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谢冕先生与当代诗歌

　　谢冕先生长期耕耘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他的劳作始终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波澜壮阔的历史同步伐：他于1980年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做“朦胧诗”的辩护师和开拓者，为当代诗歌史的发展写下重要一笔;他对百年中国文学和百年中国新诗整体研究，并引领诸多青年走上中国新诗创作与研究的道路;他的评论文章于新诗评论话语建设贡献卓著，凸显了文学评论家的主体意识;他创办并主编《诗探索》杂志，坚持自由、开放、多元的办刊理念，为当代诗歌开辟了一块生机勃勃的园地……诗歌是他一生的核心。用谢冕先生的话说，他“一生只做一件事，一件事用尽一生的心力。”

　　2022年1月6日是谢冕先生90岁生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日前发布“谢冕评论专辑”，谢冕先生的《似水流年》一文，以历时性的人生片段，概述了自己的为学为文经历，也穿插了独特的人生感悟与文学感言;张炯、吴思敬、孟繁华三人的文章，对谢冕先生在中国新诗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以及教书育人、办刊编书等方面的劳作与成就，进行往事回顾和学术评说。这组专辑文章比照阅读，既有相互印证之效，又有桴鼓相应之趣——读者看到了一个为当代诗歌和当代文学的发展奔走呼号、呕心沥血的文学研究者的身影，看到了一个为中国新诗创作的求新求变摇旗呐喊，遭受非议仍痴心不改的诗歌评论家形象。人心与文心，人品与文品，都由此折射出来，熠熠生辉，光彩灼人，使人折服，令人纫佩。我们在此将四篇文章一并推出，以飨读者，并衷心祝愿谢冕先生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编者按

似水流年

◎谢冕

童年没有色彩

　　我来到这个世界，世界以贫穷和忧患迎我。五岁，1937年，略有记忆，耳边依稀听得枪炮声和哭喊声，从遥远的北方传来。紧接着是离乱的岁月，为躲避敌机的轰炸，也为了寻找少花钱的学校，从这个小学换那个小学：化民小学、梅坞小学、麦顶小学、独青小学、仓山中心小学，我的童年就这样在不断的迁徙(真正的名称应当是福州方言“跑反”)中，在无穷的灾难中诞生并度过。现在的孩子都说童年是金色的，我的童年没有色彩，要有，那只能是灰色，甚至是黑色的。

　　有幸在小学的最后两年遇见李兆雄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李先生是上苍派来的天使。他教我们语文，课余也教我们唱歌，开始唱“山那边好地方”，后来也悄悄地唱“你是灯塔”，也唱圣歌。他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基督徒，他内心善良也包容(尽管他信教，但他从不向我们“说教”)。圣诞节，李先生会和我们一起庆祝平安夜，请我们吃糖果。

　　艰难年代催人早熟。贫穷、饥饿、随时都有可能失学的危机，生于多子女的家庭，我从小就分担着母亲的忧愁。要是饭桌上有几颗土豆，我会给自己挑最小的那颗。假日的“远足”是童年少有的欢愉，但因缺少零花钱，我总是托词回避。我用阅读诗篇来驱走内心的悲苦。诗歌于是成了抚慰心灵的朋友。

钟楼以及老榕树

　　很快就到了上中学的时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我该上中学了。家境如此，加上物价疯涨，我根本交不起昂贵的学费。李先生于是介绍我进三一中学①。五口通商之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涌入福州，他们办教堂也办医院和学校，三一中学是当年英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学校的前身是圣马可学院。万拔文校长是一位诗人，我们的英文校歌是万校长作的词曲。万拔文回国，学校建钟楼纪念他，名曰：思万楼，此楼至今犹存。三一中学是一所贵族学校，战乱，时艰，钞票不管用了，学费以大米代现金。李兆雄老师的大哥李兆铨先生当了我的担保人，他以校董的身份为我申请减免学费。就这样，拼拼凑凑，跌跌撞撞，我终于完成了初中学业。

