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自我的诗歌写作

　　梁平说自己“写诗四十年”，他的诗歌写作和个人精神成长、历史进程一样，呈现出持续的阶段性的变化。一步步按照自己对精神、文化、历史、现实等的反映、投入，自然地长成了它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梁平回顾他八十年代的写作，认为是凭借才华和灵感的一时的青春写作。后来的诗集《巴与蜀：两个二重奏》和《家谱》，则是携个人的生命记忆溯游在更为宏大、久远的文化地理长河中，充满了家国情怀。长诗《三十年河东》是对“改革开放”过程的全景式的记录，“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我们参与、亲历和践行的时代，如果不用诗歌记录下来使其成为文学的记忆，这是中国诗歌的悲哀，也是中国诗人的悲哀。”[①]最近几年，随着人生阅历的积淀和对诗歌持续思考的深入，他的诗歌写作集中地指向了“自我”。他坚定地说：“我的诗一定是我在……在我的诗歌里看得见我的喜怒哀乐。”[②]新出诗集《时间笔记》进入又超离时间，外在于物又不离于物，自我对话又沉默冥想，展示了一个诗化了的自我的繁复状态。批评家耿占春说：“《时间笔记》就是诗人的心路历程”，是诗人自己的“私人档案”。[③]“自我”既是一个立足点，又是一个理想，梁平借以继续打开他的写作，我们也借以进入他诗歌的世界。

一、现实的隐痛
 

　　梁平一度很看重“现实”，他说：“现实对于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写作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而应该是作家、诗人的高度自觉，应该把抒写现实作为这个时代的留下文学记忆的己任。”[④]现实既指正在展开中的某种整体性的客观实在，也指个人参与其中的充满质感和细节性的生活现场。在梁平这里，现实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完全与个人的感受绝缘，相反，个人在它面前有一定的灵活度，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参与、感知它。整体性的现实分衍出了“时代”，梁平曾经对这“时代”充满了投入和拥抱的热情，比如《三十年河东》的写作。但之后更多地是感受到了“现实”不可抗拒的，乃至冷硬、非人性的一面。《时间笔记》第二辑就保留了一些和现实“硬碰硬”的典型文本。比如《邻居娟娟》，这首诗克制地叙述了“邻居娟娟”的事迹。娟娟是一个坐台女，她笑称自己是“台商”，她的笑“比哭难看”。“白天是娟娟的夜，/夜是娟娟不为人知的繁华。”她在夜里赚取她的生涯，也挥霍她的青春，“摇晃的灯光，摇晃的酒瓶……摇晃的床。”“背后有人指指点点”，娟娟也哭过，她的哭“穿透冷硬的墙”，后来她被警察带走，被人遗忘了。这是一个“巷子”女孩的沦落史。而娟娟这个女子最初只不过是一个中学就辍学了的普通孩子。姊妹篇《刑警姜红》中的人物“姜红”，最初是一个颇有英雄气息的“正面人物”，只不过后来“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勋章与手铐都闪闪发光……姜红的红，与黑只有一步”，“我”去监狱探视他，只能和这位少年同窗“相拥而泣”。梁平将诗的触角探入了底层、边缘人群生活的一角，黑暗中突起的刺，刺痛了他的神经，提醒着我们现实的另一个模样。

　　更大的“隐痛”，在于现实的宰制性力量对人的控制。这种力量是灰色而无边的，淡漠无声地网罗住活生生的人，使人就范，磨损、扼杀人的生命激情。“一只钢针扎进身体，/隐隐作痛。”(《断片》)“蓝天的蓝不藏刀斧，蓝得透彻”(《舍与得》)，反读此诗，可知与“蓝天”相对的事物是“藏了刀斧”的。“看见一堆笑，/看不见笑里藏的刀”(《城市的深睡眠》)。这样隐藏了实际所指，借助象征不断向真相闪回的诗句，在《时间笔记》中比比皆是。这和他敏锐、柔软的诗人的心灵有关，也和他在实际生活中所从事的职业、担任的角色有关。现实的危险造成了诗人内心的挣扎和撕裂。《如果要当凶手》：

