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残泪如血
2020-09-17 作者：肖黛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肖黛，籍贯山东荣成，生于福建厦门，长于浙江舟山，曾在青海行政机关和高校供职，现居成都。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散文集《寂寞海》诗集《一切与水有关》及《肖黛诗文集》并获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
1、在老昌耀病房里有蒙娜丽莎的身影
风肆虐在窗外。病房里，一把陈旧的圈椅正托举着默默与死神对话的诗人。从窗缝间硬挤进病房的风，把一丝午后的光线刮落在了诗人的双踝处。踝下有一双干瘪的布棉鞋，谁看过去都会以为那是两只空洞的鞋坑。显然，那是个错觉。干瘪程度的夸张，是造成这个错觉的原因。而诗人的身体更是单薄如纸。脸色也如纸样的惨白。紧撮着的五官，像画家无意间撩泼在白纸上的墨迹，深刻的，浅淡的，照模照样的，已经变了形的，样样都有。昂首挺胸的吊针架子和丰满壮实的氧气瓶，犹如两个忠心耿耿地保卫诗人的士兵，使病入膏肓的诗人显得高贵了些，但也印衬出了诗人无限的苍凉。
泪和血，将是最终的真相。
诗人残泪如血。一个孤独诗人的魂灵和身体都痛着的时候，到哪里去寻找、病寻找如何的良医良药，才能使其得以疗治呐？诗人也是人，也患癌症。昌耀诗歌创作的成绩表明，他没有辜负时代加于他的重托，而他同样也避不开这具体惊语的无奈和尴尬。他费力地抬起眼皮，像刚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垂头丧气着说：
是腺体癌，毛病出在肺上，靠氧气硬撑着，这几天，连头和脖子都疼起来了，氧气……也吸不进去多少了。
我坐在了他跟前却环顾左右。
四下里权势他的清贫以及清贫习惯的痕迹。那些花冠一样的诗意呢？桌上倒是有一串玫瑰，可相伴玫瑰的，是几些等着处理的龌龊和还没来得及洗涮的餐具。那些餐具破旧得很，还各是各的样儿，仿佛是故往的孤儿院里的孩子。事实上，他曾经怀着和我此时一样的悲悯，看待这个世界上的孤苦，并用他的文字行动，把它们改造成灵魂世界的体验。他为自己的精神流浪所付出的代价，恰恰是摩肩接踵的人海里的一次又一次的沉沦，而物质身体内部的严重腐损，直接导致了他对生命终结方式的自觉选择。
此时的昌耀呵，根本就不像在地狱门口徘徊着的人，根本就是刚从地狱里出来的模样。
轻轻叫了一声老昌耀，我就有点语无伦次。我说你好好一个人咋就变成这样子了么。我甚至不敢直视他。我说低着头说，老昌耀你疼不疼啊？昌耀指了指胸口说疼呐，说疼得凶呐。然后他就连声咳嗽，就要吐痰。那种咳嗽的声气并不高，但这一声和那一声的连接，已经需要拼出整个身心的全力才能完成。我害怕极了，怕他就要咳出来的痰里有血。
正不知所措时，一个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中年女子，递过了裁剪整齐的卫生纸，并迅速地把纸贴到老昌耀的唇边，帮他接了痰。好不容易等昌耀咳罢了痰，她又忙着擦干净了昌耀的嘴角。
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昌耀急忙要解释。
我问，是你说过的蒙娜丽莎？
我忍着痛心调侃：这下子全暴露了不是？
那个蒙娜丽莎转向我：是肖黛吧，也巧呐，前几天昌耀还直唠叨你。
昌耀的蒙娜丽莎是虔诚天主教徒。她面色焦黄，头发凌乱，衣饰也不太服帖，与蒙娜丽莎真的相去甚远，倒反而象个印象派画家笔下的人物。在我的感觉中，她或者更是一个长河边费劲的拉纤妇，而拉着的是病入膏肓却不失高贵的诗人。但她的声音好听，说的每一句话都象在教堂唱诗。
我说，你好，阿蒙。
阿蒙是我对她的姑且之称，昌耀则隆重地称她为修篁。他的《致修篁》、《傍晚。篁与我》、《花朵受难》、《螺髻》、《在一条大河的支流入口处》、《伤情——我的死亡·无以名之的忧·寄情崇偶的天鹅之唱》等诗作，都是为她而写。
我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季得知老昌耀身边有了这么一个蒙娜丽莎。
那天昌耀在电话里说，有重要事情找我。一进我家门，昌耀就将高举着的《国际华文诗人百家手稿集》赠给了我，而且非要我先翻到诗集的152页。看他神色别样，我只好遵命翻阅。阿蒙的形象就是夹在这本书的第152页间的照片上。那时她皮肤棕红，眉静眼亮，顶发中分的式样与蒙娜丽莎还果然有点儿相似。照片上的她被恋人揽在肩臂之旁，她温顺地依偎着人生的大幸大福。
昌耀问我：你看咋样，可是十分端庄的？我想先给他端一杯水，但他非要我立即再仔细地看看。他说：再看看，再多看一会儿啊。他说多看一会儿就能看出有点象蒙娜丽莎的味儿来。他说我很依恋她。他既得意着，又有些羞涩。我让他坐，他却站了起来，我请他喝茶，他却错端起了我的水杯。
我瞥了他一眼，说，蒙娜丽莎的味儿我真还没来得及看出来，不过已经看出你象个傻瓜了。我追问他什么时间能喝到喜酒。他却环顾左右而言：你又不喝酒。我还是不放弃，笑说他一准是不肯花买酒的钱。他连忙解释，主要是因为没有现成的房子和双方小孩的出路还没安排好。
不管怎么样，我感到孤独了太久的诗人有可能飒然一番了，虽然这种可能性渺茫得很，但爱情终于从诗人的心中跃然而出了：
篁：我从来不曾这么爱
所以你才觉得这爱使你快活得很累么？
所以你才称狮子的爱情也很美么？
我亦劳乏，感受峻刻，别有隐痛，
但若失去你的爱我将重归粗俗。
我百创一身，幽幽的目光牧歌般忧郁，
将你几番淋透。你已不胜寒。
你以温情为我抚平眉结了，
告诉我亲吻可以美容。
我复坐起，大地灯火澎湃，恍若蜡炬祭仪，
恍若我俩就是受祭的主体，
私心觉着僭领了一份仪奠的肃穆
不料没喝到老昌耀的喜酒，倒在媒体上见到关于阿蒙因手术中腹部遗留纱布而招致多年痛苦的消息。消息说，她多年的痛苦最后是在又一次手术后被解除。紧接着还有她向造成事故的医院索赔之类的报道。
昌耀恰是在阿蒙的这回手术前跟她分手的。他的确失魂落魄，一副沮丧的样子，在他的脚还没踏处我家门槛上时，泪就泼洒了出去。他不断长叹：我无法摆脱，我向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别人都有的能力，要是我也有几十万，就也能为她买房子造船，我比她更觉得到居住在北京的好处，可是……可是我只有一大堆的托累呵……我真没用，真的没一点办法。长叹罢了，他又短吁：完了，完了，全完了，一切都完了，阿蒙有了新的男朋友，是个做药材的商人，可以把她调到北京工作，在北京给她买房子，将孩子安排在北京读书，为了表示对她的爱慕和证明，还将专门为她造一条豪华游轮，带她周游全世界。停顿了片刻，他又补充道：可是感情的事情又怎么办……我的感情……怎么办？真的没办法……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呵。他说他没有能力，也没有那般的雄心壮志，说自己不是那种文人……不是。
我问：哪一种文人？