　　我怀念这所学校，怀念这里的钟楼、教堂，还有小学部操场那棵老榕树。数十年过去，我不忘这一切。那年学校邀我为学校题词，我写的是：“钟声犹在耳，此树最多情。”这十个字，现在镌刻立碑于老榕树下。2021年，如今正式命名的福州外国语学校，建立以校友命名的特色班揭幕仪式，有以我和陈景润分别命名的班。我在致词中谈道：三一以足球名校，我不会足球;三一以外语名校，我不会外语;但我享受了她博大的爱心，以及她给与我的心灵自由。

　　在三一中学，余钟藩先生在语文课堂上以福州方音吟诵《论语•侍坐章》，数十年余音如缕，他让我在迷人的音韵中体悟并赞美人生的真境界。是他和他的朋友林仲铉先生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记得我还因书写清楚，与同班好友陶诚，曾被黎怀英先生选中为他抄写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受到最初的文学熏陶。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初中二年级的作文，是由于余先生的评语而受到鼓舞的，它于是成了我文学道路的起点。

炮车隆隆向南

　　那一年的夏天非常炎热，太阳如一盆火球，照着这座南中国海滨城市。1949年，8月17日清晨，枪声稀疏之后，进城的解放军快步跑过我家后门的山道。这一年我十七岁，刚上完高中一年级课业的学生。我走上街头，大街两旁整齐地躺满和衣而卧的、长途奔驰和激战之后的士兵。他们赢得了一座城市，可是他们却和衣睡在街头。火一般的太阳晒着，汗水，泥垢，甚至还有血迹，就这样，他们听不到欢呼胜利的声音，更听不到获得解放的民众的称赞和感谢，他们沉睡在路边。

　　这情景我从未见过。我见过旧时的军队，但他们不睡街头。这露宿街头的场面使我受到震撼。公元1949年，福建首府福州解放。部队没有停留，他们继续向南，福州之后是厦门，厦门之后就是台湾。新中国在向我们招手!我听到理想召唤的声音。我不再忍受每年、每学期艰难筹集学费的悲苦，我也不愿重沓毕业即失业的老路，我要寻找光明新生之路。也是这一年，我在《星闽日报》发表向家乡和亲人告别的文字：新中国在向我招手，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

　　炮车隆隆向南，步兵拥着炮车跑步向南。南国的雨季，泥泞的公路，卡车和炮车的轮胎卷起的泥浆，溅满我不合身的军衣。步枪，子弹，手榴弹，干粮袋，还有我的日记本和诗集，这是我全部的装备。我把父母的泪痕和牵挂留在了身后，我把心爱的书籍请父亲代我保管。我开始了另一种、也是全新的生活。我在军队的职务是文艺工作队队员和文化教员。我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生活在基层连队。

最初的领悟

　　野战军28军83师文艺工作队是连级的建制，极盛时有200多人。一部分成员是上海战役后从当地文艺团体参军的大学生，大部分则是像我这样福州解放后加入部队的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后来文工队整编，我被分配到连队，直至复员。在文工队，我被安排在编导组。我开始为适应需要写简单的演出材料：短剧、对口唱、快板、数来宝和歌曲等。这是平时，遇到行军或战时，我的任务是行走在战士的队列中用扩音器以歌声和口号鼓动士兵。

　　这样，我原先所受到的书本上的文学被“搁置”。我那时做的是最普通的、最底层的文艺普及的工作。文艺为基层服务，文艺为士兵和战争服务，这就是我当日所受到的革命文艺的启蒙与认知。我于是了解和领悟，当日文艺方针中的“普及”或者“思想性”，较之“提高”或者“艺术性”为什么总是“第一”而非“第二”的简单而朴素的道理。

　　在连队，我的职务介乎士兵与干部之间，直至离队，我的最高级别是副排级。那时的士兵，大部来自解放了的农村，一部分来自投诚过来的旧军人，他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文化程度。我的任务是教他们识字和普及最基本的文化。办墙报、教唱歌、组织周末的连队晚会、写通讯报道等等，都是我的日常工作。我所挚爱的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经典只能被冷落，或者被视之为“不健康”而受到贬斥。