　　餐桌即舞台，形形色色，

　　从海里打捞的大牌不分主次。

　　鲍鱼、生蚝、刀鱼、海胆，悉数登场，

　　虾蟹不在演员表上。

　　我正襟危坐，心生惊悸，

　　只好躲在杯盏的后面，

　　灌醉自己。我的表演比专业更专业，

　　始终举不起一双竹筷。

　　好想把筷子扔进海里长出海藻。

　　这首诗写置身饭局时的左支右绌，欲罢不能的心态。我们都知道，饭局不单是为了吃，生理性的吃变成了次要的，重要的是吃喝这一仪式背后隐藏的利益、人情、权力关系，因此构成饭局的诸多要素，进入饭局的各个角色，都具有了矛盾的二重性。“海里打捞的大牌”鲍鱼、生蚝之类既是名贵的菜肴，众目聚焦、众口所向的对象，同时又是可悲的牺牲品。“我”与其他参与其中的“客”在“主人”面前，既是所款待、敬重的对象，又是被套入，难得自在的“失去了主体性”的人。“主”和“客”均戴上了“面具”，同时成为演员和观众。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紧张、不适可想而知，“我正襟危坐，心生惊悸，/只好躲在杯盏的后面，/灌醉自己。”“我”蓦然“记起释道海师傅对我说，/忘其耳目。”想超脱而不得。无奈中一再幻想“海洋里的生命自由、鲜活，/海上风平浪静，蔚蓝，一直蔚蓝。”吃火锅的情景和在海上“捞藻”的想象交叠了起来，造成亦真亦幻的效果。而“我”作为“凶手”对“生猛海鲜”的杀戮，也可以说是对鲜活的人的象征性杀戮，对人的自由的杀戮。会议、喝酒、饭局是日常工作、生活的不可避免的内容，“现实”借此施展着它的控制力，也一再伸出它的尖刺。

　　事实上，出于对实际麻烦的回避和诗学转化的需要，梁平对现实荒诞、非人性的一面较少做直接的记录和表现，更多地是间接、迂回的透露。所以“记梦”“写梦”就成为一个常规的修辞手段。中国人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弗洛伊德的释梦学说也是众人皆知。白天、现实中遭到压抑，无法实现的欲望、念想就会以画面、情节等形式改头换面地表现出来。因此“梦”即“现实”的一个棱镜。“梦”及幻觉、走神这些“梦的近似物”散布于梁平的写作，一起折射着他对现实的“创伤性经验”。“这个梦是一次杀戮，/涉及掩盖、追踪、反追踪，/和亡命天涯。”(《我经常做重复的梦》)。在另一个梦中，“我”置身一个酒局，“我看不见他们的五官……此刻有一束光打在桌上，/像一把利刃划过，/几只被切割的手有点惨白”(《在某个夜里突然失踪》)，光线变成了刀子，切割人的肢体，白天生活的印记在梦中带来多么悲惨、恐怖的后果。“我梦里都是神出鬼没，/那天神对我说，/赐你万能的权力，诅咒你敌人。”(《夜有所梦》)现实中的“贪嗔痴”要求在梦中予以实现。为了应对生活，诗人曾陷入了怎样的“恐怖”和“颠倒梦想”。

　　弗洛伊德认为现实是一种压抑机制，遵从的是实利原则。为了维持大局，趋利避害，压抑了人的本能的快乐，甚至整个文明都建立在对本能压抑的基础上。诗人受到的现实压抑并不一定多于常人，但诗人因其感受力的敏锐和对心灵世界的执着，感觉到的现实的痛苦就比常人多一些。梁平正好是这一类诗人，而且感受具有普遍性。《有病》一诗所说的“有病”，不但是诗人自己的“病”，而且是能统摄整个现实的时代病。“我”坐在车里，所有的车都“冲我而来”，“后视镜看见有车灯在快闪，/有呼吸急促的鸣笛”，人们都匆匆忙忙，怒气冲冲，“我”“被逼起步，被裹挟着泵奔向前方，/一座城市向我砸来，/找不到出口……”，以至于“我心生恐惧”，身不由己，成为一个摆设。诗人明白，“问题在于这绝不是某个偶然，/而是我的常态。”现代都市生活节奏就像红绿灯路口的人流、车流一样，匆促到“灵魂赶不上肉体”。超现实场景成为生活的真实状态，“病态”成为“常态”。

　　在诗人的感觉中，“无边的现实”犹似一个巨大的牢笼，诗人在其中孤独，挣扎，噩梦连连。诗人直言“厌倦”，“厌倦时刻分明的一日三餐，/厌倦早出晚归两点一线……厌倦口蜜腹剑勾心斗角。/厌倦虚情假意心照不宣”(《喜欢厌倦》)，他甚至宣称“喜欢厌倦”，这厌倦超出了现实，有了形而上的色彩。

