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中的中国智慧

　　诗人贺敬之在1996年首届毛泽东诗词国际研讨会的开幕式上曾说：要了解一个民族的面貌和灵魂，单单靠对这个民族物质文化生活外观的浏览是远远不够的，而要深入研读那些对这个民族产生具有历史永恒价值的文化和文学名著。要想了解中国人民的真实面目和精神，在所研读的经典著作中，是不能不列入毛泽东诗词的。

　　作为诗词中的瑰宝，毛泽东诗词蕴含着他对于前人诗词歌赋的理解，蕴含着他为古典诗词注入的新鲜血液，蕴含着中国智慧。

　　“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文学评论家张炯在评价毛泽东诗词时说过：“他的诗词创作和有关见解，不仅影响一代诗风，使中国的旧体诗词和新诗得以在当代并行不悖地存在和发展，而且作为一种诗美的范式，获得世界许多国家读者的欣赏。”毛泽东深知古典诗词所蕴含的独特魅力，因此他致力于古典诗词创作，并取得了非凡成就，曾有外国人评论他是“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与其说是“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毋宁说是毛泽东笔下的中国古典诗词影响了全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人在艰苦斗争的岁月中，以诗词作为他们情感的寄托，是可以起到自我激励和精神慰藉作用的。

　　诗词作为文学创作形式，时常以景物描写抒发感情，即借景抒情。这种情与景互相交融的表现手法，历经千年的演变与沉淀，最终构成了诗词创作的独特魅力。从《诗经》说起，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一文中，认为《诗经》中通过对鱼的描写表现爱情与婚姻的联系，是源于原始宗教中古人的生殖崇拜。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通常会更加注重景物背后的象征意义。到后来古人的这一观念逐渐消失，人们开始以形比形，景物描写遂成为一种起兴的修辞手法。所以人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可以选择任意的景物，甚至是对电闪雷鸣、狂风骤雨的描写，也可表达作者的愉悦之情。随着诗歌作品与人们生活联系的日益密切，特定景物的意象逐渐固定下来。比如对杨柳的描写，古人离别时有折柳相赠的习惯，因此杨柳在诗词中则常带有离别之意，而月亮则常寄托着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从时间描绘上看，秋天经常被赋予悲凉凄清之感，“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即是如此。人们习惯于将自然景物拟人化，赋予人的特殊情感，再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抒发真实的感受。但意境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艺术整体，古人云：“诗无达诂。”出于自身独特的情感体悟，文人通常不会局限于惯性的思路，他们会从传统诗词模式中孕育出自己独特的诗词情景。