岛上读书石

　　南日岛，现在从地图看去，像是撒在兴化湾上的一串明珠。当日却曾是残酷的战场。我所属的步兵249团一个加强连，在一次十数倍于我的偷袭中全军覆没，其中有我的几位朋友。南日岛告急，战斗就是号令，我们匆匆收拾识字课本和黑板，日夜兼程奔上了南日岛。统共十几个村庄的小岛，一下子住进了一个加强团，渔民们推卸门板，让出本来就不宽绰的住房给军队。我们的工作是挖坑道，死守阵地。

　　再战金门，解放台湾!是当日最紧迫的任务。但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迫使我们把进军的脚步锁定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70多年过去了，台湾的处境仍然是举国心头之痛!数十年后我与诗人痖弦相聚于台南成功大学的大榕树下，痖弦指着操场远处的一排平房对我说：“那时我住在那里，司马中原和朱西宁也住在那里。我们日夜挖坑道，怕你们打过来!”痖弦知道我的经历，他笑着对我说这话。我回应他：“那时我在南日岛，也是日夜挖坑道，也怕你们打过来!”这就是“相逢一笑”，一笑间化解了昔日的恩仇。

　　记得那里有一位美丽的、脸上有雀斑的渔家少妇，记得那里有一块我曾在风浪平静时读诗写作的巨石，记得巨石背后就是我当日驻守的村庄——那时战事危急，一住经年，居然不知村名。随后几次登岛寻觅记忆，只有海鸥在戏吻浪花，只有刻着死去士兵的碑石屹立无语。往事悠悠，竟然不留丝毫痕迹，包括我曾经患难与共的村庄。

仓山梅林

　　眼下到了1955年，我被奉命复员，而且不解释原因。事后得知，是部队要正式实行军衔制，我因为有二哥在台湾谋生，被认为是“海外关系”，不宜留队。记得是连里的司务长陪我吃了一顿告别饭，我领了300余元复员金②，回到家乡福州。房舍犹在，父母老了。我要开始新的生活。感谢那时有一位女友陪我散步，说不上爱情，爱情是一个渺茫的梦。③我投书寻求职业，石沉大海;我于是决心以自己的实力，投身高考。

　　老屋背后有一座梅花山(现已荡然无存)。一片梅林，冬日梅花盛开，冷香氤氲，很是迷人。我约了也想同时应试的中学同班同学张炯(他也参军了)一起复习功课。全部的高中学业，我们自学完成。报考填志愿时，我坚持“非北大莫属”，我代他填写志愿：北大、北大，第三还是北大!结果我们同时被北大中文系录取，还是同一个班，学号也是连着的。

　　我用一个小女孩在草地上吹蒲公英的画面，来形容我与这所大学相会的偶然、也是必然的机缘。如同当初选择军旅生涯而誓不回头的决绝，我选择北京大学也是永世不易的决绝。1949年和1955年这两年的同一个日子：8月29日，是我人生两次重大的日子，第一个8月29日，我投笔从戎，第二个8月29日，我负笈北上——我无悔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通常都要填写工作履历，我的表格除了“北大”，剩下都是空格。1955-1960年，大学本科五年，1960年以后，直至离休，以至于今，我的经历只有“北京大学”四个字。

遥寄东海

　　在北大，美丽的日子很短暂，动荡的日子很绵长。那年秋天，在东操场，露天的全校迎新大会。大家端了自己的小木凳来到会场。记得是时任教务长的周培源先生致欢迎词④，说：“我们聚天下英才而育之。”听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和自豪!这种自豪感，开始乃是有点浅薄的虚荣。后来相知深了，才知道是科学民主，是兼容并包，是学术独立，是思想自由，归根结蒂，是挥之不去的报国情怀，根深蒂固的北大精神!

