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面对面：吴治由VS吴天威——黔南作家访谈录系列（五）
2020-03-16 作者：吴治由 吴天威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吴治由VS吴天威——黔南作家访谈录系列。
采访人：吴治由，生于1982年6月，贵州都匀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7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出版个人诗集4部。
受访人：吴天威，生于1991年生，贵州省荔波县人。青年诗人，哲学硕士，鲁迅文学院第31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星星》《诗选刊》《绿风》《诗歌月刊》《中国诗歌》等刊。曾参加《星星》诗刊夏令营，获贵州省尹珍诗歌奖新人奖。
吴治由：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文学，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
吴天威：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诗歌始于2011年，例如当年在《科学导报》上发表《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经济信息时报▪今日兴义》文化版上发表《背朝夕阳（外一首）》，在《贵州民族报▪民族文学周刊》上发表《十一月》等，那是我就读贵州民族大学后，受贵州民大的“诗歌现象”影响，积极投入写作的开始。第二年我在近20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诗歌，比如《诗选刊》2012年第7期“中国9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专号”就发了我的作品。其实我是从高一时期就开始接触诗歌了，当时受语文教师韦绍贤的指导和启发，尝试诗歌练习，但局限于“小我娱情”，仅在红袖添香、且听风吟等文学网站发布一些习作，尚未意识要投稿到刊物去发表。进入大学后，民大的校园文学氛围非常活跃，我加入秋韵文学社，后来当了一届社长。在此期间，我视野逐渐打开，开始反思自己诗歌练习的不足之处。后来我经常到图书馆阅读学校订阅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从中体会当下文学圈的诗歌语言和写作走向，尝试抒写自己的诗歌。
吴治由：当前你自己的写作经历了几个阶段？
吴天威：启蒙阶段是在中学时期，陆续写了几十首练习诗。发展阶段是在大学时期，我的诗歌在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或被选载，如《民族文学》《星星》《诗选刊》《绿风》《诗歌月刊》《散文诗世界》等，有诗作入选《中国散文诗作品选（2012年卷）》《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诗歌卷）》《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集.布依族卷》《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等多个选本。2015年返回家乡参加工作后，我先后在《中国诗歌》《散文诗》《诗歌月刊》《毕节日报》《贵州大学报》《贵州民族报》《夜郎文学》《美与时代》《文学教育》等刊发表少量作品和学术论文。2015年9月我凭借在《星星》和《诗选刊》发表的诗歌《楼上一眼望穿的秋水（外十首）》获贵州省第二届尹珍诗歌奖新人奖，2016年5月获黔南州作协评为“先进个人”称号。期间，我到贵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罗绂文教授），先后参加北京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一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高级研修班（导师为著名诗人林莽）、第九届贵州民族文学创作改稿班、黔南州《夜郎文学》首届青年作家改稿班等文学活动，这时我的诗歌写作处于沉淀期，逐步走进成熟阶段。
吴治由：就文学创作的体裁而言，你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了诗歌？
吴天威：最初的写作动机是因为诗歌能抒发我内心的情感，我可以在诗歌这一通道中与不同的情绪和解，后来是兴趣使然，诗歌可以给我打开一扇扇窗，生活得更美好。我现在每完成一组诗歌的创作，都会得到一种如释重负、心情畅然的感觉。我把诗歌当作我的日常，就好比每天必须吃饭、睡觉，隔一段时间不写就会觉得身边缺失了什么，写作已成为一种习惯。我的写作计划或构想偶尔有，就题材选择而言，我肯定更倾向于诗歌，负责任的说，诗歌创作是有一定难度的，主要在于诗歌是语言和思想情感相融合的高度凝练的艺术，它的语言意象、节奏与张力不是每个人都能书写完成，确切地说，诗歌语言的技术处理需要一些天赋和后天的勤奋练习、语言敏感与积累。同时，在整体上要考虑能否恰到好处的抒发内心情感、呈现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从而达到审美效果。这是诗歌写作的难度所在。其次，我喜欢诗歌是它的创作时间短，有时情感和灵感来了，即可随手写下片刻的诗意，不会耽误太多生活和工作的时间。
吴治由：你觉得诗人需要“天分”与“技术”吗？请结合自身创作谈一下这个问题。
吴天威：成为诗人“天分”是必不可少的，但并不等于有了“天分”就能成为诗人。我认为“天分”和“技术”两者兼备才能写出更好的诗。我自己是偏向于冷静写作型，当我有写作的欲望时，我会坐下来沉着下笔，我经常会自觉的跳出文本，以批评的角度、审视的眼光反复删改，用严谨而精准的句式、词语去完成对作品的表达，如果觉得前后诗句逻辑上说不通时，我甚至会调整诗行的长短、分行，再修改。在北京鲁院学习时，有一次在导师林莽家里，他曾意味深长地叮嘱说，写诗上下诗行的关系要说得通、语言不能太突兀，尽量要流畅、通透。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也印象深刻。冷静让我更好的置身语言与抒情之间游弋。对我而言，冷静的叙述与有意味的抒情融合为一很有意思，我将保持下去。
