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文学的庄严目标

开 栏 的 话

 　　著名文艺理论、评论家雷达的长篇文章《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本报7月5日刊发)，提出了许多较为重大的理论、创作命题，学理性、现实性强，因而引来文艺界的热烈反响。为了将雷达同志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分析引向深入，将讨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活跃文艺理论学术空气，营造健康的文艺批评环境，我们在此特开辟“当前文艺创作症候与发展问题讨论”专栏，继续就文章中提出或尚未涉及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今天我们首先发表王久辛先生的文章《不能忘却文学的庄严目标》。我们热诚欢迎广大读者踊跃赐稿参与讨论。来稿请寄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观察版”收。   
  
 　　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中国作家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躬逢盛世，三生有幸矣。伴随着经济的崛起，精神文化的崛起也必然随之到来。但是，这个到来并不是1+1=2式的逻辑推演，它是一个痛苦的羽化过程，是必然要经过反复的否定之否定式的淘洗，才能够让精神的光芒越来越亮，直至照彻整个天空。读罢雷达先生的文章，备觉神清气爽、痛快淋漓。这篇文章是对3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次厘清式的总结，是以极大的勇气进行否定，又以极大的理性与睿智，为文学的崇高事业进行重建的黄钟大吕。他从四个“最缺少”谈起，纵横开阖，拨云见日，显示了中国文学评论家面对时代的不甘缺席，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他提醒中国作家，尤其是最优秀的作家与诗人们，文学不是游戏，也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它是关乎人的灵魂，关乎整个民族灵魂的不朽盛事。不能无立场写作，不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作家当然要坚持审美的立场，但这立场之上的立场则是――对天良与公正的追寻，剔除芜杂的表面现象对真理的追寻，在人性美的比较中对人格重建的追寻。这篇文章，清晰地把握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作家与正面价值的关系，作家与民族精神、人格重建的关系。这些郑重的、庄严的更是严肃的问题，是对每一位有所担当的作家与诗人“掏心烛照”式的警世之言。著名诗人公刘先生说：“诗是精神的稀有元素。”品读雷公之文，亦有“理论更是精神的稀有元素”之感。长期以来，“广告”式评论铺天盖地，良莠混杂，包装成为所有作品面世前必备的“新嫁衣”，仿佛只要有钱，谁都可以租来穿一穿，这哪是评论？这种租赁式的评论，是对文学尊严的亵渎，也是对从古至今优秀作家诗人的亵渎。雷公文章，捍卫了诗人、作家、评论家乃至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尊严。这篇文章，生逢其时，在我们民族精神文化正待崛起之际发表，是对文学的一次深耕土地，埋下去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杂草，长出来的必定是壮禾绿秧。然细读雷公文后，似又觉言犹未尽，便不揣冒昧，狗尾续貂，薄续“四个最缺少”以就教于雷达先生及诸位大家。
　　一、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说，最缺少深邃的历史目光。我们说历史始终具有不间断的完成性，既是不断吸收、丰富的过程，也是不断扬弃、抛弃的过程。它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动态之中完成历史递进的。就文学来说，它不可能背离这个基本的历史逻辑。因此，就需要作家具有一种不同于寻常人的历史洞穿力，以把握好、表现好历史前进的本质力量。在过去的30年里，大凡优秀的作品都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创造者们，也都是在获得了这种纵深的、深邃的历史目光之后创作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才具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的广泛的传播力量。像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正等优秀作家的创作，就具有这种洞穿历史本质的能力。它不是跟风似的创作，而是对历史严肃、认真，甚至是庄严、神圣的校勘、揣摸式的想象与创作。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的人性深浅的把握、品质尺度的把握以及对其情趣品味简丰的把握，等等，都是放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量与创造的。这种洞穿与沉入式的创造，摆脱了文学时尚的干扰，以其独特的历史把玩表达了作家对历史的审美认知，是极为难得的。而在他们之后，又刮起的仿效之风，就均因实力不济而难成大器。再比如，当年莫言创作了《红高梁》系列作品之后，便立即催生了一系列仿冒之作。这里且不说佳作《红高梁》作品的价值几何，单就这种跟风似的创作，就决定了这一系列仿冒之作的浅薄与速朽。上世纪85年前后，文坛刮起一股股模仿西方各种文学流派之风，作为文学普及、启蒙、乃至作为一种探索与尝试，未尝不可，事实上也确实提升了中国文学整体的审美水平，但很快便被时尚化了。一段时期以来，如果不仿艾略特、尤利西斯、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等等，似乎就很不“文学”。我们说，对于任何先进文化、先进艺术的借鉴与吸收，对于有志向的作家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自觉选择。但是，并不是所有作品都需要吸收与借鉴这些表现手法，即使借鉴也是化为血肉的借鉴，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我认为，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收与借鉴，永远是观念的吸收与借鉴，而不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的吸收与借鉴。不论外国文学多么的卓越与伟大，它都是用他们本土的语言在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识。相反，我们一些作家写的作品，仿佛是捏着鼻子哼哼，阴阳怪气说话，基本上是用翻译文学的方式表达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读者读的别扭，所以就不愿意读，何谈引起共鸣，传之久远？所以说，要获得一种深邃的历史目光，就必须有主心骨，就必须有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认识，弄清楚哪些是最起码要坚守的，哪些是要坚定不移捍卫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仅要有创造的极端化追求，还要有绝对不能突破的底线；再换句话说，不管你鸡毛飞到九霄云外，也要把根留住――别忘了我们是用方块字写作。