　　1955年：莫斯科大学模式，苏式五分制，五好班，三好生，劳卫制，还有布拉吉和交谊舞。1956年：百花时代，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以及马寅初校长那微醺的、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的元旦祝词。他说的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随性的、自在的、比任何言说都丰富的、神游物外的洒脱!马校长说话之后，是盛大的除夕舞会，大饭厅乐曲荡漾，彻夜狂欢!短暂的、稍瞬即逝的欢乐!

　　1956年：《北大诗刊》之后，我们创办《红楼》。我在这里结识了林昭、张元勋和沈泽宜。《红楼》创刊号封面，用的是国画“山雨欲来风满楼”。鬼遣神差，一语成谶，却是一个不祥的预言。其实此前，风已起自青萍之末：最早是“我们夫妇之间”⑤，紧接着是：红楼梦案，胡适案，而后是大张旗鼓的胡风案。到了我们写作《遥寄东海》，则已是一派狂风暴雨的气象了。《遥寄东海》是我和张炯两人合作，一人一段，细心一读，便知真的是“各表一方”。此文记述了我们当年的兴奋与惶惑，甚至惊悸。抒情文字的背后，竟是斑斑泪痕。

春天的约会

　　乐声中断，舞会散场，岁月凌厉。前面说过，我没有童年，也许更可以说，我没有青春。17岁正是人生做梦的花季，我为一个信念，辞别父母，尘封心爱的诗集和课本，把自己寄托给生死磨练。23岁求学京华，天真浪漫，踌躇满志，天高地阔!随之而来的是事与愿违：批判与被批判，改造与被改造，斗争与被斗争。白专道路，个人主义，螺丝钉，以及无休止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少有的欢愉，太多的凄厉。当然有一代宗师传经授道的教诲之恩，当然有风雨同舟、悲欢与共的友谊和爱情。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我们为此付出了全部的青春!

　　一段悲情的文字记下了我当日的心情：

　　那是一个肃杀的秋日，斋堂川的树叶已开始凋零，河边开始凝冰。满山的酸枣开始成熟，我们上山采了许多酸枣，算是对这个秋天的纪念。别了朋友，前路茫茫，何日再见?我们没有想象，其实，再丰富的想象力，我们也不会想到，随之而来的长达十年之久的狂风雨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是百花时代的弃儿，我们当日享有的，只有斋堂川中的那份别离秋寒。⑥

　　那一段历史，我们不堪回首，有人讳莫如深，也不愿重提。不提也罢，留下这一片长长的“空白”，供后人咨嗟和凭吊!有过这经历，我于是沉默。友朋聚会，我不愿谈论“苦难”，更不愿重听当日那些“时尚”的歌曲，我把俄文忘得彻底!在应当享受青春的岁月，我们被剥夺了青春!

悠悠此心

　　我写过许多文字，从小学开始记日记，为的是，练习写作，记述时事。每个字都是稚嫩的，每个字也都是自由的。每日一记，“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只有那不允许自由的年月，因为安全没有保障，常常惊恐，我被迫中断了这种书写。甚至，为自保，也为不拖累他人，武斗年月，趁着夜黑风高，我在12公寓屋后，悄悄焚烧了徐迟先生给我的十多封文字优美的信件。我愧对恩师!这是我一生的耻辱。

　　我的所有文字，不论浅薄还是谬误，甚至软弱和“卑微”，我坚持“一字不改”。那年编文集，我重申此议，他们也都尊重。但后来，我提出要求：我只想改一个字。几位主编(高秀芹、刘福春、孙民乐)不答应，于是不改。⑦

　　伟大的人创造历史，一般的人只能生活在历史中。我的许多文字，记载了我的幼稚和肤浅，当然也有后来的成熟，那就是我的生命历程的记述，真实，没有伪饰。在生命的行进中，我可能犹豫，懦怯，隐忍，甚至被迫“世故”，但这就是真我，活生生的这个人。为此之故，我不想改写自己写过的任何一个字。也许，这就是一个生活在近百年复杂多变而又历经艰险的历史中活过来的一个真实的人。