他羞涩的、木讷的、谨慎的、有点结巴地说：有钱的，有能耐的，有住处的……就是活得潇洒的那一种。
关于这件事情，阿蒙有另外的说法：手术前，怀疑甚至确定我患了癌症，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是数年前胆囊手术的遗留问题做怪。昌耀也是个人，也怕癌。说这话时，她苦笑着，但仍然保持着一种崭新的欣慰，仿佛刚刚接到获得新生命的通知书。
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我经常接到昌耀的电话，说要我帮他在婚姻介绍所找一个合适于他的对象。我对此类事儿很无能，但想起他深重的忧郁和那忧郁伴生的浮躁，便不管成与不成去做过。他还曾经委托其他几个朋友帮他介绍合适的女朋友的。我不知道哪样的对象适合于他，我们按他的具体要求，也曾经详细省视过若干个单身女子的底细。最后当然都没成。
一个孤独诗人的魂灵和身体都痛着的时候，到哪里去寻找、并寻找如何的良医良药，才能使其得以疗治呐——至于阿蒙和昌耀什么时候和好的，我不清楚。而班果的亲历，证明了是昌耀意识到自己病得不轻了，让自己的孩子去告知了阿蒙……阿蒙则义无返顾地回到了他的身边。
2、昌耀和他的土伯特女人及“汉风唐仪”
不忍心看昌耀的痛苦悲愁，后来再去病房，我都讲些玩笑话，也都煲些汤送给他。他听了玩笑话，就咧嘴笑。守护他的人喂他喝汤,他从不打听是什么汤，给了就喝几口，跟一个轻易就能上当受骗的少年郎没两样。可他的大脑却在忙着琢磨事儿。他确实没闲着。《昌耀诗文总集》在他死后不久出文版的,确定所有篇章和编辑形式及相关记写等工作,基本上是他在病房里坚持完成的。还有一些事情也使老昌耀忙得很。比如吃药打针做化疗。比如来看望他的朋友,像潮水一样甚至令他紧张。比如还得抽空跟他的蒙娜丽莎或温存几番或打几番嘴架。比如得应付前来采访他的媒体。他是真忙。忙着向省文联和作协领导表示死后骨灰要送回湖南老家的希望，忙着安排有可能剩余的四万元钱的分配意愿。那都是些临死前的言语,并不稠密，更不可能美艳，我差不多全都如实做了记录。
昌耀对我的记录颇感兴趣,时不时地要求“审核”，还要我每回去探望他时都带着。他也给我看了许多信笺，有亲人朋友写给他的，也有他写给别人的抄录件，最陈旧的是一九五二年的。记得他曾从一只帆布包底摸出一个小红本子，说，是前不久才收到的当初三十八军文工团全体人员通讯目录表。他在其中找出了未央的名字，说，未央也是我们三十八军文工团的呐。说罢，闭上了眼睛。
当我将目光再度移往他的脸上，在缓缓睁开的眼里，我看见他的悲愁已化为了一片汪洋。
不过，昌耀他一定料不到，我和燎原们后来真去了那个诗人孕育诗之胎体，也就是他携着盛满诗稿的箱子以及杨尕三和孩子们走向自由的地方。虽然，是否能见证些什么，我们并没想好。
我们邀请了昌耀的前妻杨尕三，先到了她的娘家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乡的下若月村。
下，表示的是村庄的方位，若月才是这个地方的名字。
若月？如此地温情而浪漫，不知道是谁做主为这个地方起的名字。而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杨尕三，就是昌耀关于西羌雪域的诗中经常出现的那个信仰佛教的土伯特女人。
昌耀和她的孩子们也都有别致的名字：
长子叫木潇，女儿叫路漫，叫俏也的，是杨尕三为诗人生的第三个孩子，都好听，所含的意义，也都高级。
很多人以为昌耀平了反，进了城，成了名，就与妻子离了婚，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包括他离婚的现实代价，是每个月要把公子的一大半，给不是正式职工的杨尕三和三个都还未成人的孩子，是最终离开“福利分房”所得的住所，是直病倒死前都截然地住在借用的一间小办公室里。
还记得，深秋的雪从日月山上飘落，很冷。杨尕三娘家的村庄就背靠日月山，零星的黄叶就伴着雪花在风中挣扎，恰好让整个村庄显得弥漫而深遂。踏着风雪，杨尕三带我们走进了庄廓。父母去世后，她哥嫂便是这庄廓的主人。她说现在哥嫂们的牛羊多了些，生活好了些。她说其它真的都没有变，一如从前。在1957年11月20日处理昌耀的决定里，说的 “送农业生产合作社管制劳动以观后效”，实际上就是把昌耀直接送进了她的家里。那会儿她还是个黄毛丫头。三个月的“管制劳动”期，昌耀吃喝住全在她家。她的阿爸还亲自出演了保护昌耀的角色。她阿爸认为，除了参加劳动就在家里看书的人怎么会是坏人？因此老人家那几天报告说昌耀病了，得吃药打针得休息，这几天又用同样的理由去报告。老人家万万没想到，菩萨一样的心肠，却导致因装病而不好好服从“管制劳动”，令昌耀被直接判处了有期徒刑。事实上，这个刑期到一九七九年才结束。
杨尕三指着正房供奉家神的位置，说老王和我就是在这儿拜的天地。她又把我们引向右侧的小屋子，说这就是我和老王当年的新房。
管昌耀叫老王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她杨尕三一个。仰慕昌耀和爱他的女子不在少数，昌耀欣赏和爱过的女子也为数不少，而唯独她杨尕三与昌耀在法律意义上有过姻缘关系。虽然昌耀病重时拒绝杨尕三来探望他，但长子木潇已婚在昌耀死前，其妻当时也已有身孕。于是昌耀通过其它方式，向杨尕三传递了自己的心愿，说如果我们的孙辈是男孩就叫汉风，是女孩就叫唐仪。杨尕三说我不懂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可我们老王有文化，他起的肯定是最有意思的名字。说这话时，特别是说我们“老王”时，她脸上露出了万分的得意。那种得意的神态，近似于一位母亲因了孩子的出息而无以抑制。
昌耀跟我聊起过他的少年故事：
我还不到十四岁就背着家里参了军。一天，听班里的小战友说，我母亲来驻地了，我还以为她要拽我回家，紧张得我一把拉开被子，躺下就装睡着了。不一会儿，母亲就坐在了我的床边，她摇着扇子，自言自语地说，罪过呵，这么小的孩子就要出远门了。她还说，知道你不肯跟妈妈回去，可妈妈不是来找你回家的，只是来看看你，你睡着了，那就好好睡，就好好休息呵。妈妈刚走，我就一骨碌爬起来。当时部队租借的是民用阁楼，我扶着阁楼的窗棂向外看去，母亲穿了一件很宽大的蓝色碎花布衫，走在细雨中的青石板路上，一摇一摆地远去了。
杨尕三和昌耀的母亲是两种类型。她还带我们去了那个叫新哲劳改农场的旧时的场部。我们看见了当年他们一家好几口子住过的六平米的“地窝子”，现在，那个地方已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乡政府所在地。她是生来爱笑也忍不住笑的人，她边笑边说，刚到西宁时，我们老王总把我关在家里，怕我出去迷路，可必须要到学校去接送已经读书的王木潇。 他自己忙得很，顾不上接送孩子，为了使我不至于迷路，他要求我去送孩子的时候带上一根粉笔，在走过的路上画上标志，接孩子时按照画下的标志再走回家。在场的人就都跟着杨尕三笑了起来。她怀里扑腾着的王唐仪也笑了，笑得好开心的样子。可怜已去西天的老昌耀却听不到他孙女的笑声，更看不见杨尕三说的象她爷爷的模样了。 在于杨尕三这很要紧，其意义就好比她虽然不识字，也不懂诗，但她熟悉她的老王之于每一根毛发，老王家族的血脉是经由她而得以承传。在于王唐仪，爷爷将永远是他留下的那几本诗集，或者将永远是一个在未来岁月中飘摇的传说了。