　　二、从横向的现实角度来说，我们不缺少“水落石出”的回望式创作，最缺少对现实“水涨船高”的把握与创造能力，换句话说最缺少洞穿未来的前瞻性、牵引性作品。如果要罗列的话，我们不乏写过去时的优秀作品，建国50多年来，像《红岩》、《林海雪原》这样回溯历史的作品层出不穷，但写“现在进行时”的优秀作品，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康翟的《春种秋收》（短篇集），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短篇集）等等，就乏陈可言。今天，我们都在说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但这崛起中难道不包括文学的崛起吗？这里，我引用“崛起”一词，来表达我对文学成就巨大者的嘉许与赞叹，以表达我渴望文学要耸起三山五岳――成就一代大家的强烈愿望，而并非要将文学与其它可以崛起的事业硬拉在一起。近年来，我欣喜地读到了几部写“现在进行时”的优秀作品，例如柳建伟的《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石破天惊》，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等等。我认为，这两位作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的形势，在与时俱进地把握着现实。柳建伟成功地把握了中国军队在高科技进程中的本质力量――即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时代天职。他排除了内外干扰，内，担心于不自觉之中，将作品写成简单的颂歌；外，担心被人误解或曲解为“左”。而张平的创作，则是对现实中国光明与阴暗的人性理析，是对“国家干部”的拷问，是面对世风渐沉现实的无畏迎击。他没有在意一介书生的单薄力量，却以精卫填海式的创作，写出了独出机抒的优秀作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像周立波、柳青、康翟、王汶石、柳建伟、张平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始终伴随着时代而创作的优秀作家，毕竟数量有限。如果再把他们的作品质量定在经典的高标上来衡量，这些作品距离经典都还有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他们作品的感染力、塑造力、征服力等等，都未能达到雷达先生渴望的那种伟大的经典式作品的高度。在我看来，即便如此，他们的创造无疑是高贵的创造。理由是：当经济异峰突起，伴之而来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变异与更新，这样的作品，既具有扼守人性底线的固执与坚韧的价值，又具有与人、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开拓与牵引的精神。这样的作品，不仅在文学史上可以浓墨重彩地留下一笔，亦对净化人的心灵、纯洁社会空气，起到不可估量的精神鼓舞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水涨船高”式的作家怎样来完成“水涨船高”式的经典作品？我仍然以为，还是不能急功近利，还是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还是要有一点固执的“定力”才行，决不能随波逐流，决不能因形单势薄而失去自信。我认为，文学是开拓之学，没人开垦的土地，才是真正的文学巨树生长的精神沃土。我想，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我们的作家不放弃对民族、对国家有所担当的追求，不放弃对时代生活的热忱投入，写出当惊世界的伟大作品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迟早的事。
　　三、从纵横之间寻找合点的创造来说，最缺少铸造人格精神的创造能力。如果我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会引起争议的话，那么我们说作家是铸造人格精神的创造者，我以为，并不为过。在我看来，这主义、那主义，这潮流、那潮流，这手法、那手法，万变不离其宗――写作或创作，终究是要“经世致用”的。以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来说，哪一部不是如此呢？从中国的四大名著、唐宋诗词，到国外的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等等等等作家的作品，如果探究的话，这些大家的每部作品，都有灌入其中的思想内蕴，都有干预生活的巨大激情，都有对美好生活的浪漫情怀，都有人格塑造的坚定信念。就我国当代文学现状来说，我认为，从历史现实的聚焦来看，当代文学最缺少的作品，是对与时俱进的崭新人格的塑造式的大作品。近30年来，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人的精神世界更是日新月异，成五彩缤纷的状态向外扩散，这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令人担忧。因为，在五彩缤纷的背后，是无根飘萍式的精神流散。尤其是上世纪末以来，文学在消解崇高、淡化理想、崇尚享乐、热衷小资、玩味感官、追逐时尚等等思潮的左右下，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越来越弱化，作品中的人物不仅严重缺钙，而且看不出历史传承过程中的品德传承与递进，更谈不上人格魅力与精神升华。屈指算来，从1976年10月粉碎林彪、“四人帮”至今，时光已过去了整整30年。