庸常经历庸常人

　　不知不觉的，人就老了。我觉得我不应该老，我还能思考和表达思考，还要享受生命的欢愉，我还想和我爱的以及爱我的人一起享受人间的温情，我还要做更多的自己喜欢做的事。然而，岁月已经向我发出警号。我是一个凡事喜欢自己动手、不愿麻烦他人的人。只要我能，我会尽力帮助别人。平生不喜与人争，亦不善辩，最大的“优点”是不树敌，而且有一手“硬功”，我能“化敌为友”——我说过，鲁迅在世，一定会为我扼腕，甚而愤怒。然而，我只能是如此这般的我。

　　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个“好人”，随和，极少对人说“不”，尽管我内心对邪恶和不公洞若观火。只要我能，我就会尽力去做。但我曾经为自己立下了若干个“不”：不庆生日，不写自传，不开关于自己的会，也不编文集。这些“不”，坚持了许多年，但不幸正在被一一攻破，守不住了。那天老孟⑧认真地对我说：“关于这事，先生你不能说不，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既然如此，我只能从众。例如现在这篇文字，也是学生“布置”的“作业”。

　　这不是矫情，是自省，是一种对自己冷静的“评估”和“定位”——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个平常的学者，庸常的经历造就的一个庸常的人。多年前，我曾认真地说过，世间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我都做不到，凭什么要让人记住?

一生只做一件事

　　一生只做一件事，一件事用尽一生的心力。这是我对自己一生所做的总结。我幼时爱诗，而后读诗，且试着学诗，后来自觉地关闭了成为诗人的通道。作诗不成，退而研究诗。诗歌伴我一生。在大学，我学业平平，有一点勤勉，也有一些悟性，但终究只是一个庸常之人，而学问却总是认真地做。研究诗歌，特别是研究中国新诗，我有“发言权”。而我的“发言权”，却是用一生的阅读、积累、辨析和思考取得的。因为我学过、思过，辨析过，故我敢于判断，也敢于立论。

　　学海浩荡，我所能掬于手中的，只是其中的一勺水!到了晚近，我才顿悟，一个人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学问。一般人能做的，往往只是沧海一粟!在近代学者中，我最倾心和景仰的是王国维和闻一多，他们一生短暂，而学问却做得惊天动地。从甲骨文到《诗经》《楚辞》、唐诗，文学史，学术史，理论研究，另外还有创作，闻先生还有艺术，他们把短暂的人生浓缩在宏伟的学术中，匆忙却辉煌，如火之燃烧，更似是雷电之闪过天际。我惭愧，我比他们年寿徒增，论成就却是天地之别!