是的，传说仅仅是一座高原般的死者之尘粒。
悄悄注视城市:
看到早晨的城市是一座蓝色的铸件。
看到太阳被高墙胁迫而致变形。
看到丘原的曲线在塔吊上面起落…
而想起故乡的河床是在投石器的抛体下啸鸣,在风雪里
变换颜色…
意识到自己是处在另一种引力范围,
感受到自己是另一种圣迹
这是一九八四年前后，昌耀洋洋洒洒的关于青藏高原形体作品的《圣迹》中的诗句，读上去的感觉,不异于有关死亡性质的某种预告，无形而有境——我更愿意把它想象成一方墓碑。
到现在,诗人昌耀去遥远的天堂十多年了。逝者如斯。在每一年的祭日时，我好像都能与过往的那几些事件再次相逢，是它们使对昌耀的纪念变得很重要。而天堂那边美好的一切，当然是我们这些尚在凡间之人的虚构，这种虚构的理由，肯定是我们宁愿忽略死者早已化身为灰烬的事实，以此绵延与其相关的记忆。
3、昌耀因为王女士而归信伊斯兰教及其它
我最早得知昌耀生病的消息，是2000年10月中旬。
那时我在北京。那时北京的气候正好，但我的心，当下就被凛冽在青海的冷风晃来荡去的。青海的冬天从来少雪，而太多太多的是风。那种能熔蚀一切的大风阵凶猛神奇，像是一种无形态却一定有感应的生物。它会在一大清早就如狼似虎地开始吼叫，不吼到人们觉得要出大事儿了，似乎就不肯罢休。它还会像痛失了情人一样地隐入夜半，一会儿啜泣声声，一会儿嚎啕不止，既令人同情怜惜，又把人心搅得破碎。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霸道的男中音，不管爱不爱听，都将以慢板低吟的形式，将伤痕累累的往事贯注到每一个人的耳廓里。
还好，我有幸赶在死神之前到了西宁，见到了病中的老昌耀。
那时他是费力地抬起眼皮地说，肖黛你也该回来了……回来才能见上这一面呐。
尽管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听了这话，还是无法控制情绪。掉下几滴泪，抹了去。再掉下几滴，再继续抹。知道曾经跟昌耀有着密切关系的王女士进了病房。
是在昌耀说到他的母亲时，有着善良面貌和姣好身材的王女士出现了。之后，时任省美协主席左良先生也进了病房。客套寒暄了一番，我和左良还有阿蒙就都做了回避。等到王女士离去后，我和左良追向了她。在医院门口的大风中，我们三个人愣谈了近五十分钟的话。这些谈话的内容我和左良先生都做了记录，主要内容如下：王女士是回族伊斯兰教徒，与昌耀认识是经由朋友正式的介绍。昌耀严格按照程序皈依了伊斯兰教后他们俩以宗教仪式结为夫妻；她和昌耀共同生活了十个月后，昌耀离开了她再没有回到她身边。在报纸上看到昌耀病重的消息，她前来探望这已是第三次了；这次来的主要目的，一是昌耀爱喝她煮的羊肉汤，她送来了；一是想求知昌耀本人关于处理身后事情的想法。
我们针对最末一件事儿向她追问结果，并她询问昌耀为什么跟她分手。她说假如昌耀愿意还按照伊斯兰教的规矩办，她会负责办好所有的事情，但昌耀表示谢意后说要回湖南老家。她说尊重他的意思好一些。她说那会儿昌耀经常生闷气，常常都是还没等她搞清楚生气的原因，昌耀就走了。每次她都叫人找他回来，可最后一次昌耀再也没有回头。 我们又问，按宗教看他们夫妻关系是否还存在。她却环顾左右而反复说，其实昌耀是个好人，就是脾气古怪了点。末了，她还是模棱两可，一会儿说阿訇给我们念了结婚的经我们就是夫妻，一会儿又说他离开我已经两年多了。谈话到尾声时，我们表示了非常尊重伊斯兰教的心声，并希望了解昌耀皈依伊斯兰教的具体情况。她苦笑着摇了摇头，说不提那些过去了的事情吧。
回到病房我就调侃。我说，你呀你这个老昌耀，你的病该不是累出来的吧？你老昌耀藏族回族加汉族、佛教天主教还有伊斯兰教的，是忙着搞民族大团结呐，是硬要找点宗教体会呐，还是真的想跟毕加索比一比呐。
昌耀立即做出一副憨憨的无辜状，说真的都不是……真的没有，说人家毕加索可是大师。
阿蒙跟着这调侃笑了。虽然阿蒙也能象昌耀的妈妈一样心疼他，呵护他，伺侯他，但她没法子体会到杨尕三陪伴昌耀经历过的艰难岁月。阿蒙的烹调及缝纫方面的技术和用心，怕也都不能与回族女子相比。但是，在病床前扎扎实实伺侯老昌耀的毕竟是她。
我们告辞时，王女士央求我和左良先生：你们劝他喝了那碗羊肉汤再走呵。她说老昌耀喜好羊肉汤，让我又记起一件事情。
这件关于“穷”的事情，我印象深刻：
那是1998年的元旦后不久，昌耀在电话里再一次地说有重要事情想跟我谈。还是他到我家。那天很冷，窗外的风发着疯地嚎叫着。昌耀的敲门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风声淹没着。等我打开门时，他已经要下楼梯往回走了。见到我，他并没有抱怨，但跟平常决不一样。他进门、入座、喝开水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不言语。
等到慢慢地谈开来了，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原来，他接到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他去俄罗斯访问的信笺。对于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当代中国诗人，能去那个地方做一番体味，无疑是幸运的。于是，他兴冲冲地去了青海作家协会办理有关手续。没想到青海作协的负责人一看那纸通知，说，从北京去俄罗斯的费用由中国作家协会负担，这一点没问题，而从西宁去北京的费用要由青海出，就有大问题了。省作协全年的全部财政拨款极少，上个年度的已经花完了，本年度的还未拨到位，所以没办法解决。
我说，青海穷，作协更穷，可能是真的没钱呐。
昌耀说，最穷的可能还是我。然后他紧皱着眉头，再也不说什么。
那么就该我说了。那我只有说，要不，咱们给中国作协打个电话，把情况向人家反映一下，没准人家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他还是不说话，低着头，不断地喝那没滋没味的白开水。
我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要说，就说俄罗斯有什么好的，不就是个俄罗斯吗？
我心里的话当然不会说出来，比如再去找找作协的领导，比如干脆自己出了国内这部分费用……还比如，这么好的机会，就这么放弃了多可惜。
正如昌耀说，他穷，他是个穷得病不起的人。
我想，昌耀说的“病不起”，一来真的是指“全方位”的拮倨，二来是考虑到岁逾六甲的残败之势，更重要的是，深感到自己整体命运的悲剧性。很明显，从一九五七年身陷政治囹圄，至一九七九年平反回城，一直到二零零零年初死去，对于昌耀，个人的纯粹时间或时期的区分，并不重要。在他的生活范畴里，不断地充满特定时代的模糊的、矛盾的、复杂的和不一致的社会文化因素，才是他凸显凄凉的原因。但他从未在精神信念的肯定性力量上示弱，也不曾放弃过他对艺术想象的热情。