二、重新面对自我
 

　　“自我”往往是危机的产物。若无外在压力，诗人那个童蒙、混沌的“我”会一只保持下去。拉康认为婴儿受突然闯进脑海的自己的镜中形象的刺激，开始了艰难的“自我”建构过程。这一情形和诗人是相通的。在现实的歧路纷披中，现实带来的痛苦挣扎中，梁平将内视的目光对准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更深刻的觉醒。那个“我”出场了。“我被我自己掩盖，/草堂的荒草爬满额头，/碑林之间，只看见天空的背面。”(《我被我自己掩盖》)“我怀疑梦里的另一个我，/才是真实的我。”(《经常做重复的梦》)“我是我自己的错觉”(《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我是一个病句，/不再给自己搭配主谓宾”《我是一个病句》。“我”在主体的心境中来回撞击，反复诘问。主体内部的这种混乱，既提供了新的“自我”创生的机遇，也为这种创生注入了巨大的能量。“新我”在“旧我”的躯体上破茧而出。在此，“自我”既是主体，又是对象，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一个任务，等待着诗人去艰难地完成。拉康认为，“主体最终只得承认，他的存在绝非别的什么，而只是他自己在想象中的构造(oeuvre)。”[⑤]在痛苦的冲荡和抉择中，梁平侧转身去，旁逸斜出，艰难地找到了一个符合自己心愿的，有更高真实的自我。正如胆小的孩子走夜路，越害怕越高声唱歌给自己，梁平说：“真正优秀的诗人不是把玩文字的高手，而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真正注入自己诗歌的人。”[⑥]批评家魏天无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时间笔记》是“一个赤裸裸的‘有我的世界’”[⑦]诗人艰难地聚拢起“自我”的光芒，竭力打开生命新的可能。

　　在现实面前，梁平选择抽身而退，也同时退出了那些超我的，宏大的山岳般的事物。他松动了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放慢了身心，开始半是严肃，半是游戏的新的自我的生活和抒写。新的自我，带来了新的生命境界，新的诗意境界。这种境界之新，一方面体现在内在心态的变化上。《耳顺》：“耳顺，就是眼顺、心顺，/逢场不在作戏，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生旦净末丑卸了妆，/过眼云烟心生怜悯。”“年龄”的变化带来心态的变化，从原有的角色退出，与现实拉开距离，“耳顺”也就是心空起来，外面的各种声音“皆可入心入耳。/以后任何角落冒出的杂音，/都可以婉转，动听。”“卸下面具，/卸下身上的装扮。”(《卸下》)做出了如此选择以后，“是非、曲直与黑白面前，/我行我素，不裁判。”有意地消泯了是非曲直，回避了价值判断。原来的现实是有对错、好坏之分的，置身其中的人为了应对事务、趋利避害必须做出选择。而从现实后退以后，就可以俯仰裕如了。“诗”作为艺术，是一种突入，也是一种回避，可以在这一空间中逃开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置身黑白之外，领略到别样的色彩、风景。这种对价值判断的搁置带来一种“和光同尘”的气息。在《盲点》一诗中，诗人说自己“面对万紫千红，/找不到那款颜色。”这种“色盲”使他“只能读一个脸谱”，饶有意味的是“我对自己的盲点不以为耻”，而且精心呵护，直到 “把盲点绣成一朵花”。“盲”反倒转化成一种优势，诗人对此颇为自得。另一首诗《盲》，继续论说这一话题，河里的白鹭，有“纯洁的白，过目不忘的白”，“集百宠于一身”，但是这种“白”“我羞于正视”，这种非凡的美“太耀眼”，使我“感到不适”，“从此落下病根”。梁平不但对反向的价值展开反思，而且在正向的价值中，诸如善和美中，发现了非人、荒谬的东西。《恶作剧》写得意味深长，可以说是《时间笔记》中最典型的一首：

　　我在大前门设过局，

　　小心思地助纣。

　　北京的士拉我兜圈子，

　　三百米路程，花了四十几块钱，

　　卸下我，在建国饭店。

　　司机满心欢喜地走了，

　　我也满心欢喜，成功地助长了一次宰客，

　　他会一整天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这首诗的幽默令人捧腹。诗人以谐谑的口吻说自己设过局，助纣为虐帮的士司机宰客，非常成功，人我都满心欢喜——但是被宰的是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我”对司机的意图心知肚明，但是“我”非但不说，而且小心翼翼地成全司机，司机不知道我的心思。善恶颠倒、主客换位产生了喜剧的强烈效果。后半部分写“我”坐在饭店大厅的沙发上，等待原来等“我”的人，那人还没到。“我”便开始了“欢乐的”想象，“那人又上了刚才的的士，/司机重蹈我的覆辙，/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再一次上前“义无反顾慷慨解囊，/再给他一个满心欢喜。”买他半生的羞愧。末尾奇上加奇，借助想象性情节将戏剧效果推演到了高潮，消解了“买你半生羞愧”这一劝讽行为的用意，实现了反讽。