　　注释：

　　①Trinity College of Foochow

　　②记得参军六年总共得到360元复员金。我将它分作三份，我给母亲120元，报答她养育之恩;再以120元，买了一只走私进来的二手瑞士表;其余三分之一留作自用。

　　③离乡北上，也是这位女友相送于闽江轮渡码头。

　　④记忆如此，也可能有误，可能是严仁赓先生。

　　⑤这里有意不用书名号，指的是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

　　⑥这一段文字，见我为1956级同学纪念册《此世今生未名情》所写的前言：《我们曾赴春天的约会》。

　　⑦当年两岸互称“匪”，我在一些诗文中亦沿用之。

　　⑧老孟即孟繁华。在圈子内，无论师生，大家都如此“尊称”。“关于这事”，此处从略。
 

张炯 |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评谢冕的学术成就
 

　　也许让不少读者的印象深刻的，只是谢冕在1980年5月8日于《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我们把他称为“朦胧诗”的辩护师和开拓者。不错，这篇文章在当时非议“朦胧诗”的氛围中，确实对“朦胧诗”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但其实，谢冕既是对各种诗歌风格采取博纳态度的诗评家，也是博纳众多诗歌风格的诗选家。作为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他的很多诗评实际推举和赞扬了多种多样的诗人及其作品。他所主持编选的诗歌选集，也选了现当代时期不同流派的诗歌。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便跟孙玉石、洪子诚、孙绍振、刘登翰等几位同学，联手撰写了《中国新诗概况》在《诗刊》连载，其中便论述了“五四”以来各种流派的诗歌，展现了年青诗歌评论者的宽广博纳的胸怀。他在后来著写的《湖畔诗评》《共和国的星光》《文学的绿色革命》《新世纪的太阳》等诗歌评论集中，在他为许多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人选集所作的序言中，在他所编选的文学作品选集，如《中国新诗萃》(与杨匡汉共同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百年文学经典》等书中，也都取这样的博纳态度。在他主编的《诗探索》诗歌理论季刊里，他不但发表为朦胧诗辩护的文章，也发表反对“朦胧诗”的文章。他对“五四”以来新诗发展传统进行回顾的著作中对胡适、郭沫若、闻一多、李金发、徐志摩等不同风格与流派的诗人，对左翼诗人殷夫和后来的臧克家、艾青、田间、阮章竞、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李瑛、雁翼、邵燕祥等人的诗作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理性客观地评价了他们的历史贡献及其局限。

　　谢冕的学术思想很受北大当年的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兼收并蓄”名言的影响，他十分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曾有学者把朦胧诗的创作特征归结为现代主义所主张的“自我表现”。其实北岛、舒婷、食指等被视为“朦胧诗”代表的许多诗人，他们的不少作品并不朦胧，甚至热切地切入现实，表达了时代的精神。谢冕他也并不赞成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完全脱离现实、脱离时代的倾向，还发表过文章批评这种倾向。《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的可贵乃在于他以高度的敏感，在较多批评者反对“朦胧诗”的声浪中，慧眼认识到这一诗歌创作潮流所具有的创新探索性及其尚未完全显露的生命力，呼吁诗坛不要遽尔反对。
 

吴思敬 | 一生只做一件事——谢冕的学术人格

　　谢冕是一位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位寻梦者。他为《中国新诗总系(1949-1959)》所写的导言，题目便是“为了一个梦想”，在2010年两岸四地第三届诗学论坛上他也说过：“诗歌是做梦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是做梦。”

　　关于谢冕所做的事情，吴思敬曾撰文做了如下的概括：

　　第一，谢冕以一位评论家的高瞻远瞩，在“朦胧诗”这一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在地平线，在中国的年轻的艺术探索者最需要扶持的时候，他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这样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代诗歌史上的经典文献。它的理论价值在于：一是体现了对“人的解放”的呼唤。谢冕把“朦胧诗”直接与“五四”新诗运动衔接起来，把“朦胧诗”的崛起，看成是对“五四”诗歌传统的一种回归。二是对创作自由的呼唤。谢冕是在战争年代形成、并在解放后进一步完善的大一统的政治化诗学中成长起来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这种政治化诗学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三是对艺术革新者的真诚的、全力的支持，他以巨大的勇气，肩起了沉重的闸门，为年轻的艺术探索者争来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

　　第二，对百年中国文学和百年中国新诗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谢冕通过主持“批评家周末”，引领一部分青年学者进行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

　　第三，对新诗评论语体建设的贡献。谢冕打破了长期充斥于诗歌评论界的大批判语言和八股文风，他的评论文章，力戒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凸显评论家的主体意识……

　　第四，为诗歌评论界和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不仅通过在北京大学设席传道，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且通过创办《诗探索》等，团结和培养了一批诗歌评论的作者。

　　创办并主编《诗探索》，是谢冕对中国诗坛的一大贡献。……无论是1980年代前期的《诗探索》，还是1994年复刊后的《诗探索》，谢冕一直是《诗探索》主编、《诗探索》编辑委员会主任，我在他的领导下，为《诗探索》工作30年，他对编辑工作的具体指示及言传身教，对我编辑《诗探索》的工作有重要影响。