　　毛泽东爱读唐诗宋词，喜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作，对气魄雄伟的诗风和诗歌“境生于象外”的写作手法很感兴趣，不喜欢诗词过于浮华艳丽，诘屈聱牙。因此，毛泽东诗词的格调以常见字词描绘出气势磅礴的意象，从而起到寄情于景，托物言志的目的。此外，毛泽东尤其关注古典诗词创作者的人生经历，正所谓知人论世。文字书写的背后总是反映着作者的人生际遇和其对人生的独特思考。毛泽东能熟练地背诵许多古典诗词，并能准确解读出诗词背后作者的思想，因而在诗词创作中，对前人成果可以信手拈来，寻章摘句，宛若天成。比如《贺新郎·别友》一词中的“挥手从兹去”，就引自诗人李白《送友人》中的“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毛泽东很欣赏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和不畏权贵，称赞他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李白一生壮志未酬，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但这不仅没有击垮他，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才气。毛泽东很喜欢李白的诗风，因此他的诗词中经常会化用李白诗中的词汇，但在描写上却别有一番风韵。如果结合词作背景，《别友》中“挥手”一词，似乎又在革命豪情中掺杂了些许儿女情长，将有血有肉的工农红军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末句“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更体现词人对未来的希望，尽管后来因杨开慧的过早牺牲，这个美好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作者词中的此番心境，尤其是在革命年代，却是极为难得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文学之工不工，亦视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用意境评词虽非王国维始创，但自此之后，已然成为评论古典诗词的重要标尺。在诗词意境之中，诗人的人生境遇、构思的意象和景物与情感的融合都可以体现出来。毛泽东诗词的意境奇特、气势恢宏、志高意远的特点，恰能给人以精神振奋之感，如《菩萨蛮·大柏地》中“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就是如此。1933年，作者重新踏上了大柏地这片土地，此时的国民党将要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大“围剿”。面对艰苦的作战形势，毛泽东仍能保持革命的乐观心态，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首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将整首词烘托得亮丽、明媚。毛泽东尤其善用“比”“兴”手法，使词作呈现出一幅气清月朗之景；《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也是如此。“鲲鹏”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鲲鹏”在此处指代反动派的强大，而“要把鲲鹏缚”又是词人无畏的革命斗志和能将反动派彻底打倒的信心的体现。无独有偶，《念奴娇·鸟儿问答》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一句也有“鲲鹏”这一物象。但此处却以鲲鹏鸟的高瞻远瞩和蓬间雀的鼠目寸光相对比，借此说明“订了三家条约”并不能换来永久的和平，人间还不存在“仙山琼阁”，中国人民应随时保持警惕。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即乐观主义精神在革命年代是不可丢失的，但革命胜利之后还需要冷静分析世界当前形势，不可有盲目乐观之举。词中以对话的形式将两物象的博大和渺小充分对比出来，艺术效果上极具讽刺和诙谐感；《清平乐·六盘山》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也能给人以振奋之感，虽然敌人如同“苍龙”般凶猛强大，但如今革命形势变好，战士们渴望昂扬杀敌，而早已蓄势待发；《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一句“枯木朽株齐努力”，既是对革命力量壮大的生动描写，又讽刺了敌人的不得人心。毛泽东将意境运用得如此鲜明丰满而又新颖独特，真可谓达到了“词以境界为最上”的效果。

　　毛泽东在充分汲取中国古典诗词养分的同时，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诗词创作风格，这与毛泽东诗词是在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中孕育而生有直接的关系。毛泽东很喜欢秋天，因此在他的诗词中，秋天常被赋予新的意象。《沁园春·长沙》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在深秋意境之中，作者并没有感受到秋天带来的萧索苍凉之感，反而将湘江描绘得这般晶莹清澈。“漫山红遍”无疑给秋增添了十分亮丽的色彩。头顶“鹰击长空”，水中“鱼翔浅底”，一幅生机勃勃的山水图画豁然呈现在读者眼前。《采桑子·重阳》中对秋的描写更是独树一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以战地菊花的分外香为秋天增色，战地的秋天虽不似春日里的万物复苏，草长莺飞，却有比春光更加有生机的寥廓场景，从而衬托出乐观的革命精神。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毅然决定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抄录了《沁园春·长沙》一词赠予柳亚子，柳亚子看完后很感动，并十分欣赏词作的内容，在征得毛泽东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此词发表。该词发表后，整个山城为之一震，人们皆被毛泽东词作所描绘的美好前景和词人乐观自信的革命精神所影响，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召集大批文人，试图能够写出超越此词的作品，以此来转变民心的朝向，但文人们所作皆不能满意，只得作罢。这个故事充分印证了诗词作品的巨大影响力。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用笔杆子做武器，赢得了一场场的胜仗！

　　南社诗人柳亚子评价毛泽东诗词：“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毛泽东诗词体现了作者古典诗词外衣下崭新的世界观。他的这些诗词的创作发表，直接影响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幸福感。毛泽东的幸福源自于斗争，即为着千千万万人的幸福而斗争，因此他是乐观的，是自信的。而那个时代的人们，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对未来常存有希望。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说过，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昙花一现，而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动力。毛泽东诗词可以使人沉思，激励人去创新，从而振奋整个民族，净化人的心灵，指引着迷茫和对前途失去信心的人们去寻找新的希望和精神的寄托。同样，对于创作者自身，这些诗词陪伴他经历战火狼烟，走过峥嵘岁月，最后“指点江山”。毛泽东以诗词来表达情感，反过来这些诗词又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