　　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生活和世间万物的欣赏、把玩。中国人早已熟悉“无用之为用”和“空纳万境”的好处，“花甲”“耳顺”以后的梁平深谙自处、晏居和优游之法。梁平说他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宅”，也喜欢“游”，总之都要轻松上阵，不要担负太多的东西，不要太多的条条框框。《晚上七点》，夜晚将至，“南苑河爬上五楼的树枝，/在书房的玻璃窗外，向我致意。/这是由来已久的仪式，/我打开窗，伸手与它的叶片相握……知道它的心事。”“我的书房就是我的江山”，宁静的自我真切地进入到它置身其中的空间和时间中，细细地打量、触摸事物的色彩、阴影，体验每一个真实或虚幻的局部、细节可能会有的滋味。自处的静寂变成了渊默雷动，自处的孤独也变成了一个人的享乐。“比如左邻右舍，/谁也叫不出谁的名字，/过道上侧身，一个微笑，/就有了春风拂面。”(《蛰居哲学》)蛰居生活充满了善意和和谐，这自然源于和善的心境。即使行走、出游，也是持一种率性观览的态度。“我在致民路上改写了身份，/行走多了弹跳节奏，/谈笑少了岁月的皱纹。”欣赏“红衣女摩拜单车擦肩而过”，“重金属打击乐连绵不绝”(《在致民路》)，路上的风景像阳光一样灌进自我的心田。即使是出访域外，呈现在视野中的风景也是轻逸的，几乎要随风而去。在欧洲小城，发现“修女不见了”“修道院空置多年”，“烟火人间里，市民捉放‘跳蚤’”，自由交易旧物件，“卸装的云腾出了天空”，“我”多少感到一丝失落，但一阵清风很快就“吹走了我的失落”(《梅斯的“跳蚤”》)。

　　在此情况下，自我进入了万物，万物也进入了自我。这种诗意的精神状态仿佛使诗人获得了“逆生长”[⑧]，以赤子的眼光好奇、欢乐地凝视、触摸万物，结束了自我的分裂状态，实现了和世界的合和无间。《南岳邂逅一只蝴蝶》：

　　那只蝴蝶应该是皇后级别，

　　在南岳半坡的木栏上，望着我。

　　过山的风骤然停息，

　　它的两翅收敛成屏风，

　　惊艳四射。我不忍心惊扰它，

　　感觉我们之间已成对视，

　　时间在流走。

　　这是流连光景中的一个动人的瞬间，只有恢复了自我，拥有了赤子之心的人，才能注意到这样细微的情景。山道上一只美丽的蝴蝶敛翅静息，和“我”形成对视。不知道在蝴蝶奇异的眼中，“我”呈现怎样的形象。蝴蝶仿佛洞开了一个无形的中心，“我”沉溺其中，而来往的人对此视而不见，“一个道姑从我身边走过，/一个和尚从我身边走过。”这颇有“庄生晓梦迷蝴蝶”的意趣，庄子梦醒后不知是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自己。人生难得一“迷”，时刻醒着，与他人、外物分得太清会太累、太孤独。诗有时候就是要以化蝶般的“迷”阻断过分的清醒。

　　此类书写，在《时间笔记》中很多，梁平也随之变成了有庄子意趣的诗人。这其实是千百年来中国诗人的常态，晚明王思任说“盖廊庙必庄严，田野多散逸。与廊庙近者，文也;与田野近者，诗也。”[⑨]逃出“廊庙”，就会解除戒心，解除外物对自我虚空、自由状态的入侵和宰制，像落花、麋鹿一样放浪山水，亲近草木。明末清初文人屈大均说：“庄生之学，贵乎自得”[⑩]，“自得”一词，真是确评。体认了“道”的清虚、广漠的存在本体和运行规律以后，触摸到了“真我”的本相，像大鹏鸟那样扶摇直上，像蝴蝶那样翩然翻飞，都是摆脱了“物累”的自然、自由的生命行为。“自我”也在若有若无、亦真亦幻之中获得了存适的自在状态。

　　梁平接通了道家“生活艺术化”的方法，为“自我”找到了生存、展开的新空间。这种做法及其风度，也能在一些颇具东方神韵的西方诗人那里领略到。梁平就很喜欢辛波斯卡和米沃什，在《时间笔记》中以献诗的形式真诚地表达了对他们的钦敬和喜爱，比如诗作《时间上的米沃什》和《一只简单的母鹿——致辛波斯卡》。米沃什《礼物》“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这种经过了历史风暴，最终在时间中化炼成的物我两忘、宁静庄严的心灵境界，也是庄子的境界。辛波斯卡那种“一只简单的母鹿”般的超越了机巧，获得了普遍智慧的赤城的诗性生命品质，都是梁平在生活和诗歌中真诚追求的。