亦如昌耀还说过的“他是个绝无福分的人”。他的性格有些乖僻。应该说，他是内敛的、羞涩的、忧郁的、木讷的、说话有点结巴的、甚至因为着迷于谨慎而显得古怪的一个人。他的大气，他的通畅，他的奕奕神采，他的光芒四射的魅力，只跃出于一张张洁净的稿纸。即便不是因为过早地病死，他也会丧失在当下的语境中，完全可以实现的所谓“华丽转身”的机会……我和一些朋友都不止三次五回地在短街深巷里，邂适老昌耀不分早晚的、且毫无目的地独步，那样的孤凉，那样的犹如走在穷途末路上的外状，就是十足的证明。
昌耀却转了话题;
我每天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力不从心，就算没什么事情要做，也还是感到累，疲倦。我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顺利，都有麻烦，我自己也都做不好，不管我怎么努力，最后总是失败。我现在不写诗了，书也读不到心里去，每天就听听音乐，用旧报纸写写楷书，练练字…这样吧，我请你喝羊肉汤去。
4、诗人残泪是血
昌耀说他是个绝无福分的人。但是和他共同在祁连山下接受改造的刘老先生却说，他还是有等福份的。说，当时的领导要求他们上交随身带的所有书籍，昌耀偷偷私藏了一本《文心雕龙》，竟然一直没被发现。当我站在祁连山下的劳改农场的旧址时，没法不想象着他在无数个夜半三更的泪血中嗜读《文心雕龙》的景象……后来，在昌耀说他是个绝无福份的人和是病不起的穷人时，他还表示，想把这些类似的感受，做为个人记写，融到正在编辑的《昌耀诗文总集》里，但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另外，他郑重地要班果和我等替他做好一些事情，或者为他的一些态度做见证：一些友人一直关心我和我的创作活动，以后我万一有什么样的事儿，应该让他们知道才对，他们是邵燕祥、韩作荣、燎原、黎焕颐、西川、雷霆、周涛、罗洛、唐晓渡、金元浦，还有好几个四川的……还有骆一禾，可惜他那么年轻就先走了。
他还说，有几件事情，还得朋友们帮他完成。这些事情是诸如帮他给周涛等人打电话通告他的病情，是由他口述我记录给朱乃正先生的回复信件，是让班果具体负责落实文集的出版事宜，是确定燎原给他的文集写序，是要抓紧与聂正宁联系索要当年 骆一禾为他写的一篇类同评论的文章，是让大家出力，并代表他接待好代表中国诗歌协会来给他颁发“中国诗人奖”的韩作荣等人。
我说，事情都让我们做了，你的蒙娜丽莎干什么呀，故意偏心眼，是不?
他木讷着说，她累成了那样，你又不是没看见……好好，就算你们看不见，可只有她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她累得很呐。
他说，她熬在我身边都快半年了，她为我做的事儿我最清楚。
他说，她到这个世界上也是来受罪的，人好命苦，跟我一样。
这些话，到现在我也没有转告阿蒙。我怕她哭。她的哭声就像凄厉的高原风阵，曾经由电话从青海传到北京：
昌耀他扔下我，走啦……以前，每天早上，我都先给他穿上衣服，帮他靠在床头，伺侯他洗涮完了，我就下楼去打牛奶，等他喝了牛奶我才给他穿鞋，扶他下地，坐进那个圈椅里，然后就等医生护士来查房……可今天早上，就是刚才，他非要先穿鞋下地，还要我给他唱歌听。我一边给他穿鞋，一边唱我们俩老是一起唱的那支《马背上的骑手》……我扶他坐在那个圈椅里就下楼了。谁知道就那么五分钟，就五分钟呀，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他就能自己到阳台那儿，就从阳台上跳……下……去……了。
在诗人告别这个世界的清晨，我还是怕她哭时掉的眼泪。她的眼泪珠儿特别大，真的象从天上落下的雨滴。
有一次，昌耀正聊在兴头上时，我注意到，在一旁擦桌子扫地的阿蒙连泪珠儿一起扒拉到垃圾堆里去了。昌耀似乎没看见，自顾自地喊儿子：峭也，你把床头柜里那个帆布包拿出来。俏也遵命捧来的帆布包里装着许多信笺，其中有亲人朋友写给他的，也有他写给别人的抄录件，最陈旧的是共和国建立那一年的。
这是怀旧，是想起了青年时代，或者是不想与阿蒙的泪眼撞个正着。我将目光再次移往昌耀的脸上，在他缓缓睁开的眼里，我看见他的悲愁也已化为了一片汪洋。他终于摔出了哭腔：
我从小就怕鬼，就爱哭……真的，从小我就爱哭。
哦，岁月是如梭，是没有什么不被高原风阵熔蚀的。
老昌耀死时我在北京的团结湖。
那是2000年3月23日，大约是早晨不到九点时，我接到阿蒙报丧的电话，说，七点二十五分，昌耀去了。她说，通常情况下，这时候她的确是要去病房外买奶牛给昌耀喝的，昌耀喝过奶牛后的确是由她扶着下床的。可是昌耀打乱了秩序。昌耀是预备好了的。而阿蒙顺应了他的要求。不一会儿，楼里楼外的医护人员就象急流一样在她的眼前穿梭起来。她疯了似的奔向病房，奔向她的太阳，奔向她的爱情，也奔向了她的绝望。
过了两分钟左右，班果也来了电话，主要亦内容如上。
我立即把消息传给了燎原。他在威海的家里。
这也是原始记录：
我说昌耀他走了。
燎原他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说，老昌耀他已经走了。
燎原说，一听到是你的声音，就想到是这事儿了。
我说他是按照他的方式走的，是跳下去的…
燎原沉吟道，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大诗人啊。
我说，你得给青海作协发个唁电吧。
燎原说，你在北京方便，你给西川打个电话。
还记得西川接听电话后的悲叹声，还记得他说，昌耀是一个重要的人，他的死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把一段昌耀病重期的谈话记录说于了西川：
灾难伴随了我一生，我每时每刻都感受灾难就要降临的巨大压力。还是个孩子时，我就怕鬼，怕鬼会带来不知什么样的灾难。果然我一生都在灾难中煎熬。其它灾难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去较量一下，可是现在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所有的力气都叫癌症吞食掉了。也许这一次更需要我自己解决，才能度过灾难，不然就会一直遭受这种痛苦的折磨到死，最后连死都将死得毫无尊严。
一九八三年五月，昌耀在《天籁》一诗中写道：
没有看到那一落日的壮美。
永诀的已成永诀，古原早被沙丘弥合。
但在北方草场和戈壁之间
谁会听不到那沉沉的步履仍比秋风远为
凛冽！
是的，我听到了，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听到的凛冽已经在壮美的落日里，变成你老昌耀的永远啦。
又记：
昌耀死后的的第一个春节，阿蒙所在的单位搞联欢会。那是一个张灯结彩的时刻，人们在灯光下肆意地笑来歌去，在彩带中相互的做揖问安。她的几个同事非起哄要她表演一个节目。她推托不过，就站到了联欢会的中央。谁也想不到，在那样一个时刻，她表演的节目是诗朗诵，她朗诵的诗是昌耀的作品……很快，谁也都不在意她的朗诵了。大家在意的很快当然是热闹，是喜庆，是吉祥，是来年的万事如意。而阿蒙还在极尽全力地朗诵着，甚至一个字都不肯念错，一个行段都要念出分明的层次来。她那样认真，那样动情，那样地一直把昌耀差不多是最长的一首诗朗诵完，然后默默地退下，退到一个无声的角落里，退进了新春之夜的最孤独中……这是我得知的关于阿蒙最后的信息，这以后，她的信息全然地没有了。