吴治由：“想象”对诗歌写作乃至一切写作都至关重要，对此你怎么看？
吴天威：诗歌的“象外”本身就蕴含强大的艺术性，不能“想象”，或者不会“想象”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可怕的。但是一味的“想象”而忽视了你自身所熟知的，就会写得很飘。写诗最好能写自己所熟悉的，比如熟悉的远方、熟悉的事物、熟悉的往事、熟悉的感情……不熟悉就不能精准的用语言表达置身其间的某种情感。比如你写一首诗，首先你要确定它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为了表达这一主题，你最好有过切身体会，如果没有，那最好要体验一下生活，走访调查、或者查阅相关资料背景等。这样的话，写出的作品才写得贴切、写得怦然心动、写得深入人心。如果一首诗连作者自己的内心都不能被击中，它的生命力也不会强。
吴治由：你所处的环境的文学氛围怎么样？
吴天威：目前，我们当地没有县级文学奖，在文学上写作的也比较少，大家都自顾自地的写，没有深入的交流。写作是很私密的事，其实作家本质上也不是在交流中进步的，交流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对文学和美学的认知，作家首先更需要个人的沉淀、修炼、阅读，好好生活，调动生命体验踏实地写作，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对于当地是否重视培养和推出新人，不是我过多关心的问题，无论如何我都会好好写下去。在工作上我比较乐意带动有文学爱好的学生，比如2019年9月起，我指导学生成立荔波高级中学樟江文学社，以“传承荔波人文、丰富校园文化、追寻文学梦想”为宗旨，参与学生文学活动，指导学生创作发表。
吴治由：你赞成作家写作是与时代、世界，甚至是历史对话这一说法吗？
吴天威：赞成。作家也需要有格局意识，笔下的作品要以小见大，不能完全陷入单纯的内心和情感表达，而是要通过作品反映外在世界、彰显人性关怀、诠释美学意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时，既要注重内心的情感表达，也要紧扣时代，关照现实，才能写出更有生命力的作品。一部作品是逃不开作家个人情感的，尤其是诗歌，诗歌是语言和情感的艺术，没有情感它就是一潭死水。比如写爱情、写自我忧伤等，也有写得很简单朴素，值得肯定的，它要么符合人的审美观，要么有一定的哲学内蕴。
吴治由：你有没有想过，说不定哪一天自己忽然不想写了，要回归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吴天威：会的，我也是平凡的人，我不仅要回归普通人的生活，而且更要好好体会其中的乐趣，比如我很乐意陪女儿一起玩或者看动画片、教她识图识字。停笔的时间不会太长久，写作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我会停停走走，有感觉时还写。
吴治由：你有着怎样的一个创作计划？
吴天威：前两年有过系列主题的诗歌创作计划，但都“夭折”了，如果要给自己一个理由的话，那就是学业、婚姻家庭、工作三者集中在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有心思去写。这三年研究生学习任务比较繁重，我经常贵阳、荔波来回两地跑。女儿一岁后，我老婆去了其它高校攻读硕士研究生，因此我就更忙了。比如去年，我是边工作边看管娃，边写硕士论文，还好挺过来了。未来会有一些写作计划，相信会写完。
吴治由：据我了解，贵州民大的“文学氛围”在全省的大学校园来说，是比较好的，一度被称为“贵州文学的民大现象”。情况果真如此吗？请介绍一下。
吴天威：贵州文学的“民大现象”(或“民院现象”)最早提出者是著名诗人王蔚桦(原贵阳学院教授、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据说是在2004年底《贵州民族学院校友文集》首发式暨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后来得到普遍认同。贵州民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文学创作上就比较活跃。据我所知，目前在校教师例如徐成淼、喻子涵、龙潜等在文学创作上均有建树，文学评论方面有李华年、杜国景、汪文学、颜水生等。历届学生创作方面，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潘年英、王家鸿、空空、龙建刚、罗漠、王鹏翔、王明贵、陶文彩等，九十年代有游学、赵卫峰、黑黑、西楚、阿布阿诺、陈晓军、吴华、罗树、张野、杨启刚、王家洋、唐信林等，新世纪以来有郑瞳、杨光焕、唐林、若非、董金黄、任可迪、离岸、吴天威、幽草、何冲、陈民华、陈再雄、杨雪、邹元芳、熊生庆、龙慧林、潘雨龙、何瑶兰、熊生婵等，可以说是老中青代有传承。学生文学社团最早有“野草散文诗研究会”等，目前仍在活跃的有黔风文学社、秋韵文学社，文学活动经常举办，社员多次在省内外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校园文学氛围很好。有作家、诗人获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庄重文学奖”、“省政府文艺奖”、“省少数民族文学金贵奖”、“省尹珍诗歌奖”等奖项。
吴治由：你觉得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文学写作，意义何在？
