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诗人》创办30周年暨诗歌大奖赛颁奖典礼在沈阳举行
2018-11-13 作者： | 来源： | 阅读： 次
2018年11月8日，由《中国诗人》主办，《扬子江》《鸭绿江》《芒种》《诗潮》《诗林》《岁月》等九家刊物协办的纪念《中国诗人》创办30周年暨诗歌大奖赛颁奖典礼在沈阳举行，四位“鲁奖”诗人到会祝贺。
2018年11月8日，由《中国诗人》主办，《扬子江》《鸭绿江》《芒种》《诗潮》《诗林》《岁月》等九家刊物协办的纪念《中国诗人》创办30周年暨诗歌大奖赛颁奖典礼在沈阳举行，四位“鲁奖”诗人到会祝贺。
30年来，《中国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导向，恪守新闻出版纪律，倡导文本写作，提倡体裁的多样化;诗歌作品中，传统、前卫、先锋，均为刊物的选项;在选稿上，尊重和容纳老中青三代诗人的写作特点，不做某种流派的诗歌刊物。
30年来，《中国诗人》秉承为诗人服务，为读者提供纯诗为宗旨，自筹资金，坚持办刊，先后得到诗人朋友和多家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这些年，《中国诗人》上刊发了一大批在当下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作品，其中仅长诗就有26部，原发的诗歌作品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有2部，获艾青诗歌奖的有1部，获省市诗歌奖的有多部。
参加《中国诗人》创办30年纪念活动的协办单位：《扬子江》《鸭绿江》《芒种》《诗潮》《诗林》《岁月》的主编、副主编宁珍志、张启智、李佳怡、刘川、潘永翔、张永波及本刊编辑部、媒体成员李万科、贾桐树、安娟英、仲维平、李峻岭、杜桥、罗今等。
《中国诗人》的境界、品位和尊严
——贺《中国诗人》创刊30周年
郁 葱
有幸来参加《中国诗人》创刊30周年纪念庆典，坦率地说我不是因为一个城市，而是因为一个刊物和我敬重的一位兄长，因为《中国诗人》编辑群体来到沈阳，我很少说敬重这两个字，是因为这两个字的分量很重，而如果我感受到了这样的分量，那么这个刊物和这些人便一定是非凡的。
《中国诗人》具有响亮的名字，这么一个纯正的诗歌艺术类刊物，在经济发达的上海难以为继，却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沈阳一直生存了这么多年，而且，这个城市竟然存在着两个诗歌刊物——《中国诗人》和《诗潮》，这是一个奇迹，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这是一个奇迹，对中国诗歌说来，这也是一个奇迹。这跟经济因素和地域等等因素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唯一一个至关重要的，是因为人，因为这里有一个、有一些把心思用在诗上并且全身心投入的人，罗继仁老兄编《诗潮》的时候是这样，现在编《中国诗人》也是这样。罗兄身上有职业编辑固有的风范，这几年我总提职业编辑，是由于我发自内心地对我的编辑同仁们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看到他们还坚守在生存状况并不太好的诗歌刊物，想起他们，心里就热，就动感情。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中国诗人》的读者和作者，我的一些重要的诗作，就是在这个刊物发表的，比如最近的《与己书》九首。这份刊物有独立的属于自己的观点和声音，有前卫的视觉和眼界，有成熟的的办刊风格，其持续而大气的风范显而易见。
评价一个诗歌刊物，关键是看它是否表达了诗歌内在的标准和尺度，这是《中国诗人》编者们辛勤劳作的更深刻的意义。这个是起码的编辑态度，也是基本的行业技术，以及更严格更高远一些的人与诗的精神。这样的刊物这样的作品给外行看，是好读的，是精粹的，给内行看，便有着鲜明的、确定而且明晰的指向意义。编辑这个工作，在基本硬件指标上，有着比通常行业更大的弹性，干得好不好，表面上可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在更高的专业水准上衡量可以相差很多。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些刊物的腐朽、轻浅和粗制滥造。而要把刊物办出品位和档次来，自然应该是《中国诗人》这个样子。《中国诗人》把诗人们自然的诗歌写作和刊物编辑的“切削”呈现得非常专业和经典，我们迄今拿到的每期《中国诗人》都是珍贵的，这实在太不易了。一个建设了自己风格、品位的刊物，我们有理由敬重它。
我理解我《中国诗人》的同仁们，因为几乎所有的诗歌刊物的生存状态都相同或者相近。我还想到了我曾经说过的两个词：一个词是专注，这些年，罗兄和《中国诗人》的团队是专注的，专注的来做这份刊物，专注地面对诗歌艺术。这种专注让他们的高度凸显。再一点是品位，《中国诗人》杂志不是最应时的，不是最喧嚣的，但一定是有价值的，持久的;《中国诗人》是开放的，是包容的，但不是一个流派或几个流派的旗帜性刊物;《中国诗人》不居高临下，不人云亦云，不曲高和寡，也不迎合粗陋，栏目设置大气开阔，体现了这个刊物的价值。能够看到，这些年《中国诗人》的朋友们不浮不躁，塑造着《中国诗人》让人认同的尊严，他们显然做得相当到位。我在《中国诗人》看到了诗人们各自富于个性的气势、内涵、色彩的作品，他们在30年来的各个时期都有着自己的文字高度，这得益于《中国诗人》纯正的诗风正和编风。