风肆虐在窗外。病房里，一把陈旧的圈椅正托举着默默与死神对话的诗人。从窗缝间硬挤进病房的风，把一丝午后的光线刮落在了诗人的双踝处。踝下有一双干瘪的布棉鞋，谁看过去都会以为那是两只空洞的鞋坑。显然，那是个错觉。干瘪程度的夸张，是造成这个错觉的原因。而诗人的身体更是单薄如纸。脸色也如纸样的惨白。紧撮着的五官，像画家无意间撩泼在白纸上的墨迹，深刻的，浅淡的，照模照样的，已经变了形的，样样都有。昂首挺胸的吊针架子和丰满壮实的氧气瓶，犹如两个忠心耿耿地保卫诗人的士兵，使病入膏肓的诗人显得高贵了些，但也印衬出了诗人无限的苍凉。
泪和血，将是最终的真相。
诗人残泪如血。一个孤独诗人的魂灵和身体都痛着的时候，到哪里去寻找、病寻找如何的良医良药，才能使其得以疗治呐？诗人也是人，也患癌症。昌耀诗歌创作的成绩表明，他没有辜负时代加于他的重托，而他同样也避不开这具体惊语的无奈和尴尬。他费力地抬起眼皮，像刚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垂头丧气着说：
是腺体癌，毛病出在肺上，靠氧气硬撑着，这几天，连头和脖子都疼起来了，氧气……也吸不进去多少了。
我坐在了他跟前却环顾左右。
四下里权势他的清贫以及清贫习惯的痕迹。那些花冠一样的诗意呢？桌上倒是有一串玫瑰，可相伴玫瑰的，是几些等着处理的龌龊和还没来得及洗涮的餐具。那些餐具破旧得很，还各是各的样儿，仿佛是故往的孤儿院里的孩子。事实上，他曾经怀着和我此时一样的悲悯，看待这个世界上的孤苦，并用他的文字行动，把它们改造成灵魂世界的体验。他为自己的精神流浪所付出的代价，恰恰是摩肩接踵的人海里的一次又一次的沉沦，而物质身体内部的严重腐损，直接导致了他对生命终结方式的自觉选择。
此时的昌耀呵，根本就不像在地狱门口徘徊着的人，根本就是刚从地狱里出来的模样。
轻轻叫了一声老昌耀，我就有点语无伦次。我说你好好一个人咋就变成这样子了么。我甚至不敢直视他。我说低着头说，老昌耀你疼不疼啊？昌耀指了指胸口说疼呐，说疼得凶呐。然后他就连声咳嗽，就要吐痰。那种咳嗽的声气并不高，但这一声和那一声的连接，已经需要拼出整个身心的全力才能完成。我害怕极了，怕他就要咳出来的痰里有血。
正不知所措时，一个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中年女子，递过了裁剪整齐的卫生纸，并迅速地把纸贴到老昌耀的唇边，帮他接了痰。好不容易等昌耀咳罢了痰，她又忙着擦干净了昌耀的嘴角。
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昌耀急忙要解释。
我问，是你说过的蒙娜丽莎？
我忍着痛心调侃：这下子全暴露了不是？
那个蒙娜丽莎转向我：是肖黛吧，也巧呐，前几天昌耀还直唠叨你。
昌耀的蒙娜丽莎是虔诚天主教徒。她面色焦黄，头发凌乱，衣饰也不太服帖，与蒙娜丽莎真的相去甚远，倒反而象个印象派画家笔下的人物。在我的感觉中，她或者更是一个长河边费劲的拉纤妇，而拉着的是病入膏肓却不失高贵的诗人。但她的声音好听，说的每一句话都象在教堂唱诗。
我说，你好，阿蒙。
阿蒙是我对她的姑且之称，昌耀则隆重地称她为修篁。他的《致修篁》、《傍晚。篁与我》、《花朵受难》、《螺髻》、《在一条大河的支流入口处》、《伤情——我的死亡·无以名之的忧·寄情崇偶的天鹅之唱》等诗作，都是为她而写。
我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季得知老昌耀身边有了这么一个蒙娜丽莎。
那天昌耀在电话里说，有重要事情找我。一进我家门，昌耀就将高举着的《国际华文诗人百家手稿集》赠给了我，而且非要我先翻到诗集的152页。看他神色别样，我只好遵命翻阅。阿蒙的形象就是夹在这本书的第152页间的照片上。那时她皮肤棕红，眉静眼亮，顶发中分的式样与蒙娜丽莎还果然有点儿相似。照片上的她被恋人揽在肩臂之旁，她温顺地依偎着人生的大幸大福。
昌耀问我：你看咋样，可是十分端庄的？我想先给他端一杯水，但他非要我立即再仔细地看看。他说：再看看，再多看一会儿啊。他说多看一会儿就能看出有点象蒙娜丽莎的味儿来。他说我很依恋她。他既得意着，又有些羞涩。我让他坐，他却站了起来，我请他喝茶，他却错端起了我的水杯。
我瞥了他一眼，说，蒙娜丽莎的味儿我真还没来得及看出来，不过已经看出你象个傻瓜了。我追问他什么时间能喝到喜酒。他却环顾左右而言：你又不喝酒。我还是不放弃，笑说他一准是不肯花买酒的钱。他连忙解释，主要是因为没有现成的房子和双方小孩的出路还没安排好。
不管怎么样，我感到孤独了太久的诗人有可能飒然一番了，虽然这种可能性渺茫得很，但爱情终于从诗人的心中跃然而出了：
篁：我从来不曾这么爱
所以你才觉得这爱使你快活得很累么？
所以你才称狮子的爱情也很美么？
我亦劳乏，感受峻刻，别有隐痛，
但若失去你的爱我将重归粗俗。
我百创一身，幽幽的目光牧歌般忧郁，
将你几番淋透。你已不胜寒。
你以温情为我抚平眉结了，
告诉我亲吻可以美容。
我复坐起，大地灯火澎湃，恍若蜡炬祭仪，
恍若我俩就是受祭的主体，
私心觉着僭领了一份仪奠的肃穆
不料没喝到老昌耀的喜酒，倒在媒体上见到关于阿蒙因手术中腹部遗留纱布而招致多年痛苦的消息。消息说，她多年的痛苦最后是在又一次手术后被解除。紧接着还有她向造成事故的医院索赔之类的报道。
昌耀恰是在阿蒙的这回手术前跟她分手的。他的确失魂落魄，一副沮丧的样子，在他的脚还没踏处我家门槛上时，泪就泼洒了出去。他不断长叹：我无法摆脱，我向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别人都有的能力，要是我也有几十万，就也能为她买房子造船，我比她更觉得到居住在北京的好处，可是……可是我只有一大堆的托累呵……我真没用，真的没一点办法。长叹罢了，他又短吁：完了，完了，全完了，一切都完了，阿蒙有了新的男朋友，是个做药材的商人，可以把她调到北京工作，在北京给她买房子，将孩子安排在北京读书，为了表示对她的爱慕和证明，还将专门为她造一条豪华游轮，带她周游全世界。停顿了片刻，他又补充道：可是感情的事情又怎么办……我的感情……怎么办？真的没办法……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呵。他说他没有能力，也没有那般的雄心壮志，说自己不是那种文人……不是。
我问：哪一种文人？
他羞涩的、木讷的、谨慎的、有点结巴地说：有钱的，有能耐的，有住处的……就是活得潇洒的那一种。
关于这件事情，阿蒙有另外的说法：手术前，怀疑甚至确定我患了癌症，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是数年前胆囊手术的遗留问题做怪。昌耀也是个人，也怕癌。说这话时，她苦笑着，但仍然保持着一种崭新的欣慰，仿佛刚刚接到获得新生命的通知书。