吴天威：文学与大学始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大学教师和学生既从事学术研究又致力于文学创作，从中国现代史至今这一情况一直存在。这一现象可以说，大学早已成为了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也使得大学校园更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更富有诗意。一个人在大学时代的文学创作会对他今后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都有影响，文学可以丰富他的人文情怀、生命意识、诗意性情，让他更加懂得用美的眼光发现、审视和观察生活；其次，大学是人才聚集地，思想可以相互碰撞、促进，年轻人又有冲劲，创作时间充沛，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刺激和提高创作的激情。有的人在大学时期就写下人生重要的代表作，有的人在大学时期的学习与收获，为今后的创作之路打好了基础。
吴治由：离开大学校园后你的诗歌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请从创作内容和表达形式上谈谈。
吴天威：离开大学校园，我的工作环境又回到了高中校园，目前为止我与校园的关系仍很密切。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的诗歌比以前更沉稳、更严谨了。以前在高校读书时是想写就写，有所感就有所写，写完就投稿了。现在不一样，我会认真揣摩一下，如果过一两天再来读，觉得写得不好，就不会拿出来发表，否则会很羞愧。在内容上我更加重视主题性的系列创作或者组诗，在技术性问题上也会有所调整，同时更多的关注现实生活与情感简单朴素的呈现。
吴治由：就我对你的了解，你的创作几乎是以诗歌为主。你有没有想到拓展开来，涉猎其它文体的创作？
吴天威：前面我已经回答过在题材上我更倾向于诗歌的原因。如果能把一种题材写好也很不错，目前我仍然在坚守的路上。随着时代的改变，人们的生活与娱乐方式也逐渐远离诗歌。生活的柴米油盐、工作的奔波，似乎也很难让一个人静下心去写诗了。但中国自古就是诗歌的国度，我相信诗的生命意义依然是存在的，每当我们拿起书本读到某一句能产生情感共振的诗时，也总是激动不已，又觉得诗歌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是它被边缘、被忽视了。诗歌之所以被忽视，也跟当下的诗歌各种“潮流”、“风格”相关，没有统一的也不可能统一的诗歌多元化将长期存在。有的诗作者过度脱离传统，借着创新的名义不断颠覆了人的审美观，让普通大众无所适从，因此对诗歌产生了鄙夷的眼光。当然，我更热衷于有担当有温度的充满真善美的诗歌。因此当前我的创作题材不会改变，也许今后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自身艺术表达的需要，会适时兼写评论和小说。
吴治由：作为一个90后诗人，你觉得自己与所谓的80、70后诗人有什么不同？
吴天威：“90后”这个标签更多是一种年龄阶段上的界定，就诗歌本身它是不需要这种区别的。如果非要划分，我觉得作为这个年龄段的诗歌写作者，我比他们更年轻一些，对诗歌的热情要多一点，因此显得激情多点；其次是卑微，80、70后诗人他们大部分人的阅历和写作积淀已经成熟，因此似乎在作品上显得老练、沉稳，在对作品的识别度上有自己的一见之地，这些方面我需要跟他们沟通或倾听；最后是距离，我们各自的生活与成长环境都有所不同，自然在同一个的诗歌抒写对象与意象生成上理解角度和熟悉程度不一样。真正的好作品跟所谓的生理年龄关系不大。
吴治由：你怎样处理创作和阅读、写作之间的关系？
吴天威：阅读是日常，每天或者每个阶段都需要在知识方面进行充电。“创作”与“写作”都离不开阅读，但写作与创作则不同，写作主要在“写”，“写”并不意味着出文学作品，或许只是半成品，它强调记述性、系统性、目的性。创作则不一样，重在“创”，创新、创造，创作需要调动一个人的各种内在知识储备和思想情感，严谨创造具有文艺性的作品，它较自由，更强调非目的性、审美性。因此，作为作家要把写作上升到创作的程度，就必须注重作品是否有美学价值。我平时比较喜欢边写边思考，不写时读一些美学书籍，找感觉。
吴治由：请你列举几个黔南的80后、90后青年诗人，三言两语谈一下他们的诗歌创作。
吴天威：写诗的，80后的有吴英文、吴治由、李金福、韦永等，90后有我和邹元芳等，其他人我不太熟悉也不好举例。吴英文是学者型的诗人，他的诗有一股知识分子的忧虑情调。吴治由是创作型的诗人，他的诗写得细腻而灵动，其长诗有格调有审美空间。李金福的诗乡土气息和自身忧患意识融合得比较好，韦永的诗在琐碎的现实生活写照中呈现灵性与活力，邹元芳的诗有安静而忧伤的一面。因为没有系统研究过大家的诗歌，所以不好过多评论。
吴治由：你认为诗歌该怎样处理叙事与抒情？还有就是，对一首诗来说，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吴天威：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两者相辅相成。叙事比抒情真实，抒情比叙事浓烈。对一首诗来说，最核心的东西是：语言和情感，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吴治由：你现在是荔波民中的教师。据了解，你在学校组织成立了文学社，影响并培养了一些文学爱好者，并推荐他们的作品发表。请问你的初衷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困惑与构想？
吴天威：荔波县在文学创作上的新人比较少、几乎断层，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少之又少。如果在文学这方面能带动有志于文艺写作的新一代学子，让他们的作品提早走出去交流，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次，高中生在课外适当的进行诗歌练习，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审美素养和写作敏感，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作文能力。同时，短时间内写下片刻的诗意，能给他们繁重的学习压力一次情绪的和解。但学生的写作思维普遍比较偏向于应用型，语言上缺乏“真情实感”的审美性，文学性的语言表达还比较稚嫩，他们仍需要在写当中不断地思考和阅读。