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这些年来跟罗继仁老兄的交往，我与罗继仁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相识的，几十年了，虽然见面不多，但可谓知之甚深。2006年12月，罗继仁先生发邮件约稿，在通信中得知，罗兄当时刚从医院打点滴回来，感冒十多天了一直未愈，造成肺内感染，但还是在病中约稿、编稿。他说：“《中国诗人》我1999年从上海老黎(焕颐)手里接下来，已经办了八年多，这全靠诗友们出钱出力支撑的结果，真怕有一天黄在我手里。2007年经费有了着落，但继续办双月刊还是比较吃力，只好改出季刊。”当时我还在编刊物，罗兄对我说：“操办我们这样一本刊物，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实在不易，当今诗坛也有一些敬业的编辑，已经为数不多了。”他的这些话其实是一些执着的好编辑们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我们彼此的一种期待和约束。后来我跟辽宁其他朋友聊天，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他除了一个人约稿、编稿，还要校对，甚至邮发这样琐细的事情他都要亲自来做。罗兄毕竟也不年轻了，当时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听了以后的确很觉得心疼。这段经历，我当时记录在了我的博客中。说实话，扪心自问，我自愧不如，离开刊物以后，几家刊物请我去做他们的策划或是其他，我都拒绝了，我们省的年轻人也劝我把《诗神》再办起来，我当时也没有答应。坦率地说我有私心，我想把更多的时间放到自己多年耽搁的写作上，我知道当编辑，你这把灯就是有再多的油也能耗干，在这方面，我跟罗兄一比，境界显然就差了一个档次。
我之所以重复了这么多的旧事和旧话，其实是想说，好的编辑和诗人应该是理想主义者，一个好的诗歌刊物，更要有一批理想主义者。当今的世风之下，办一个诗歌刊物真的不容易，尤其要办好它，便要耗掉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几乎全部精力。一个编辑，需要学识，需要教养，需要持久的人格因素，不是苛求编辑一定是一个完人，但他应该是内心纯正、纯净的好人。真的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当编辑，什么样的人都能编好刊物，什么样的人都有资格面对作者。所以想起 “职业编辑”这几个字，想起罗兄这样的职业编辑，就觉得内心与他们特别有默契。
《中国诗人》创刊30年了，正是由于罗继仁先生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使之成为中国诗坛具有创造力和恒久感的诗歌刊物之一，她权威、经典，大气、多元、凝重，它延续着中国诗歌传统，与我们的诗人们一起，塑造着当代中国诗歌和诗人的基本面目，我想说，中国的诗歌是伟大的，中国的诗人是杰出的和伟大的，而我们扎根在这个北方城市的刊物《中国诗人》，同样是灿烂的和永恒的。
30年来，《中国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导向，恪守新闻出版纪律，倡导文本写作，提倡体裁的多样化;诗歌作品中，传统、前卫、先锋，均为刊物的选项;在选稿上，尊重和容纳老中青三代诗人的写作特点，不做某种流派的诗歌刊物。
30年来，《中国诗人》秉承为诗人服务，为读者提供纯诗为宗旨，自筹资金，坚持办刊，先后得到诗人朋友和多家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这些年，《中国诗人》上刊发了一大批在当下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作品，其中仅长诗就有26部，原发的诗歌作品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有2部，获艾青诗歌奖的有1部，获省市诗歌奖的有多部。
参加《中国诗人》创办30年纪念活动的协办单位：《扬子江》《鸭绿江》《芒种》《诗潮》《诗林》《岁月》的主编、副主编宁珍志、张启智、李佳怡、刘川、潘永翔、张永波及本刊编辑部、媒体成员李万科、贾桐树、安娟英、仲维平、李峻岭、杜桥、罗今等。
《中国诗人》的境界、品位和尊严
——贺《中国诗人》创刊30周年
郁 葱
有幸来参加《中国诗人》创刊30周年纪念庆典，坦率地说我不是因为一个城市，而是因为一个刊物和我敬重的一位兄长，因为《中国诗人》编辑群体来到沈阳，我很少说敬重这两个字，是因为这两个字的分量很重，而如果我感受到了这样的分量，那么这个刊物和这些人便一定是非凡的。
《中国诗人》具有响亮的名字，这么一个纯正的诗歌艺术类刊物，在经济发达的上海难以为继，却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沈阳一直生存了这么多年，而且，这个城市竟然存在着两个诗歌刊物——《中国诗人》和《诗潮》，这是一个奇迹，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这是一个奇迹，对中国诗歌说来，这也是一个奇迹。这跟经济因素和地域等等因素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唯一一个至关重要的，是因为人，因为这里有一个、有一些把心思用在诗上并且全身心投入的人，罗继仁老兄编《诗潮》的时候是这样，现在编《中国诗人》也是这样。罗兄身上有职业编辑固有的风范，这几年我总提职业编辑，是由于我发自内心地对我的编辑同仁们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看到他们还坚守在生存状况并不太好的诗歌刊物，想起他们，心里就热，就动感情。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中国诗人》的读者和作者，我的一些重要的诗作，就是在这个刊物发表的，比如最近的《与己书》九首。这份刊物有独立的属于自己的观点和声音，有前卫的视觉和眼界，有成熟的的办刊风格，其持续而大气的风范显而易见。
