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第三浪潮”中的“女性身份”重建

　　前不久，评论家霍俊明在诗生活网络专栏里发表了《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发表时间为2010年5月6日）一文，稍后一天，另两位评论家李少君、张德明也在他们各自的博客上推出了他们的《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发表时间为2010年5月7日，对话时间为5月1日），两篇文章，一起把关注点指向了在网络具体是在博客中兴起的当下的女性诗歌。这个话题，很快在诗歌圈里引起了诸多争议和理论兴趣，先后有数十位评论家和诗人参与并提出了各种观点，为丰富这一现象，提供了多方面的观照，但通读这些文章，本人总感到有些缺憾，认为对于“史实”，多数文章中模糊了一些东西，而对于“研究”，则丢失了一些东西。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进一步丰富、补充以上两个话题，以求给各位评论家提供更多的“民间”资料，以便大家更加详尽地研究这一现象。
　　在当下的诗歌研究中，总是伴随着这样一种状况，即大家的认识会经常发生改变，但认识论却难以改变，解读问题的方法会经常改变，但是方法论却难以改变。长期以来，评论家们在研究眼前的诗歌艺术、诗歌作品、诗人或者是诗歌现象时，总是被这样的一种局限束缚，很难获得大的突破，直至把诗歌研究引进了一种重现象轻个案、重囊括轻分析、重感觉轻考证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一段时期的诗歌史，不是由诗人和作品构成，而是被“圈子”、“流派”、“现象”等等这些表象塞满。在诗歌研究的最起码四个领域即作品、诗人、艺术性、现象潮流中，看似文章百出，其实漏洞百出。很多评论家和文章，只是实现了对其中的一个最小的话题即“现象”研究的分工和分羹。而即使在这一项研究中，大多数文章也只是浅尝辄止，不求深入，甚至忽略了对于事实的尊重和对于细节的挖掘。
　　毫无疑问，对于一种诗歌现象的命名和研究，还是一种数学统筹学的应用，在诗歌研究中，它还是以时间为根据的，是在不同的学术历史阶段，或者说是在研究对象本身的不同时间象限中，当一种旧的命名的使命因为其当初的集中表征特性不再明显而必须自动终止，而另一种新的表征被发现，研究者在时间内容的相继性上，提出的一种替代概念。因为统筹的依据是表征，所以它是形式的，而不是内容的；因为含有很大的时间相继性，所以它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因为不讲究严格论证的，所以它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具体到诗歌研究，适用于“流派”时，它是一种美学统筹，而不是美学原则，适用于“群体”时，则是一种人口统筹或者阶层、地理统筹，而不是“群体”的成因。它是一种最简单、简捷、简易而能很快引起“效应”的研究方式，所以被当下很多的诗歌研究者暗自接受并频繁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为研究者服务的，而不是为被研究者服务的，由此对应的是，它对于研究是积极的，但对于被研究者，却相当消极，甚至是一种善意的扼杀，而对于被研究者和研究者这一对关系的构成，则是一种残暴的反动。因为这种“现象研究”的出发点本来就是忽略实质而在诸多表征中抽取一种共同的表征的，目的也是到抽出共性为止，评论家们往往是给一群人贴上一个标签后就走人了，在形式之下的内容，在共性之下的那些更为复杂和灿烂的个案、个性、个人，则作为一种殉葬品被深埋地下，无人问津。这种方法，曾在任何一个“革命”的时期被大量运用，在我国的某个政治历史时期，曾被发挥到极致，如今，则以一种“软方法”被应用到了诗歌研究之中。学者以一种学术的先知先觉，提出某一“现象”，是无可非议的，甚至值得褒扬的，但对于提出之后、针对于现象之下的后续工作，多年来，却让人难以容忍。可以说，目前的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