　　文字背后的哲学思想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是“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毛泽东真正做到了质朴与机智的完美结合，这似乎与中国哲人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特点相吻合。尤其在诗歌创作方面，毛泽东除了依托古典诗词的深厚底蕴外，还掺入了许多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考，并能将其与现实经验相结合。毛泽东在处世原则方面，较多地借鉴了庄子的哲学思想，这不仅在毛泽东诗词中能够得到佐证，在其日常生活方面也可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庄子姓庄名周，蒙国（今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人，先秦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庄子哲学实际上是生命之哲学，即个体生命在整个宇宙之下，自然本性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并将其置于万物之内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道”“德”作为生命的根源和本源，而“德”又是从“道”中而来。“道”是宇宙万物的最初源头，“德”即“自然能力”。个体因其所发挥的自然能力的不同而处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之下。因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诗词的特点即以豪放派为主，而他本人也喜爱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之诗和苏辛之词，并能在诗歌作品中找寻精神力量和精神慰藉。

　　1959年，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自己忍受着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巨大悲痛，多方关怀刘思齐，8月6日写信引用了李白诗中的诗句，鼓励她说：“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连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1958年初，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住医院开刀，引发高烧不退，2月3日深夜，正在参加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毛泽东紧张工作一天后，临睡前放心不下女儿，提笔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

　　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拥有所谓的“逆来顺受”的精神。人的七情六欲是很难掌控的，对于如何化解不幸的生活际遇并实现生命的价值这一点，毛泽东似乎运用得很好，并能够将这种思维影响到他人。毛泽东这种对情绪的自我排遣和控制法，与庄子思想中，人能够对万物自然本性有所体悟有关。人类通过加强对个体生命的自我修养，可以达到畅游逍遥理想之境这一最终目的，此意实则与后来的禅宗思想很相似，毛泽东对惠能的思想很感兴趣，可能恰恰意识到了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基于对庄子哲学的体悟，毛泽东青年时期在第一师范的冷水浴习惯也或多或少与此有关。由夏至秋，从秋到冬，毛泽东的冷水浴从未间断。他认为冷水浴其一可以强筋健骨，其二可以培养人战胜困难的勇气，锻炼勇敢无畏之意志。这不正是生命个体提高自身内外修养的体现吗？

　　但是，顺应个体生命的自由并不等同于听天由命，毛泽东多次引用司马迁那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以此来鼓励和鞭策后辈磨炼意志。这些凤凰涅槃的故事，在一个个黑夜，指引着词人和一批批革命者们奋勇向前，“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蕴含其中。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言：“道家认为，圣人对万物的自然本性有完全的理解，所以无情。可是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感情。这宁可说是，他不为情所扰乱，而享有所谓‘灵魂的和平’。”在阅读毛泽东诗词时，读者常常被这些诗词的文字深深吸引，好似被词人带入一个理想的幻境之中，感受“苍茫大地”之辽阔，“万类霜天竞自由”之快感。毛泽东诗词整体的主调是乐观积极的，以浪漫主义风格为主，皆因毛泽东一生拥有大气豪迈和豁达的人生观。