评价一个诗歌刊物，关键是看它是否表达了诗歌内在的标准和尺度，这是《中国诗人》编者们辛勤劳作的更深刻的意义。这个是起码的编辑态度，也是基本的行业技术，以及更严格更高远一些的人与诗的精神。这样的刊物这样的作品给外行看，是好读的，是精粹的，给内行看，便有着鲜明的、确定而且明晰的指向意义。编辑这个工作，在基本硬件指标上，有着比通常行业更大的弹性，干得好不好，表面上可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在更高的专业水准上衡量可以相差很多。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些刊物的腐朽、轻浅和粗制滥造。而要把刊物办出品位和档次来，自然应该是《中国诗人》这个样子。《中国诗人》把诗人们自然的诗歌写作和刊物编辑的“切削”呈现得非常专业和经典，我们迄今拿到的每期《中国诗人》都是珍贵的，这实在太不易了。一个建设了自己风格、品位的刊物，我们有理由敬重它。
我理解我《中国诗人》的同仁们，因为几乎所有的诗歌刊物的生存状态都相同或者相近。我还想到了我曾经说过的两个词：一个词是专注，这些年，罗兄和《中国诗人》的团队是专注的，专注的来做这份刊物，专注地面对诗歌艺术。这种专注让他们的高度凸显。再一点是品位，《中国诗人》杂志不是最应时的，不是最喧嚣的，但一定是有价值的，持久的;《中国诗人》是开放的，是包容的，但不是一个流派或几个流派的旗帜性刊物;《中国诗人》不居高临下，不人云亦云，不曲高和寡，也不迎合粗陋，栏目设置大气开阔，体现了这个刊物的价值。能够看到，这些年《中国诗人》的朋友们不浮不躁，塑造着《中国诗人》让人认同的尊严，他们显然做得相当到位。我在《中国诗人》看到了诗人们各自富于个性的气势、内涵、色彩的作品，他们在30年来的各个时期都有着自己的文字高度，这得益于《中国诗人》纯正的诗风正和编风。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这些年来跟罗继仁老兄的交往，我与罗继仁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相识的，几十年了，虽然见面不多，但可谓知之甚深。2006年12月，罗继仁先生发邮件约稿，在通信中得知，罗兄当时刚从医院打点滴回来，感冒十多天了一直未愈，造成肺内感染，但还是在病中约稿、编稿。他说：“《中国诗人》我1999年从上海老黎(焕颐)手里接下来，已经办了八年多，这全靠诗友们出钱出力支撑的结果，真怕有一天黄在我手里。2007年经费有了着落，但继续办双月刊还是比较吃力，只好改出季刊。”当时我还在编刊物，罗兄对我说：“操办我们这样一本刊物，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实在不易，当今诗坛也有一些敬业的编辑，已经为数不多了。”他的这些话其实是一些执着的好编辑们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我们彼此的一种期待和约束。后来我跟辽宁其他朋友聊天，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他除了一个人约稿、编稿，还要校对，甚至邮发这样琐细的事情他都要亲自来做。罗兄毕竟也不年轻了，当时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听了以后的确很觉得心疼。这段经历，我当时记录在了我的博客中。说实话，扪心自问，我自愧不如，离开刊物以后，几家刊物请我去做他们的策划或是其他，我都拒绝了，我们省的年轻人也劝我把《诗神》再办起来，我当时也没有答应。坦率地说我有私心，我想把更多的时间放到自己多年耽搁的写作上，我知道当编辑，你这把灯就是有再多的油也能耗干，在这方面，我跟罗兄一比，境界显然就差了一个档次。
我之所以重复了这么多的旧事和旧话，其实是想说，好的编辑和诗人应该是理想主义者，一个好的诗歌刊物，更要有一批理想主义者。当今的世风之下，办一个诗歌刊物真的不容易，尤其要办好它，便要耗掉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几乎全部精力。一个编辑，需要学识，需要教养，需要持久的人格因素，不是苛求编辑一定是一个完人，但他应该是内心纯正、纯净的好人。真的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当编辑，什么样的人都能编好刊物，什么样的人都有资格面对作者。所以想起 “职业编辑”这几个字，想起罗兄这样的职业编辑，就觉得内心与他们特别有默契。
《中国诗人》创刊30年了，正是由于罗继仁先生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使之成为中国诗坛具有创造力和恒久感的诗歌刊物之一，她权威、经典，大气、多元、凝重，它延续着中国诗歌传统，与我们的诗人们一起，塑造着当代中国诗歌和诗人的基本面目，我想说，中国的诗歌是伟大的，中国的诗人是杰出的和伟大的，而我们扎根在这个北方城市的刊物《中国诗人》，同样是灿烂的和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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