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跨度，又成长了整整一代人。但是，从文学作品中所弥荡出的对人格的追求来看，我们却鲜见前扑后继的继承性作品，更难见到血脉相连的精神传承的史诗性作品的诞生。无论是从历史的纵向，还是从现实的横向来看，聚焦今天，我以为，是到了该出大作品、大作家的时候了。值得肯定的是，虽然这些年没有出现人们渴盼的那种经典式作品，但佳作、力作却也不胜枚举，有些力作甚至已初具史诗雏形。在我看来，徐贵祥的以描写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作家沿着人物性格的逻辑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来开掘，把偶然与必然，把可能性与必然性交织起来，使这部小说的人性深度有了较大的跨越，打破了过往半个世纪以来，军事文学中敌我双方人物塑造上的左的樊篱。作家不仅把我军写得英勇高大，把敌军也写得高大英勇；不仅敌军人物有缺点有失误，我军人物亦有缺点有失误。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徐贵祥在人格取向上，不仅写我军讲人格，敌军亦有人格，他把两种理想的追求与一种高尚人格的向往融合了，显示了作家徐贵祥卓越的创造力，并与其作品的强烈感染力，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共鸣并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但是，这样的作品毕竟凤毛麟角，且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无论是从作品内蕴的丰厚程度，还是从人物心理与命运的精微状态，也无论是从超越意识形态的本真追寻，还是从人格铸造的深刻与丰富程度来衡量，我以为都还“稍逊风骚”。这也正是我强烈呼唤作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格魅力、人格精神、人格风采俱佳的时代英雄的大作品的理由。
　　四、从发展趋势来审视作家的素质来说，最缺少那种学贯中西的学者化作家的深厚积淀与精神储备，以完成百科全书式的大创造。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著名作家王蒙就提出了“作家要学者化”的呼吁。虽然和者盖寡，但这个“作家要学者化”的概念，却无疑提醒了中国当代的作家与诗人。事实也证明，真正的优秀作家，必定是大学问家。像唐浩明、二月河就都是当之无愧的清史专家，而熊召正则是当之无愧的明史专家。读他们的作品，真有如读清史百科全书、明史百科全书之感。他们是对清史、明史研究到了往外横溢的程度，才开始创作的。据我所知，唐浩明先生是在编辑完成《曾国藩全集》后，才开始写作《曾国藩》长篇历史小说的，可见作家唐浩明先生学养之丰厚。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作家不要说像唐先生那样成为专家学者了，就是作为一位作家来要求，阅读量也远远不够。许多作家不读书，或者读书也是急功近利式的读法。常常是写不下去了，临时抱佛脚式的找来相关的书籍读读。没有探究，没有系统，更很少有丰富的储备。满足于会码字、能挣钱、会编故事、能改电视剧。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成功作家”虽然“成功”了，但自身的文化、素质、修养、人格并没有提高，甚至滑坡。对社会缺少基本的责任感，对人没有起码的关爱心。有利就上，没利就撒丫子走人。说心里话，有些作家、诗人在文坛混了几十年，然而你真不敢相信他是作家、是诗人，人品之下做令人所不齿。还有些作家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做作家，作为谦虚为人的操守，这也无可指责。问题是：如果写作时也用这么一种心态来写作，其写出的作品就很令人生疑了。我们说，社会需要决定社会存在，如果我们仅只是单纯的指责，而不从整个社会的机制来考量，那么，我们的指责就难免偏颇。现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而稿酬又低的可怜。如果作家要进行神圣的、庄严的文学创造，要完成“学者化作家”的必修功课，就不能不考虑其的生存需求。但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生存的压力大，才愈显得那些穷且愈坚的作家更难能可贵。当前中央倡导各级党委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事实上，就将中国整个领导阶层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来要求提高执政的水平了。权力已不再单纯是权力本身，而是多学科知识托举之上的公信之权，它有了科技文化、政治制度以及民主法律的复合各种知识储备与运用的理性精神。在我看来，形势喜人，形势也逼人啊。打个比方说：作家们的创作不可能不写到各级党委政府，那么怎样表现科学决策？又怎样表现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我们说要作家成为学者，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考量，不是要作家去背诵科学原理、民主程序、法律条文，而是要作家从对这些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中，获得一种科学的、民主的、法律的目光，从而把握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进而实现把握时代，从更高的层面上来启动创造激情、创造智慧，从而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我以为，今天重提“作家要学者化”，吁请作家自觉扩大知识视野，是极为迫切的要务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到并且懂得，人是能够变得美好幸福的，而且绝不会失去在世上生活的能力。我不肯也不能相信，邪恶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即使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堂――我还是要去传道。” 在我即将搁笔之际，我还是将陀氏的这段话引在了文尾。我坚信，真正有为的作家，决不是放弃了对真理追寻的作家，他必定是要发现真理，并为传播真理而奋斗的作家。让我们期待吧，我相信这样的作家已经开始写作了……
 
                                                                2006年7月15-17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