吴治由：哪些作家和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你？为什么？
吴天威：古代的，我喜欢王维、杜甫的诗。中国现代的，我比较喜欢徐志摩。国外的诗人，我比较喜欢艾略特、狄金森。王维的诗写田园自然，诗中有画，很有意境，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大多是对现实的关照，他那种社会责任意识对我很有影响。徐志摩的作品是我高一接触的，我曾经的第一首“诗”，就是完成模仿《再别康桥》的课后练习，我喜欢他诗中“三美”，他的其它首诗比如《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偶然》等也很耐读。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曾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对象，它的“反传统”、“荒诞”等审美意识让我印象深刻。艾略特开启了当时英语诗歌的新方向，作品中的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让我深受震撼。狄金森是一个长年隐居在一个小镇上的美国女诗人，写诗、生活，她的作品写得安静、写得孤独、写得美，我很欣赏。当下我也坚持每天闲时随手翻阅一些《诗刊》《人民文学》等公众号推出的诗，去年还订阅了全年的《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山花》，有空时也会拿来细读一下大家的作品。
吴治由：对于有的作家因为写作会把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婚姻、家庭、生活和工作）处理得很好，但有的作家则不同。你遇到过这样的作家吗？
吴天威：“文如其人”这一观点，从古至今，颇受争议，它具有一致性，同时也有相悖性，在“文”、“人”关系上我觉得应该辩证的来看，不能一概而论。不可否认，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在我的朋友圈里有部分“作家”是把生活与写作处理得不够好，或者说把个人私生活与写作理解偏了，有身患神经疾病的，有与生活环境格格不入的，也有极为执拗和自傲的……我觉得这更多是在于个人的性格问题，而非写作本身。我个人是想写作时，沉下心好好写作，不写作时，就好好生活。比如我写一篇文章时，我老婆因为太忙偶尔会叫我去晒棉、或者洗碗，我会迅速照办，再回来继续写。女儿出生后，我不忙时也经常带娃。写作在本质上是人性的关怀，是精神的富有，是真善美。在我看来，大部分作家、诗人是有情怀的，他热爱生活、拥有正义、关爱社会。
吴治由：在你身边坚持写作的人多吗？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吴天威：目前，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能一直坚持写下去的人确实不多，当年我们读大学时一起崭露头角的文友，有一部分人现在基本很少在圈子里看到他们的作品了，或许因为生活和工作的缘故，大家都比较忙，但我仍然相信他们的文学之心依然存在。诗歌是属于青春的，每个人对青春难以忘怀，也许有一天对往事的追忆会再次唤起大家写作的冲动。我以为写作需要积累，更需要质量。作品质量必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和人的审美观，这需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增加阅读，提升知识层面，同时创作有一定数量的好作品后共同呈现，因此勤奋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年到头要马不停蹄的创作，狄金森有一句诗这样写：“以静退为给养”，我觉得很有意味，当你遇到瓶颈期时，沉下一段时间好好体验生活是必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一生仅发表了163首诗，却能在80岁高龄之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一个有心创作的人不应该是“急就”、“应景”、或者“无病呻吟”的写作，而应该是严谨的写作，踏实的写作，发自内心的写作。
吴治由：你对当下成名和“作家不活在当下，而是活在未来”怎么看？
吴天威：古今中外确实有作家成名较早，例如肖洛霍夫、川端康成等，但并非所有作家都如此。我觉得这需要根据个人的文学天赋、知识沉淀和写作实力而定。当下如果只是急功近利，浮躁凑热闹，对一个作家而言过早出名不一定是好事。文学圈有的年轻作家在国内成名较早，但能留下来的作品却屈指可数，有的作家年轻时没有多少作品，但沉下心来的后期写作却颇有建树。“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每个人的写作高峰期都不一样，创作年龄跟生理年龄无关。无论是活在当下，还是活在未来，我认为一个诗人不仅应对所处世界或者生活环境有自己的理解和认知，而且更需要有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吴治由：写作中，你是如何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元素带入作品的？你有这方面的写作吗？请说一说。
吴天威：我从小生活在黔南荔波，大学毕业后也是回到家乡任教，荔波县有布依族、苗族、水族、瑶族等不同的民族聚居。身在这样的多民族融合大家庭，在文学作品中我潜意识的会注入一些地域文化和民族元素的词汇，比如我刚本科毕业时曾徒步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把里面走了一遍，爬山、在山上露营，创作了《茂兰丛林纪》（载于《夜郎文学》2017年第2期），《茂兰石上森林诗稿》（载于《羊城晚报》），在标题和内容上都闪烁着诸如“茂兰”、“尧古寨”、“吊脚楼”、“低矮的木瓦房”、“古旧的屋檐”等带有地方性色彩的词汇。再比如州作协来荔波采风，我陪同一行前往玄武山，回来写了《玄武山诗稿》（载于《中国诗歌》2017年第8期）。当然有的地方我也去了，但感觉不深也就没写好，有必要的话下次再去一趟。总的来说，对于是否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元素带入作品，我是跟着感觉来，不刻意。（来源：黔地书）