　　毛泽东不仅熟读庄子，还能将其灵活运用于其词作中。《沁园春·长沙》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巧妙化用《庄子·田子方》中“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一句。原文中，伯昏无人认为，列御寇可以在平地百步穿杨，却在身临百丈深渊、脚踏危石时吓得汗水从头流到脚，则此人非“至人”也。“至人”是上可窥测宇宙青天，下可潜入万丈黄泉，精神自由，可达宇宙八方而面不改色。这种超越生命悲情、顺遂生命本性的思想，在《沁园春·长沙》一词中，转化成新时代青年从麻木的封建牢笼思想中解放出来，拥抱大自然的自由奔放之情。再如，《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词中的“丈夫和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稊米”一词出自《庄子·秋水》篇：“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意思是，中原存于四海之内，不就像小米存在于大粮仓里一样吗？庄子的大仓稊米，寓意世间万物的大小都是相对而存在的，要顺应宇宙自然规律。毛泽东巧借这一词，在这里既表现出将世事看平常的恬淡心境，又与全诗中敢于担当天下事的责任感相呼应。还有《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观鱼”一词，出自《庄子·秋水》中庄子和惠施的“濠梁之辩”，即“鱼乐”问题之辩。实际上，庄子哲学是在名辩之学的背景下诞生的，这篇围绕“鱼乐”的问题之辩是庄子与名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惠施的比较著名的辩论。庄子知鱼之乐，是人和物之间产生物化的表现，即庄子和鱼之间有了互换的观念上的沟通，这样则构成了一种文学审美上的体验。“物化的产生尚需要主体具有‘虚静恬淡’的心境……保持‘虚静’的心态，才能与‘道’为一，实现物化的审美体验。”庄子通过这一辩论，实则是想告诫人们在生活中要学会保持内心的宁静，这样才能更好地欣赏自然之美。而内心平静的人则能更好地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正所谓“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在静中求动，以无为达到无不为。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与毛泽东“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相吻合。毛泽东将庄子的哲学智慧运用到诗词创作之中，既可以随时勉励自己，也可给他人以启迪。

　　胸藏万卷而为我所用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毛泽东之所以能创作出为世人所公认的好诗词，是与其刻苦阅读大量的中国史籍和古典文学作品分不开的。

　　毛泽东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然而阅读并不是最终目的，毛泽东读书经常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且喜欢阅读前人的读书思考和阅世体悟。毛泽东很喜欢读洪迈的《容斋随笔》，因随笔内容简短，且视角开阔，包含作者读到的评论和思考，趣味性不亚于小说。由此可以看出，即便到了晚年，毛泽东仍旧坚持从历史典籍中找寻智慧。

　　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毛泽东对于学问始终抱有这种态度，“既要勇敢，也要谨慎”。毛泽东尤其喜欢思考历史问题，如杜牧的《题乌江亭》一诗，毛泽东就作了思考。诗中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认为，大丈夫能屈能伸，项羽乌江自刎的行为实不可取，敢发前人所未发之评论。《历代诗话》已用了另一种见解说：杜牧的诗，常“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毛泽东在“翻案法”等处画了着重线，对有关项羽的论断批注“此说亦迂”四个字，不同意此观点。他说：“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从毛泽东对历史事件的评论上，可看出他内心所包含的浓厚的民族情感。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毛泽东写道：“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毛泽东对历史上的爱国人士常抱有特殊的情感。屈原和贾谊是毛泽东在其诗词中经常提到的两个历史人物，正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反抗斗争、宁死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真正伟大的诗篇必定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的结晶。毛泽东诗词与今日为人所称颂的其他古典诗词的共同点就在于，拥有爱国主义情怀，不失赤子之心。诗人贺敬之曾说过：“毛泽东诗词之所以被中国人民视为精神上的珍宝，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诗词中，看到了近现代中国的活的姿影，看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在求解放、求富强的艰苦奋斗中锤炼出来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之所以是活的姿影，是源于毛泽东诗词所富含的史诗特征，即：“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诗词作品内容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而在诗人用文字搭建的艺术情景背后，更是诗人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

　　处于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的毛泽东，不仅能做到持之以恒的阅读，发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精神，而且能运用自己脑中的这些“材料”创作出有思想的文学作品。“毛泽东的读书历程是那个时代进步读书人的一个缩影。但他远远超出普通读书人的是，很多人一辈子是书生，而他是在建立丰功伟业的同时，孜孜不倦地读书，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书上的知识。”即便是今时今日，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和价值都不会衰减。相反，正是这些诗词中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独特的理性思考而让其更富有魅力和价值。

　　晚年的毛泽东无可避免地体会到了“老骥伏枥”和“烈士暮年”之感。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他有时会抚着自己的腿，黯然神伤地说：‘我的腿病很久了，不能走路，不断地要锻炼它，战胜它，可是很困难啊！’”面对身体上日渐出现的不适，毛泽东尽管多了几丝迟暮之感，却仍旧通过不断锻炼来战胜这些困难，仍能保持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与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积极乐观的人生心态有直接关系，也与其在中国哲学和诗歌中寻求的精神力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