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我经常接到昌耀的电话，说要我帮他在婚姻介绍所找一个合适于他的对象。我对此类事儿很无能，但想起他深重的忧郁和那忧郁伴生的浮躁，便不管成与不成去做过。他还曾经委托其他几个朋友帮他介绍合适的女朋友的。我不知道哪样的对象适合于他，我们按他的具体要求，也曾经详细省视过若干个单身女子的底细。最后当然都没成。
一个孤独诗人的魂灵和身体都痛着的时候，到哪里去寻找、并寻找如何的良医良药，才能使其得以疗治呐——至于阿蒙和昌耀什么时候和好的，我不清楚。而班果的亲历，证明了是昌耀意识到自己病得不轻了，让自己的孩子去告知了阿蒙……阿蒙则义无返顾地回到了他的身边。
2、昌耀和他的土伯特女人及“汉风唐仪”
不忍心看昌耀的痛苦悲愁，后来再去病房，我都讲些玩笑话，也都煲些汤送给他。他听了玩笑话，就咧嘴笑。守护他的人喂他喝汤,他从不打听是什么汤，给了就喝几口，跟一个轻易就能上当受骗的少年郎没两样。可他的大脑却在忙着琢磨事儿。他确实没闲着。《昌耀诗文总集》在他死后不久出文版的,确定所有篇章和编辑形式及相关记写等工作,基本上是他在病房里坚持完成的。还有一些事情也使老昌耀忙得很。比如吃药打针做化疗。比如来看望他的朋友,像潮水一样甚至令他紧张。比如还得抽空跟他的蒙娜丽莎或温存几番或打几番嘴架。比如得应付前来采访他的媒体。他是真忙。忙着向省文联和作协领导表示死后骨灰要送回湖南老家的希望，忙着安排有可能剩余的四万元钱的分配意愿。那都是些临死前的言语,并不稠密，更不可能美艳，我差不多全都如实做了记录。
昌耀对我的记录颇感兴趣,时不时地要求“审核”，还要我每回去探望他时都带着。他也给我看了许多信笺，有亲人朋友写给他的，也有他写给别人的抄录件，最陈旧的是一九五二年的。记得他曾从一只帆布包底摸出一个小红本子，说，是前不久才收到的当初三十八军文工团全体人员通讯目录表。他在其中找出了未央的名字，说，未央也是我们三十八军文工团的呐。说罢，闭上了眼睛。
当我将目光再度移往他的脸上，在缓缓睁开的眼里，我看见他的悲愁已化为了一片汪洋。
不过，昌耀他一定料不到，我和燎原们后来真去了那个诗人孕育诗之胎体，也就是他携着盛满诗稿的箱子以及杨尕三和孩子们走向自由的地方。虽然，是否能见证些什么，我们并没想好。
我们邀请了昌耀的前妻杨尕三，先到了她的娘家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乡的下若月村。
下，表示的是村庄的方位，若月才是这个地方的名字。
若月？如此地温情而浪漫，不知道是谁做主为这个地方起的名字。而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杨尕三，就是昌耀关于西羌雪域的诗中经常出现的那个信仰佛教的土伯特女人。
昌耀和她的孩子们也都有别致的名字：
长子叫木潇，女儿叫路漫，叫俏也的，是杨尕三为诗人生的第三个孩子，都好听，所含的意义，也都高级。
很多人以为昌耀平了反，进了城，成了名，就与妻子离了婚，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包括他离婚的现实代价，是每个月要把公子的一大半，给不是正式职工的杨尕三和三个都还未成人的孩子，是最终离开“福利分房”所得的住所，是直病倒死前都截然地住在借用的一间小办公室里。
还记得，深秋的雪从日月山上飘落，很冷。杨尕三娘家的村庄就背靠日月山，零星的黄叶就伴着雪花在风中挣扎，恰好让整个村庄显得弥漫而深遂。踏着风雪，杨尕三带我们走进了庄廓。父母去世后，她哥嫂便是这庄廓的主人。她说现在哥嫂们的牛羊多了些，生活好了些。她说其它真的都没有变，一如从前。在1957年11月20日处理昌耀的决定里，说的 “送农业生产合作社管制劳动以观后效”，实际上就是把昌耀直接送进了她的家里。那会儿她还是个黄毛丫头。三个月的“管制劳动”期，昌耀吃喝住全在她家。她的阿爸还亲自出演了保护昌耀的角色。她阿爸认为，除了参加劳动就在家里看书的人怎么会是坏人？因此老人家那几天报告说昌耀病了，得吃药打针得休息，这几天又用同样的理由去报告。老人家万万没想到，菩萨一样的心肠，却导致因装病而不好好服从“管制劳动”，令昌耀被直接判处了有期徒刑。事实上，这个刑期到一九七九年才结束。
杨尕三指着正房供奉家神的位置，说老王和我就是在这儿拜的天地。她又把我们引向右侧的小屋子，说这就是我和老王当年的新房。
管昌耀叫老王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她杨尕三一个。仰慕昌耀和爱他的女子不在少数，昌耀欣赏和爱过的女子也为数不少，而唯独她杨尕三与昌耀在法律意义上有过姻缘关系。虽然昌耀病重时拒绝杨尕三来探望他，但长子木潇已婚在昌耀死前，其妻当时也已有身孕。于是昌耀通过其它方式，向杨尕三传递了自己的心愿，说如果我们的孙辈是男孩就叫汉风，是女孩就叫唐仪。杨尕三说我不懂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可我们老王有文化，他起的肯定是最有意思的名字。说这话时，特别是说我们“老王”时，她脸上露出了万分的得意。那种得意的神态，近似于一位母亲因了孩子的出息而无以抑制。
昌耀跟我聊起过他的少年故事：
我还不到十四岁就背着家里参了军。一天，听班里的小战友说，我母亲来驻地了，我还以为她要拽我回家，紧张得我一把拉开被子，躺下就装睡着了。不一会儿，母亲就坐在了我的床边，她摇着扇子，自言自语地说，罪过呵，这么小的孩子就要出远门了。她还说，知道你不肯跟妈妈回去，可妈妈不是来找你回家的，只是来看看你，你睡着了，那就好好睡，就好好休息呵。妈妈刚走，我就一骨碌爬起来。当时部队租借的是民用阁楼，我扶着阁楼的窗棂向外看去，母亲穿了一件很宽大的蓝色碎花布衫，走在细雨中的青石板路上，一摇一摆地远去了。
杨尕三和昌耀的母亲是两种类型。她还带我们去了那个叫新哲劳改农场的旧时的场部。我们看见了当年他们一家好几口子住过的六平米的“地窝子”，现在，那个地方已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乡政府所在地。她是生来爱笑也忍不住笑的人，她边笑边说，刚到西宁时，我们老王总把我关在家里，怕我出去迷路，可必须要到学校去接送已经读书的王木潇。 他自己忙得很，顾不上接送孩子，为了使我不至于迷路，他要求我去送孩子的时候带上一根粉笔，在走过的路上画上标志，接孩子时按照画下的标志再走回家。在场的人就都跟着杨尕三笑了起来。她怀里扑腾着的王唐仪也笑了，笑得好开心的样子。可怜已去西天的老昌耀却听不到他孙女的笑声，更看不见杨尕三说的象她爷爷的模样了。 在于杨尕三这很要紧，其意义就好比她虽然不识字，也不懂诗，但她熟悉她的老王之于每一根毛发，老王家族的血脉是经由她而得以承传。在于王唐仪，爷爷将永远是他留下的那几本诗集，或者将永远是一个在未来岁月中飘摇的传说了。
是的，传说仅仅是一座高原般的死者之尘粒。
悄悄注视城市:
看到早晨的城市是一座蓝色的铸件。
看到太阳被高墙胁迫而致变形。
看到丘原的曲线在塔吊上面起落…
而想起故乡的河床是在投石器的抛体下啸鸣,在风雪里
变换颜色…
意识到自己是处在另一种引力范围,
感受到自己是另一种圣迹