吴治由：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文学，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
吴天威：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诗歌始于2011年，例如当年在《科学导报》上发表《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经济信息时报▪今日兴义》文化版上发表《背朝夕阳（外一首）》，在《贵州民族报▪民族文学周刊》上发表《十一月》等，那是我就读贵州民族大学后，受贵州民大的“诗歌现象”影响，积极投入写作的开始。第二年我在近20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诗歌，比如《诗选刊》2012年第7期“中国9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专号”就发了我的作品。其实我是从高一时期就开始接触诗歌了，当时受语文教师韦绍贤的指导和启发，尝试诗歌练习，但局限于“小我娱情”，仅在红袖添香、且听风吟等文学网站发布一些习作，尚未意识要投稿到刊物去发表。进入大学后，民大的校园文学氛围非常活跃，我加入秋韵文学社，后来当了一届社长。在此期间，我视野逐渐打开，开始反思自己诗歌练习的不足之处。后来我经常到图书馆阅读学校订阅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从中体会当下文学圈的诗歌语言和写作走向，尝试抒写自己的诗歌。
吴治由：当前你自己的写作经历了几个阶段？
吴天威：启蒙阶段是在中学时期，陆续写了几十首练习诗。发展阶段是在大学时期，我的诗歌在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或被选载，如《民族文学》《星星》《诗选刊》《绿风》《诗歌月刊》《散文诗世界》等，有诗作入选《中国散文诗作品选（2012年卷）》《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诗歌卷）》《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集.布依族卷》《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等多个选本。2015年返回家乡参加工作后，我先后在《中国诗歌》《散文诗》《诗歌月刊》《毕节日报》《贵州大学报》《贵州民族报》《夜郎文学》《美与时代》《文学教育》等刊发表少量作品和学术论文。2015年9月我凭借在《星星》和《诗选刊》发表的诗歌《楼上一眼望穿的秋水（外十首）》获贵州省第二届尹珍诗歌奖新人奖，2016年5月获黔南州作协评为“先进个人”称号。期间，我到贵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罗绂文教授），先后参加北京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一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高级研修班（导师为著名诗人林莽）、第九届贵州民族文学创作改稿班、黔南州《夜郎文学》首届青年作家改稿班等文学活动，这时我的诗歌写作处于沉淀期，逐步走进成熟阶段。
吴治由：就文学创作的体裁而言，你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了诗歌？
吴天威：最初的写作动机是因为诗歌能抒发我内心的情感，我可以在诗歌这一通道中与不同的情绪和解，后来是兴趣使然，诗歌可以给我打开一扇扇窗，生活得更美好。我现在每完成一组诗歌的创作，都会得到一种如释重负、心情畅然的感觉。我把诗歌当作我的日常，就好比每天必须吃饭、睡觉，隔一段时间不写就会觉得身边缺失了什么，写作已成为一种习惯。我的写作计划或构想偶尔有，就题材选择而言，我肯定更倾向于诗歌，负责任的说，诗歌创作是有一定难度的，主要在于诗歌是语言和思想情感相融合的高度凝练的艺术，它的语言意象、节奏与张力不是每个人都能书写完成，确切地说，诗歌语言的技术处理需要一些天赋和后天的勤奋练习、语言敏感与积累。同时，在整体上要考虑能否恰到好处的抒发内心情感、呈现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从而达到审美效果。这是诗歌写作的难度所在。其次，我喜欢诗歌是它的创作时间短，有时情感和灵感来了，即可随手写下片刻的诗意，不会耽误太多生活和工作的时间。
吴治由：你觉得诗人需要“天分”与“技术”吗？请结合自身创作谈一下这个问题。
吴天威：成为诗人“天分”是必不可少的，但并不等于有了“天分”就能成为诗人。我认为“天分”和“技术”两者兼备才能写出更好的诗。我自己是偏向于冷静写作型，当我有写作的欲望时，我会坐下来沉着下笔，我经常会自觉的跳出文本，以批评的角度、审视的眼光反复删改，用严谨而精准的句式、词语去完成对作品的表达，如果觉得前后诗句逻辑上说不通时，我甚至会调整诗行的长短、分行，再修改。在北京鲁院学习时，有一次在导师林莽家里，他曾意味深长地叮嘱说，写诗上下诗行的关系要说得通、语言不能太突兀，尽量要流畅、通透。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也印象深刻。冷静让我更好的置身语言与抒情之间游弋。对我而言，冷静的叙述与有意味的抒情融合为一很有意思，我将保持下去。
吴治由：“想象”对诗歌写作乃至一切写作都至关重要，对此你怎么看？
