现代调侃的“还魂”：杜甫很忙——忙于拆迁土地、忙于矿难处理、忙于抑制物价……杜甫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救火”行动，充分反映了在他身上寄托的民众意愿。这种历史的、反讽性回响，恰恰证明所谓的人民性、介入性（或干预性）非但不过时，而且“长生不老”。
以现代的眼光打量，介入性所体现的诗歌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大抵涉及四个层面：历史、时代、社会和日常生活。诗歌与公共性的状态保持着一种张力。通常情况下，当时代的强音席卷一切，诗歌作为人类义不容辞的战鼓、号角首当其冲，不可阻挡；当社会的动荡、变革上升为主潮和人心向背，诗歌不可能流连于花前月下而不变身为旗帜、炸弹；现实的巨大苦难、灾难，需要寻求精神助力，诗歌作为神 的宣喻、疗救与慰藉，当仁不让；而一旦日常生活覆盖大部分领域，诗歌关注自我心灵的秘密颤动，也成了无可厚非的常识。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更多间接的、隐匿性的介入方式。它们倚重美学，淡化赤裸的意识形态，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梁小斌曾讲过一段话，大意是：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句话当年引起极大震动，在主旋律占绝对上风的情况下遭到许多人反对。这句话实质上提出了如何处理重题材与轻题材、个人与时代、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如何艺术地处理介入问题。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老问题（当然不是原地踏步）——也是再一次对放弃“写什么”而转为专注“怎么写”的肯定。
怎么把《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处理成与时代、历史、社会有关联呢？过去可能直接咏叹、呐喊、愤怒、控诉，现在可能委婉曲折多了。
如果我来处理，第一，我可能调动一次“文革”经历，将蓝手绢喻指为一个老教师的坠楼，由此追问“文革”的暴力。第二，尽管蓝手绢的飘落轨迹呈现上下飘摇、左右起伏、迂回曲折的缓慢行程，但我可能通过幻觉将它处理成一次自由落体运动，作为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轨迹的写照。第三，我可以把蓝手绢处理成初恋的信物，一开始虽进入私密领域，但又迅速地出乎其外——比如将手绢沾点“血统论”之类的泪痕渍迹，不也可以从个人的隐秘私情迅速提领到公共领域吗？
这条轻飘飘的蓝手绢，对于多年不写诗的我，尚可引发上述众多与公共性有关的构想、臆想，那么对于思如泉涌的诗人们，自不在话下。我的意思是，一条小小的手绢，一件微不足道的物品，一个不经意间的细节，只要听从内心召唤，结合个人的经验体验，必定会在诗人视野、胸襟、眼光、修为、语言个性的综合合力下，焕发出远比纯私人化丰富得多的光彩，或者直接出示，或者含沙射影，或者讳莫如深。毫不夸张地说，纤细的蓝手绢完全可以见缝插针般进入任何角落、进入任何公共事件、公共领域，蓝手绢的私密性瞬间可以转移为族谱上的一份刀光剑影、地域版图上的一次气壮山河、晴雨表上的一回轻轻波动，问题取决于你如何“诗想”。
比如对于有苦难情结的朵渔来说，他可能会处理成：“今晚，放飞这条蓝色的手绢，是轻浮的”——这与他一贯坚持诗歌的社会伦理学是完全一致的；比如梁小斌，他会不会重返当年的童真：“妈妈，我要用蓝色的手绢，擦拭雪白的墙”——在日常生活细节中，他曾经非常虔诚地维系某种神性关怀；而梁晓明掏出温柔的手绢，可能就是掏出他犀利的《刀子》，手掌在它的上面摩挲着，痛苦着。手绢不再是象牙塔、装饰品，而是“对准时代的美德和胸膛”；而叶舟会豪迈地唱起：“我的蓝手绢、我的羊皮筏”——蓝手绢变成一只羊皮筏，载着黄河、载着甘南草原和羊群，薄薄的丝织品顿时有了历史的厚重；蓝手绢在西川的词典里，是与致敬、厄运、鹰的对视、与白天鹅、蝙蝠、博物馆、避雷针同等分量；蓝手绢在梦亦非的长诗《苍凉归途》是否可以处理成类似神话中的铜鼓、图腾，或洪水、灾难的象征？
我这样凭空抓瞎，主要为说明，公共领域与诗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的介入、传达方式千姿百态。任何细微的东西，都是公共领域发言的契机。重要的不是“是”，而是“何以是”。从写作学角度说，写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究竟写出了什么。再比如现在我手边这只茶杯碎了，与汶川大地震那座六层楼的坍塌相比，简直轻若鸿毛，微不足道。100个人趋之若鹜地来写大楼的倒塌，可能没有一首是出众的，但偏偏有一个人处理手上的碎玻璃杯，能直抵灵魂里的穿刺、滴血，他能从尖利、棱角、迸裂、散光中窥见出时代与生活的某些碎影，你能说它重量小于六层钢筋混凝土吗？关键还在于，你在渺小的对象上能否挖掘到与你心灵存在的某一深刻的契合点。我的意思是，任何不起眼的题材、哪怕小不丁点的语词、平凡得不能平凡的语象，遗失的细节，在通向公共领域的“介入”道口上，是不应该存在任何隔绝的。只要有公共意识、担待责任和慧心，再陌生和遥远的事物，也会乖乖成为诗人笔下被调遣的“锡兵”，完成一次次英勇的生活进行曲。
所以不能狭隘理解介入性，以为只有直接、强烈、对称、即时即刻，才是它的“本分”。古代由于文体匮缺，诗歌充当奏折、告示的功能不在少数。“兴观群怨”的巨大社会功能主要由诗歌一手承担。现代则大不一样了。所谓介入性其实已经由其他文体分担：新闻、通讯、报道、报告文学、杂文、评论，以及相应直观图片、影像，它们的属性远比诗歌来得直接、直观、犀利。
但并不是说，诗歌就可以彻底交班了，诗歌依然存在在公共领域如何“发声”的问题：如何掌控音量、如何调节音质、如何“伪装”音色。
现在，我们转换一个新角度来看介入性。现代意义的介入性，本质上是如何处理词与物的关系，即及物与不及物的关系。众所周知，词的诗意放大便成诗文本，物的放大是大千世界。假如把放大的词——文本，再次比喻为杯子，其难度就有如缪斯命令我们，用最小的篇幅去装载最多的内容，即用最少的容积去装载最大的世界。毫无疑问，初学者的杯子只能装半瓶水，小诗人的杯子装两桶水，优秀诗人装蓄水池、游泳池，大诗人杜甫装整个太平洋。
如果杯子是瓷、玻璃、不锈钢制成的，因缺乏弹性、伸缩度，死守一对一的严格反映观念，恐怕只能装上常规的几百毫升水。勇敢一点的，可以用氢气球这样的容器，但要冒着薄壁易破的风险。如果是用橡皮、硅胶、甚至纳米技术，容量肯定大大扩充。如果再改用海绵体材质——用海绵体本身代替容器——制造“没有空间的杯子”，使得海绵体（文本）本身成为容器，拥有超强吸附性，几乎可以吸附任何的水质，那么情况就可能大大改观了。这样的海绵体，完全可以吸附斯德哥尔摩的月光（李笠）、阿姆斯特丹屋顶上的蜗牛（多多）、吸附鄂尔多斯风暴（沈苇）、“泥泞中的雪”（王家新），以及桑克的“屎壳郎”、尔雅的“合唱团的蚂蚁”。
让我们尝试一种海绵体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