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健步走向世界

　　日前，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获得了“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在2016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举行了颁奖仪式。
　　
　　近年来，中国诗人接二连三地获得了一些国际奖项。当今中国诗歌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从吉狄马加等人的获奖可以看到当今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
　　
　　重新正视诗歌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
　　
　　吉狄马加获奖颁奖词说：“他的诗富有文化内涵，事实上深深植根于彝族的传统，也提升了通灵祖先的毕摩祭司所把控的远古魔幻意识。……他诗中的每一抒情场景均成为一则部落故事之延续，似在特意宣示他的部落之荣光。诗人本可围着篝火舞蹈，站在山巅远眺，可他的命运却是跻身于世界诗人之列，宣示他那偏居地球一隅的故土和人民之荣光；……他的工作一遍又一遍地重申存在的基本真理：‘我是彝人！’”
　　
　　这份颁奖词透露了一些很有意味的内容。文学界早期曾强调“文学是民族的秘史”，人们以抒写本民族的传统、历史和现实命运为目标，潜心研究，精心构画鸿篇巨制。但后来风气一变，后现代主义将一切宏大叙事彻底解构，出现一种无根无魂的小轻松小伤感的所谓国际型文学和诗歌。从此，突出所谓无主题无中心从而无主体的“漫游情调”和“普遍人性”的现代书写，贬低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传统，并成为时尚和潮流。显然，这一次，吉狄马加赢得尊重的，恰恰是其“民族性”。吉狄马加是一位彝族诗人，背后有着强大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其诗作也有着浓郁的史诗性和民族风格，并夹杂着彝族独特的创世神话和文明色彩。
　　
　　20多年前，汉学家宇文所安就有所预见，他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中批评中国某些当代诗人的“世界诗歌”幻象时，尖锐地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有时是巨大的：它标志着“国际”（也就是西方）的认同，这种认同给获奖者的国家带来荣耀……按道理，“世界诗歌”应该游离于任何地区性的文学史之外，可结果是，它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这种现象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在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有普遍性的传统。宇文所安还批评某些在西方受欢迎的中国诗人热衷创作适合翻译的诗作，但缺乏“中国性”，他们的诗歌，遮去国籍，可以看做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诗人的诗作，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当代诗歌的真实情况。
　　
　　20多年了，中国诗歌界本身对所谓“世界诗歌”的想象和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诗人们不再为某一种所谓时尚而写作，也不再为取得某个圈子的某种喝彩而写作。诗人们更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和土地，坚持自己认定的方向和道路。如今，中外文学界都开始反省和反思，重新正视诗歌、文学与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传统的深层关系。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很多年前就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曾被认为是文学的金定律，但也引起过很多质疑和争论。但有一段时间，解构主义思潮盛行后，甚至基本不提这个说法了。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诗歌面临新的境遇和挑战的时候，我们不妨再来思考一下这个堪称重要甚至重大的问题。
　　
　　首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果这个定义完全成立，那么，越是个人的，越是民族的，也成立。因为，诗歌本质上是个人化的精神劳动和创造，是个人酝酿积蓄并最终独立完成的艺术。但是，强调个人性，并不等于弱化民族性、普遍性，恰恰相反，个人性唯有吸纳民族性、普遍性，才会强大。只有深厚、丰富、开放、强盛的个人性，也才能被广泛接受和认同。就像一座山峰，只有越高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一个概念：境界。境界其实就是指一个人的认识层次和精神水平，王国维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确实，只有达到更高的境界，才可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有达到相当的境界，才可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一个诗人要达到高境界，就不仅要有深厚的修养，还要有开放乃至开阔的视野，需要一种建基于民族与传统当又有所超越的全球化意识，需要一种建基于个人深刻体验的对人类共性的深层思考，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担当，及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和维护。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性都能世界化，就像地方方言若不经过翻译就不能被别人理解。只有那些经过筛选之后的有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符合人类共性和世界化规律的部分，才最终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此外，民族性的精华也不是一目了然，一眼就能看出的，而是经过比较、或者说经过他人的眼光打量之后才能发现的。就像一个人的特点是经过和他人比较后才确定的，一个民族的长处和优秀之处也是如此。这样的一些民族性特质和优长，由于有益于人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会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呵护，并最终有助于人类的自由自然发展和繁荣。
　　
　　诗人需要自我超越
　　
　　那么，如何才能发现和挖掘个人或本民族的独特性和长处？现在科学界都在研究基因，但真正优秀的古老基因，其实不是肉眼可以发觉的，而是要使用大量高科技手段的鉴别探测分析才能发现。诗歌也是如此，诗人要想创作出优秀乃至伟大的诗歌，需要在忠于个人内心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学习古今中外经典诗歌的精髓，不断提升自己水平，突出自己的独特的艺术美学特质，并最终得以自我超越，使个人性成为民族性乃至普遍性的代表。
　　
　　
　　中国当代诗歌从1970年代中期算起，已历40年。先后经过了向外学习的阶段，在翻译诗的启蒙下开始现代诗歌探索的历史，朦胧诗等一度代表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出现，被誉为“新的崛起”。然后，当代诗歌又开始了向内寻找的阶段，在“文化寻根”和“国学热”的引导下，内地和港台都产生了新古典主义的诗潮，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误》、洛夫的《金龙禅寺》、内地年轻诗人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等诗作，被广为传诵。诗人们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宣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第三阶段，则是一个向下挖掘的阶段，诗歌的“草根性”兴盛，网络诗歌、地方性诗歌、底层草根诗歌、女性诗歌等现象此起彼伏，当代诗歌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兴起和相互竞争的阶段，各种诗歌主张和思潮开始走向深入和成熟，但也面临着缺乏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诗歌思想和诗作的状态。所以，向上超越，呼吁新的美学思潮，建立新的现代意义世界的时候到了。如何创造既葆有本民族特质、又为人类提供普遍共同的新价值和新思想的优秀诗作，就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当代诗人思考的问题，成为每一个具有抱负和创造力的诗人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