吴天威：诗歌的“象外”本身就蕴含强大的艺术性，不能“想象”，或者不会“想象”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可怕的。但是一味的“想象”而忽视了你自身所熟知的，就会写得很飘。写诗最好能写自己所熟悉的，比如熟悉的远方、熟悉的事物、熟悉的往事、熟悉的感情……不熟悉就不能精准的用语言表达置身其间的某种情感。比如你写一首诗，首先你要确定它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为了表达这一主题，你最好有过切身体会，如果没有，那最好要体验一下生活，走访调查、或者查阅相关资料背景等。这样的话，写出的作品才写得贴切、写得怦然心动、写得深入人心。如果一首诗连作者自己的内心都不能被击中，它的生命力也不会强。
吴治由：你所处的环境的文学氛围怎么样？
吴天威：目前，我们当地没有县级文学奖，在文学上写作的也比较少，大家都自顾自地的写，没有深入的交流。写作是很私密的事，其实作家本质上也不是在交流中进步的，交流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对文学和美学的认知，作家首先更需要个人的沉淀、修炼、阅读，好好生活，调动生命体验踏实地写作，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对于当地是否重视培养和推出新人，不是我过多关心的问题，无论如何我都会好好写下去。在工作上我比较乐意带动有文学爱好的学生，比如2019年9月起，我指导学生成立荔波高级中学樟江文学社，以“传承荔波人文、丰富校园文化、追寻文学梦想”为宗旨，参与学生文学活动，指导学生创作发表。
吴治由：你赞成作家写作是与时代、世界，甚至是历史对话这一说法吗？
吴天威：赞成。作家也需要有格局意识，笔下的作品要以小见大，不能完全陷入单纯的内心和情感表达，而是要通过作品反映外在世界、彰显人性关怀、诠释美学意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时，既要注重内心的情感表达，也要紧扣时代，关照现实，才能写出更有生命力的作品。一部作品是逃不开作家个人情感的，尤其是诗歌，诗歌是语言和情感的艺术，没有情感它就是一潭死水。比如写爱情、写自我忧伤等，也有写得很简单朴素，值得肯定的，它要么符合人的审美观，要么有一定的哲学内蕴。
吴治由：你有没有想过，说不定哪一天自己忽然不想写了，要回归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吴天威：会的，我也是平凡的人，我不仅要回归普通人的生活，而且更要好好体会其中的乐趣，比如我很乐意陪女儿一起玩或者看动画片、教她识图识字。停笔的时间不会太长久，写作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我会停停走走，有感觉时还写。
吴治由：你有着怎样的一个创作计划？
吴天威：前两年有过系列主题的诗歌创作计划，但都“夭折”了，如果要给自己一个理由的话，那就是学业、婚姻家庭、工作三者集中在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有心思去写。这三年研究生学习任务比较繁重，我经常贵阳、荔波来回两地跑。女儿一岁后，我老婆去了其它高校攻读硕士研究生，因此我就更忙了。比如去年，我是边工作边看管娃，边写硕士论文，还好挺过来了。未来会有一些写作计划，相信会写完。
吴治由：据我了解，贵州民大的“文学氛围”在全省的大学校园来说，是比较好的，一度被称为“贵州文学的民大现象”。情况果真如此吗？请介绍一下。
吴天威：贵州文学的“民大现象”(或“民院现象”)最早提出者是著名诗人王蔚桦(原贵阳学院教授、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据说是在2004年底《贵州民族学院校友文集》首发式暨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后来得到普遍认同。贵州民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文学创作上就比较活跃。据我所知，目前在校教师例如徐成淼、喻子涵、龙潜等在文学创作上均有建树，文学评论方面有李华年、杜国景、汪文学、颜水生等。历届学生创作方面，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潘年英、王家鸿、空空、龙建刚、罗漠、王鹏翔、王明贵、陶文彩等，九十年代有游学、赵卫峰、黑黑、西楚、阿布阿诺、陈晓军、吴华、罗树、张野、杨启刚、王家洋、唐信林等，新世纪以来有郑瞳、杨光焕、唐林、若非、董金黄、任可迪、离岸、吴天威、幽草、何冲、陈民华、陈再雄、杨雪、邹元芳、熊生庆、龙慧林、潘雨龙、何瑶兰、熊生婵等，可以说是老中青代有传承。学生文学社团最早有“野草散文诗研究会”等，目前仍在活跃的有黔风文学社、秋韵文学社，文学活动经常举办，社员多次在省内外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校园文学氛围很好。有作家、诗人获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庄重文学奖”、“省政府文艺奖”、“省少数民族文学金贵奖”、“省尹珍诗歌奖”等奖项。
吴治由：你觉得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文学写作，意义何在？
吴天威：文学与大学始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大学教师和学生既从事学术研究又致力于文学创作，从中国现代史至今这一情况一直存在。这一现象可以说，大学早已成为了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也使得大学校园更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更富有诗意。一个人在大学时代的文学创作会对他今后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都有影响，文学可以丰富他的人文情怀、生命意识、诗意性情，让他更加懂得用美的眼光发现、审视和观察生活；其次，大学是人才聚集地，思想可以相互碰撞、促进，年轻人又有冲劲，创作时间充沛，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刺激和提高创作的激情。有的人在大学时期就写下人生重要的代表作，有的人在大学时期的学习与收获，为今后的创作之路打好了基础。