这是一九八四年前后，昌耀洋洋洒洒的关于青藏高原形体作品的《圣迹》中的诗句，读上去的感觉,不异于有关死亡性质的某种预告，无形而有境——我更愿意把它想象成一方墓碑。
到现在,诗人昌耀去遥远的天堂十多年了。逝者如斯。在每一年的祭日时，我好像都能与过往的那几些事件再次相逢，是它们使对昌耀的纪念变得很重要。而天堂那边美好的一切，当然是我们这些尚在凡间之人的虚构，这种虚构的理由，肯定是我们宁愿忽略死者早已化身为灰烬的事实，以此绵延与其相关的记忆。
3、昌耀因为王女士而归信伊斯兰教及其它
我最早得知昌耀生病的消息，是2000年10月中旬。
那时我在北京。那时北京的气候正好，但我的心，当下就被凛冽在青海的冷风晃来荡去的。青海的冬天从来少雪，而太多太多的是风。那种能熔蚀一切的大风阵凶猛神奇，像是一种无形态却一定有感应的生物。它会在一大清早就如狼似虎地开始吼叫，不吼到人们觉得要出大事儿了，似乎就不肯罢休。它还会像痛失了情人一样地隐入夜半，一会儿啜泣声声，一会儿嚎啕不止，既令人同情怜惜，又把人心搅得破碎。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霸道的男中音，不管爱不爱听，都将以慢板低吟的形式，将伤痕累累的往事贯注到每一个人的耳廓里。
还好，我有幸赶在死神之前到了西宁，见到了病中的老昌耀。
那时他是费力地抬起眼皮地说，肖黛你也该回来了……回来才能见上这一面呐。
尽管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听了这话，还是无法控制情绪。掉下几滴泪，抹了去。再掉下几滴，再继续抹。知道曾经跟昌耀有着密切关系的王女士进了病房。
是在昌耀说到他的母亲时，有着善良面貌和姣好身材的王女士出现了。之后，时任省美协主席左良先生也进了病房。客套寒暄了一番，我和左良还有阿蒙就都做了回避。等到王女士离去后，我和左良追向了她。在医院门口的大风中，我们三个人愣谈了近五十分钟的话。这些谈话的内容我和左良先生都做了记录，主要内容如下：王女士是回族伊斯兰教徒，与昌耀认识是经由朋友正式的介绍。昌耀严格按照程序皈依了伊斯兰教后他们俩以宗教仪式结为夫妻；她和昌耀共同生活了十个月后，昌耀离开了她再没有回到她身边。在报纸上看到昌耀病重的消息，她前来探望这已是第三次了；这次来的主要目的，一是昌耀爱喝她煮的羊肉汤，她送来了；一是想求知昌耀本人关于处理身后事情的想法。
我们针对最末一件事儿向她追问结果，并她询问昌耀为什么跟她分手。她说假如昌耀愿意还按照伊斯兰教的规矩办，她会负责办好所有的事情，但昌耀表示谢意后说要回湖南老家。她说尊重他的意思好一些。她说那会儿昌耀经常生闷气，常常都是还没等她搞清楚生气的原因，昌耀就走了。每次她都叫人找他回来，可最后一次昌耀再也没有回头。 我们又问，按宗教看他们夫妻关系是否还存在。她却环顾左右而反复说，其实昌耀是个好人，就是脾气古怪了点。末了，她还是模棱两可，一会儿说阿訇给我们念了结婚的经我们就是夫妻，一会儿又说他离开我已经两年多了。谈话到尾声时，我们表示了非常尊重伊斯兰教的心声，并希望了解昌耀皈依伊斯兰教的具体情况。她苦笑着摇了摇头，说不提那些过去了的事情吧。
回到病房我就调侃。我说，你呀你这个老昌耀，你的病该不是累出来的吧？你老昌耀藏族回族加汉族、佛教天主教还有伊斯兰教的，是忙着搞民族大团结呐，是硬要找点宗教体会呐，还是真的想跟毕加索比一比呐。
昌耀立即做出一副憨憨的无辜状，说真的都不是……真的没有，说人家毕加索可是大师。
阿蒙跟着这调侃笑了。虽然阿蒙也能象昌耀的妈妈一样心疼他，呵护他，伺侯他，但她没法子体会到杨尕三陪伴昌耀经历过的艰难岁月。阿蒙的烹调及缝纫方面的技术和用心，怕也都不能与回族女子相比。但是，在病床前扎扎实实伺侯老昌耀的毕竟是她。
我们告辞时，王女士央求我和左良先生：你们劝他喝了那碗羊肉汤再走呵。她说老昌耀喜好羊肉汤，让我又记起一件事情。
这件关于“穷”的事情，我印象深刻：
那是1998年的元旦后不久，昌耀在电话里再一次地说有重要事情想跟我谈。还是他到我家。那天很冷，窗外的风发着疯地嚎叫着。昌耀的敲门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风声淹没着。等我打开门时，他已经要下楼梯往回走了。见到我，他并没有抱怨，但跟平常决不一样。他进门、入座、喝开水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不言语。
等到慢慢地谈开来了，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原来，他接到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他去俄罗斯访问的信笺。对于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当代中国诗人，能去那个地方做一番体味，无疑是幸运的。于是，他兴冲冲地去了青海作家协会办理有关手续。没想到青海作协的负责人一看那纸通知，说，从北京去俄罗斯的费用由中国作家协会负担，这一点没问题，而从西宁去北京的费用要由青海出，就有大问题了。省作协全年的全部财政拨款极少，上个年度的已经花完了，本年度的还未拨到位，所以没办法解决。
我说，青海穷，作协更穷，可能是真的没钱呐。
昌耀说，最穷的可能还是我。然后他紧皱着眉头，再也不说什么。
那么就该我说了。那我只有说，要不，咱们给中国作协打个电话，把情况向人家反映一下，没准人家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他还是不说话，低着头，不断地喝那没滋没味的白开水。
我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要说，就说俄罗斯有什么好的，不就是个俄罗斯吗？
我心里的话当然不会说出来，比如再去找找作协的领导，比如干脆自己出了国内这部分费用……还比如，这么好的机会，就这么放弃了多可惜。
正如昌耀说，他穷，他是个穷得病不起的人。
我想，昌耀说的“病不起”，一来真的是指“全方位”的拮倨，二来是考虑到岁逾六甲的残败之势，更重要的是，深感到自己整体命运的悲剧性。很明显，从一九五七年身陷政治囹圄，至一九七九年平反回城，一直到二零零零年初死去，对于昌耀，个人的纯粹时间或时期的区分，并不重要。在他的生活范畴里，不断地充满特定时代的模糊的、矛盾的、复杂的和不一致的社会文化因素，才是他凸显凄凉的原因。但他从未在精神信念的肯定性力量上示弱，也不曾放弃过他对艺术想象的热情。
亦如昌耀还说过的“他是个绝无福分的人”。他的性格有些乖僻。应该说，他是内敛的、羞涩的、忧郁的、木讷的、说话有点结巴的、甚至因为着迷于谨慎而显得古怪的一个人。他的大气，他的通畅，他的奕奕神采，他的光芒四射的魅力，只跃出于一张张洁净的稿纸。即便不是因为过早地病死，他也会丧失在当下的语境中，完全可以实现的所谓“华丽转身”的机会……我和一些朋友都不止三次五回地在短街深巷里，邂适老昌耀不分早晚的、且毫无目的地独步，那样的孤凉，那样的犹如走在穷途末路上的外状，就是十足的证明。
昌耀却转了话题;