三、诗歌：重建与世界的关系
 

　　梁平新收获的、在诗中面世的这个“自我”，恬静如处子，活泼如孙悟空。《取舍》：“身心放松的轻，像一片羽毛，/越是自由飞翔，越懂得爱惜。”《石头记》：“裸露是很美好的词，/不能亵渎。只有心不藏污，/才能至死不渝地坦荡。/我喜欢石头，包括它的裂缝。”《我的肉身里住着孙悟空》：

　　我和悟空相见恨晚，

　　一个眼神可以托付终生。

　　从胸腔到腹腔相伴而行，

　　胆囊的结石在火眼金睛的照耀下，

　　正在生成舍利子。

　　孙悟空进驻“我”的身体，成为“我”的一个“相知”，最后分不清谁是悟空，谁是“我”。“肠道里巡游十万八千里”，“额头上的时间，年月日不详”，很有善恶偕忘、恢恢乎游刃有余的意思。“孙悟空”的机敏、慈悲也是“我”所喜欢的，这也是诗人新的自我的丰富面相之一。

　　到此，我们可以跳出来，从另外的角度进一步思考诗歌与世界、人的关系了。不平则鸣，现实带来的危机、自我分裂的矛盾滋养了诗人的写作，反过来，诗歌也滋养了诗人的人生、世界。对新的自我的渴求、滋育和培护，也是对自我与世界的新关系的找寻和重建。自我从来都不是完全封闭、孤立的存在，就像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它是一个有待于借助他者、外物去积极实现的对象。这种重建，改变了原来对世界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态度，不是批判、对抗，就是毫无保留地歌颂，他们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变得多样而久远。诗人对邻人报以微笑，欣赏路人的风采，和一片绿叶握手，与一只蝴蝶对视，毋宁说降低了自己的姿态，克服了“人”在世界之上特立独出的处境，恢复了和他人、动物、草木乃至天地万物的平等关系。他就在万物之中，是他们中的一员，谦和、诚朴，这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齐万物”。在此基础上，他不但重新获得了“日常生活”世界，而且获得了自然界。这正是身处都市现代化的当代人所失去的和最渴望的。诗歌这门艺术，作为精神内部的一种净化、治疗机制，扩展、丰富了诗人生活的世界，发现了更为细微，也更为深切动人的生命相关物。也改善诗人的生存质量。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诗人张执浩说：“在如此悲凉的人生处境之下，生命的存在感其实只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诗歌写作却能将这种形式变成一种仪式——通过某种独特的音调，让我们内心世界里的喜怒哀乐得以附体，并在传递的过程中让卑微的生命获得存在的尊严感。”[11]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诗歌本身的存在及其性质也得到了改善。诗歌被用来急功近利地记录、批判、宣扬的一面终于退到了后面(百年新诗长期如此)，它本身和人相依相存，雍容不迫的一面发挥了出来，恢复了“天容海色本澄清”的本相，获得了它独立不惧的地位。附加太多就会扭曲本来面目，人需要自由自在，诗歌也一样。记得韩东曾说，过了一定年龄，他不再折磨诗歌，诗歌也不再折磨他，相信诗人梁平也认同这一精妙的体悟。

注释：

　　[①] 舒晋瑜：《梁平：宏大叙事的境界和主旋律诗歌的技巧》，《中华读书报》2018年8月8日第19版。

　　[②] 舒晋瑜：《梁平：宏大叙事的境界和主旋律诗歌的技巧》，《中华读书报》2018年8月8日第19版。

　　[③] 耿占春：《从“私人档案”勘探的密码编辑——梁平〈时间笔记〉的一个导读》，收入梁平《时间笔记》，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④] 梁平：《阅读的姿势——当代诗歌批评札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⑤] 转引自《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王先霈、王又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43页。

　　[⑥] 梁平：《阅读的姿势——当代诗歌批评札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⑦] 魏天无：《“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再论诗和梁平的诗》，收入梁平《时间笔记》，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页。

　　[⑧] 魏天无：《“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再论诗和梁平的诗》，收入梁平《时间笔记》，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217页。

　　[⑨] 王思任：《王思任小品全集详注》，李鸣注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315页。

　　[⑩] 转引自钱穆：《庄子纂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1页。

　　[11] 张执浩：《不是日常生活，而是日常生活态度》，《草堂》2019年第1期。

　　(作者单位：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