吴治由：离开大学校园后你的诗歌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请从创作内容和表达形式上谈谈。
吴天威：离开大学校园，我的工作环境又回到了高中校园，目前为止我与校园的关系仍很密切。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的诗歌比以前更沉稳、更严谨了。以前在高校读书时是想写就写，有所感就有所写，写完就投稿了。现在不一样，我会认真揣摩一下，如果过一两天再来读，觉得写得不好，就不会拿出来发表，否则会很羞愧。在内容上我更加重视主题性的系列创作或者组诗，在技术性问题上也会有所调整，同时更多的关注现实生活与情感简单朴素的呈现。
吴治由：就我对你的了解，你的创作几乎是以诗歌为主。你有没有想到拓展开来，涉猎其它文体的创作？
吴天威：前面我已经回答过在题材上我更倾向于诗歌的原因。如果能把一种题材写好也很不错，目前我仍然在坚守的路上。随着时代的改变，人们的生活与娱乐方式也逐渐远离诗歌。生活的柴米油盐、工作的奔波，似乎也很难让一个人静下心去写诗了。但中国自古就是诗歌的国度，我相信诗的生命意义依然是存在的，每当我们拿起书本读到某一句能产生情感共振的诗时，也总是激动不已，又觉得诗歌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是它被边缘、被忽视了。诗歌之所以被忽视，也跟当下的诗歌各种“潮流”、“风格”相关，没有统一的也不可能统一的诗歌多元化将长期存在。有的诗作者过度脱离传统，借着创新的名义不断颠覆了人的审美观，让普通大众无所适从，因此对诗歌产生了鄙夷的眼光。当然，我更热衷于有担当有温度的充满真善美的诗歌。因此当前我的创作题材不会改变，也许今后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自身艺术表达的需要，会适时兼写评论和小说。
吴治由：作为一个90后诗人，你觉得自己与所谓的80、70后诗人有什么不同？
吴天威：“90后”这个标签更多是一种年龄阶段上的界定，就诗歌本身它是不需要这种区别的。如果非要划分，我觉得作为这个年龄段的诗歌写作者，我比他们更年轻一些，对诗歌的热情要多一点，因此显得激情多点；其次是卑微，80、70后诗人他们大部分人的阅历和写作积淀已经成熟，因此似乎在作品上显得老练、沉稳，在对作品的识别度上有自己的一见之地，这些方面我需要跟他们沟通或倾听；最后是距离，我们各自的生活与成长环境都有所不同，自然在同一个的诗歌抒写对象与意象生成上理解角度和熟悉程度不一样。真正的好作品跟所谓的生理年龄关系不大。
吴治由：你怎样处理创作和阅读、写作之间的关系？
吴天威：阅读是日常，每天或者每个阶段都需要在知识方面进行充电。“创作”与“写作”都离不开阅读，但写作与创作则不同，写作主要在“写”，“写”并不意味着出文学作品，或许只是半成品，它强调记述性、系统性、目的性。创作则不一样，重在“创”，创新、创造，创作需要调动一个人的各种内在知识储备和思想情感，严谨创造具有文艺性的作品，它较自由，更强调非目的性、审美性。因此，作为作家要把写作上升到创作的程度，就必须注重作品是否有美学价值。我平时比较喜欢边写边思考，不写时读一些美学书籍，找感觉。
吴治由：请你列举几个黔南的80后、90后青年诗人，三言两语谈一下他们的诗歌创作。
吴天威：写诗的，80后的有吴英文、吴治由、李金福、韦永等，90后有我和邹元芳等，其他人我不太熟悉也不好举例。吴英文是学者型的诗人，他的诗有一股知识分子的忧虑情调。吴治由是创作型的诗人，他的诗写得细腻而灵动，其长诗有格调有审美空间。李金福的诗乡土气息和自身忧患意识融合得比较好，韦永的诗在琐碎的现实生活写照中呈现灵性与活力，邹元芳的诗有安静而忧伤的一面。因为没有系统研究过大家的诗歌，所以不好过多评论。
吴治由：你认为诗歌该怎样处理叙事与抒情？还有就是，对一首诗来说，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吴天威：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两者相辅相成。叙事比抒情真实，抒情比叙事浓烈。对一首诗来说，最核心的东西是：语言和情感，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吴治由：你现在是荔波民中的教师。据了解，你在学校组织成立了文学社，影响并培养了一些文学爱好者，并推荐他们的作品发表。请问你的初衷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困惑与构想？
吴天威：荔波县在文学创作上的新人比较少、几乎断层，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少之又少。如果在文学这方面能带动有志于文艺写作的新一代学子，让他们的作品提早走出去交流，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次，高中生在课外适当的进行诗歌练习，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审美素养和写作敏感，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作文能力。同时，短时间内写下片刻的诗意，能给他们繁重的学习压力一次情绪的和解。但学生的写作思维普遍比较偏向于应用型，语言上缺乏“真情实感”的审美性，文学性的语言表达还比较稚嫩，他们仍需要在写当中不断地思考和阅读。
吴治由：哪些作家和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你？为什么？