我每天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力不从心，就算没什么事情要做，也还是感到累，疲倦。我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顺利，都有麻烦，我自己也都做不好，不管我怎么努力，最后总是失败。我现在不写诗了，书也读不到心里去，每天就听听音乐，用旧报纸写写楷书，练练字…这样吧，我请你喝羊肉汤去。
4、诗人残泪是血
昌耀说他是个绝无福分的人。但是和他共同在祁连山下接受改造的刘老先生却说，他还是有等福份的。说，当时的领导要求他们上交随身带的所有书籍，昌耀偷偷私藏了一本《文心雕龙》，竟然一直没被发现。当我站在祁连山下的劳改农场的旧址时，没法不想象着他在无数个夜半三更的泪血中嗜读《文心雕龙》的景象……后来，在昌耀说他是个绝无福份的人和是病不起的穷人时，他还表示，想把这些类似的感受，做为个人记写，融到正在编辑的《昌耀诗文总集》里，但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另外，他郑重地要班果和我等替他做好一些事情，或者为他的一些态度做见证：一些友人一直关心我和我的创作活动，以后我万一有什么样的事儿，应该让他们知道才对，他们是邵燕祥、韩作荣、燎原、黎焕颐、西川、雷霆、周涛、罗洛、唐晓渡、金元浦，还有好几个四川的……还有骆一禾，可惜他那么年轻就先走了。
他还说，有几件事情，还得朋友们帮他完成。这些事情是诸如帮他给周涛等人打电话通告他的病情，是由他口述我记录给朱乃正先生的回复信件，是让班果具体负责落实文集的出版事宜，是确定燎原给他的文集写序，是要抓紧与聂正宁联系索要当年 骆一禾为他写的一篇类同评论的文章，是让大家出力，并代表他接待好代表中国诗歌协会来给他颁发“中国诗人奖”的韩作荣等人。
我说，事情都让我们做了，你的蒙娜丽莎干什么呀，故意偏心眼，是不?
他木讷着说，她累成了那样，你又不是没看见……好好，就算你们看不见，可只有她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她累得很呐。
他说，她熬在我身边都快半年了，她为我做的事儿我最清楚。
他说，她到这个世界上也是来受罪的，人好命苦，跟我一样。
这些话，到现在我也没有转告阿蒙。我怕她哭。她的哭声就像凄厉的高原风阵，曾经由电话从青海传到北京：
昌耀他扔下我，走啦……以前，每天早上，我都先给他穿上衣服，帮他靠在床头，伺侯他洗涮完了，我就下楼去打牛奶，等他喝了牛奶我才给他穿鞋，扶他下地，坐进那个圈椅里，然后就等医生护士来查房……可今天早上，就是刚才，他非要先穿鞋下地，还要我给他唱歌听。我一边给他穿鞋，一边唱我们俩老是一起唱的那支《马背上的骑手》……我扶他坐在那个圈椅里就下楼了。谁知道就那么五分钟，就五分钟呀，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他就能自己到阳台那儿，就从阳台上跳……下……去……了。
在诗人告别这个世界的清晨，我还是怕她哭时掉的眼泪。她的眼泪珠儿特别大，真的象从天上落下的雨滴。
有一次，昌耀正聊在兴头上时，我注意到，在一旁擦桌子扫地的阿蒙连泪珠儿一起扒拉到垃圾堆里去了。昌耀似乎没看见，自顾自地喊儿子：峭也，你把床头柜里那个帆布包拿出来。俏也遵命捧来的帆布包里装着许多信笺，其中有亲人朋友写给他的，也有他写给别人的抄录件，最陈旧的是共和国建立那一年的。
这是怀旧，是想起了青年时代，或者是不想与阿蒙的泪眼撞个正着。我将目光再次移往昌耀的脸上，在他缓缓睁开的眼里，我看见他的悲愁也已化为了一片汪洋。他终于摔出了哭腔：
我从小就怕鬼，就爱哭……真的，从小我就爱哭。
哦，岁月是如梭，是没有什么不被高原风阵熔蚀的。
老昌耀死时我在北京的团结湖。
那是2000年3月23日，大约是早晨不到九点时，我接到阿蒙报丧的电话，说，七点二十五分，昌耀去了。她说，通常情况下，这时候她的确是要去病房外买奶牛给昌耀喝的，昌耀喝过奶牛后的确是由她扶着下床的。可是昌耀打乱了秩序。昌耀是预备好了的。而阿蒙顺应了他的要求。不一会儿，楼里楼外的医护人员就象急流一样在她的眼前穿梭起来。她疯了似的奔向病房，奔向她的太阳，奔向她的爱情，也奔向了她的绝望。
过了两分钟左右，班果也来了电话，主要亦内容如上。
我立即把消息传给了燎原。他在威海的家里。
这也是原始记录：
我说昌耀他走了。
燎原他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说，老昌耀他已经走了。
燎原说，一听到是你的声音，就想到是这事儿了。
我说他是按照他的方式走的，是跳下去的…
燎原沉吟道，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大诗人啊。
我说，你得给青海作协发个唁电吧。
燎原说，你在北京方便，你给西川打个电话。
还记得西川接听电话后的悲叹声，还记得他说，昌耀是一个重要的人，他的死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把一段昌耀病重期的谈话记录说于了西川：
灾难伴随了我一生，我每时每刻都感受灾难就要降临的巨大压力。还是个孩子时，我就怕鬼，怕鬼会带来不知什么样的灾难。果然我一生都在灾难中煎熬。其它灾难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去较量一下，可是现在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所有的力气都叫癌症吞食掉了。也许这一次更需要我自己解决，才能度过灾难，不然就会一直遭受这种痛苦的折磨到死，最后连死都将死得毫无尊严。
一九八三年五月，昌耀在《天籁》一诗中写道：
没有看到那一落日的壮美。
永诀的已成永诀，古原早被沙丘弥合。
但在北方草场和戈壁之间
谁会听不到那沉沉的步履仍比秋风远为
凛冽！
是的，我听到了，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听到的凛冽已经在壮美的落日里，变成你老昌耀的永远啦。
又记：
昌耀死后的的第一个春节，阿蒙所在的单位搞联欢会。那是一个张灯结彩的时刻，人们在灯光下肆意地笑来歌去，在彩带中相互的做揖问安。她的几个同事非起哄要她表演一个节目。她推托不过，就站到了联欢会的中央。谁也想不到，在那样一个时刻，她表演的节目是诗朗诵，她朗诵的诗是昌耀的作品……很快，谁也都不在意她的朗诵了。大家在意的很快当然是热闹，是喜庆，是吉祥，是来年的万事如意。而阿蒙还在极尽全力地朗诵着，甚至一个字都不肯念错，一个行段都要念出分明的层次来。她那样认真，那样动情，那样地一直把昌耀差不多是最长的一首诗朗诵完，然后默默地退下，退到一个无声的角落里，退进了新春之夜的最孤独中……这是我得知的关于阿蒙最后的信息，这以后，她的信息全然地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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