　　谢冕办《诗探索》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百家争鸣，就是自由、开放、多元。他在《为梦想与激情的时代作证——纪念〈诗探索〉创刊30周年》一文中说：《诗探索》这一刊名“意在鼓励和促进当年受到政治动乱严重损害的诗歌的复兴，意在彻底摈弃和摆脱那个黑暗年代加诸诗歌的所有思想艺术的枷锁，从而探索出一条通往开放、自由、多元的诗歌新时代”。

　　谢冕不仅这样说，而且从自己做起。在编创刊号的时候，副主编杨匡汉向他请示：“新诗发展问题探讨”专栏，准备发两篇批评谢冕观点、与谢冕“商榷”的文章，怎么办?谢冕大度地说：“原文照发。”在全国刊物中，创刊号上即发批评主编的文章，《诗探索》恐怕是第一家。这充分体现了谢冕办刊的民主意识和他坦荡的人格。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2012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谢冕编年文集》中，谢冕对早期写作的，现在看来确有某些偏失的文章，一字不改，全部收入文集，这种尊重历史，坦诚承认自己不足的态度，正是他自由的心灵的写照。
 

孟繁华 | 谢冕和他的文学时代

　　谢冕与五四和1980年代这两个不同时期密切相关。五四的精神传统给他以思想和情怀的哺育，这一传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它逐渐演化为谢冕的精神信念。在这一信念的召示下，他不仅仅成为五四精神的传人，成为1980年代以降影响广泛、成就卓著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家和文学教育家，而且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切，在他1980年代以降的文学批评和教学活动中，以最具说服力的形式得以表达。因此，五四精神是谢冕主要的思想来源;这一来源支配着谢冕的情感方式，使他不能成为纯粹书斋式的、内心平静的学者，他不能生存于超然的空间而独善其身，现实的一切与他有关，因此他只能选择介入的方式，入世的情怀，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展开他宿命般的人生，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生命过程中显示着他特立独行的人格成就和精神风采;但这并不意味着谢冕的批评方式和目标追求是超验设定的，恰恰相反，现代理性和科学精神深置于他的思想深处，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他求证和发现的文学思想和概念，因其科学意义和纯正的学院品格而广为流行。上述三个方面，应该说是我们研究谢冕并走进他精神空间不可忽略的视角。

　　谢冕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北大，这所中外闻名的学府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精神堡垒，近一个世纪来，五四精神和传统几近成了这所学府的象征而被世人所瞩目。谢冕求学并工作在这里，他深被五四精神所感染，并决定了他以后许多年的精神信念。这一点不仅在他自传性的长篇散文《流向远方的水》中有明确的陈白，而且始终如一地贯穿于他的批评实践中。“他经常神往于五四时代，神往于那个勇敢、活跃、不妥协地除旧布新的时代，那个‘一切都将要发生，一切都正在发生’的时代。”黄子平的这一认知相当准确。我们在谢冕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都常常读到他对那一时代充满激情神往的文字：“五四运动所体现的时代品质是重新开始幻想和争取。它以决绝的态度批判旧文化、旧道德和旧文学，目的就在于它有一种肯定和憧憬的对象。”这一对象就是“民主、自由、科学、人权的一套新的思想”。谢冕将这一套新的思想作为精神信念信守，与他从事文学批评的历史处境密切相关……

　　……一个民族或者社会无论发展到怎样的地步，知识分子都无需也不能放弃他的良知、理性和精神传统。社会转型带来的进步已为全社会共享，而它的负面也有人在无声承担，知识分子不能无视这一存在并容忍它的无限漫延，他须以前瞻性的批判加以阻止并告知世人，而不是熟视无睹，以讨人喜欢的面孔加以迎合或认同。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无非是以理想的方式诉诸于它的未来，使社会更多地告别丑恶和更多地接近文明。谢冕所坚持的一切显然与上述目标相关。谢冕和他的文学时代并不遥远，但今天想来竟恍如隔世。我们都在从善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