吴天威：古代的，我喜欢王维、杜甫的诗。中国现代的，我比较喜欢徐志摩。国外的诗人，我比较喜欢艾略特、狄金森。王维的诗写田园自然，诗中有画，很有意境，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大多是对现实的关照，他那种社会责任意识对我很有影响。徐志摩的作品是我高一接触的，我曾经的第一首“诗”，就是完成模仿《再别康桥》的课后练习，我喜欢他诗中“三美”，他的其它首诗比如《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偶然》等也很耐读。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曾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对象，它的“反传统”、“荒诞”等审美意识让我印象深刻。艾略特开启了当时英语诗歌的新方向，作品中的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让我深受震撼。狄金森是一个长年隐居在一个小镇上的美国女诗人，写诗、生活，她的作品写得安静、写得孤独、写得美，我很欣赏。当下我也坚持每天闲时随手翻阅一些《诗刊》《人民文学》等公众号推出的诗，去年还订阅了全年的《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山花》，有空时也会拿来细读一下大家的作品。
吴治由：对于有的作家因为写作会把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婚姻、家庭、生活和工作）处理得很好，但有的作家则不同。你遇到过这样的作家吗？
吴天威：“文如其人”这一观点，从古至今，颇受争议，它具有一致性，同时也有相悖性，在“文”、“人”关系上我觉得应该辩证的来看，不能一概而论。不可否认，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在我的朋友圈里有部分“作家”是把生活与写作处理得不够好，或者说把个人私生活与写作理解偏了，有身患神经疾病的，有与生活环境格格不入的，也有极为执拗和自傲的……我觉得这更多是在于个人的性格问题，而非写作本身。我个人是想写作时，沉下心好好写作，不写作时，就好好生活。比如我写一篇文章时，我老婆因为太忙偶尔会叫我去晒棉、或者洗碗，我会迅速照办，再回来继续写。女儿出生后，我不忙时也经常带娃。写作在本质上是人性的关怀，是精神的富有，是真善美。在我看来，大部分作家、诗人是有情怀的，他热爱生活、拥有正义、关爱社会。
吴治由：在你身边坚持写作的人多吗？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吴天威：目前，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能一直坚持写下去的人确实不多，当年我们读大学时一起崭露头角的文友，有一部分人现在基本很少在圈子里看到他们的作品了，或许因为生活和工作的缘故，大家都比较忙，但我仍然相信他们的文学之心依然存在。诗歌是属于青春的，每个人对青春难以忘怀，也许有一天对往事的追忆会再次唤起大家写作的冲动。我以为写作需要积累，更需要质量。作品质量必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和人的审美观，这需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增加阅读，提升知识层面，同时创作有一定数量的好作品后共同呈现，因此勤奋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年到头要马不停蹄的创作，狄金森有一句诗这样写：“以静退为给养”，我觉得很有意味，当你遇到瓶颈期时，沉下一段时间好好体验生活是必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一生仅发表了163首诗，却能在80岁高龄之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一个有心创作的人不应该是“急就”、“应景”、或者“无病呻吟”的写作，而应该是严谨的写作，踏实的写作，发自内心的写作。
吴治由：你对当下成名和“作家不活在当下，而是活在未来”怎么看？
吴天威：古今中外确实有作家成名较早，例如肖洛霍夫、川端康成等，但并非所有作家都如此。我觉得这需要根据个人的文学天赋、知识沉淀和写作实力而定。当下如果只是急功近利，浮躁凑热闹，对一个作家而言过早出名不一定是好事。文学圈有的年轻作家在国内成名较早，但能留下来的作品却屈指可数，有的作家年轻时没有多少作品，但沉下心来的后期写作却颇有建树。“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每个人的写作高峰期都不一样，创作年龄跟生理年龄无关。无论是活在当下，还是活在未来，我认为一个诗人不仅应对所处世界或者生活环境有自己的理解和认知，而且更需要有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吴治由：写作中，你是如何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元素带入作品的？你有这方面的写作吗？请说一说。
吴天威：我从小生活在黔南荔波，大学毕业后也是回到家乡任教，荔波县有布依族、苗族、水族、瑶族等不同的民族聚居。身在这样的多民族融合大家庭，在文学作品中我潜意识的会注入一些地域文化和民族元素的词汇，比如我刚本科毕业时曾徒步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把里面走了一遍，爬山、在山上露营，创作了《茂兰丛林纪》（载于《夜郎文学》2017年第2期），《茂兰石上森林诗稿》（载于《羊城晚报》），在标题和内容上都闪烁着诸如“茂兰”、“尧古寨”、“吊脚楼”、“低矮的木瓦房”、“古旧的屋檐”等带有地方性色彩的词汇。再比如州作协来荔波采风，我陪同一行前往玄武山，回来写了《玄武山诗稿》（载于《中国诗歌》2017年第8期）。当然有的地方我也去了，但感觉不深也就没写好，有必要的话下次再去一趟。总的来说，对于是否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元素带入作品，我是跟着感觉来，不刻意。（来源：黔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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