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

与黄亚洲合影于杭州西子湖畔

　　我和亚洲相识应该说是因诗而结缘。亚洲在我心目中，首先是一位诗人，然后，才是小说家、编剧。 

　　记得那年，他的诗集《行吟长征路》希望在我社出版，和我联系，我闻讯后很是高兴，为他作嫁我既感到义不容辞，又觉得十分欣慰。过后我问他为何找到我，他说，曾看到我责编过不少政治抒情诗，而且编后经常用诗的形式写成序或编后随想，比如为《他还活着——臧克家评论集》写的编后随想《这是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主编《朱子奇诗歌创作评论选》也写了编后随想《献给诗人的花环》等等。他觉得我写的东西真诚而拙朴，不矫作，不泛情。我听后很是高兴，要知道，这是一位多部作品曾荣获国家级大奖的作家啊，于是就欣然应允为他的《行吟长征路》担当责编。可事隔不久，亚洲打来电话向我表示歉意，说他们本省的一些人希望能在本地出版，我说这没有关系，我当然理解这本诗集的分量，这本集子是有可能冲击奖项的，浙江省的“肥水不留外人田”的思绪我可以理解。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一天，那位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主编，带着数目不少的作为酬谢的编辑费，交给了我，还说，要把我的名字作为特约编辑放在书中，并说明这是作者的意思，这真让我感慨不已。 

　　结识其人，读其作品，我渐渐了解到，亚洲的诗品和人品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之后，果然，《行吟长征路》在当届“鲁迅文学奖”中榜上有名。我社虽然失去了一块“鲁奖”金牌，我却结识了一位可交的诗人朋友。以后我们经常联系，有一次，他的长篇小说《建党伟业》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也请我去助兴一聚。 

通读这部散文集《梅花碑》，有个感觉，觉得作者是在他文学生涯的地平线上，在他那些宏大的建筑《日出东方》、《建党伟业》、《雷锋》的周边营造风景，绿柳成荫，错落有致，曲径通幽。这是一个整体的景致，体现了一种审美。 

作者的诗心、视野、诗情，都离不开他的故土，他的祖国。作者无论身处何境，随时都在迸发情感的火花，常在不经意间俯首采摘诗的花朵，尽管有些是没有分行的文字，但一念，就是真正的诗。他写杭州的历史风貌、风土人情；他感叹西溪红楼，他抒发千岛湖的心境；他写雷峰塔，戏称法海和尚迫害白娘子是“以人为本”；他抱着沉痛的心情解读“祖国啊你慢些走”，表达了作者当下的一种特别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愫。 

　　当他写到“青藤茶馆”时，却又表现得轻松活泼，情思绵绵，还信手拈来，留下一首打油诗以纪一时之感：

    “青藤茶馆如青藤，缠住西湖缠茶人。

哪怕不是嗜茗者，亦愿此地洗风尘。” 

　　他写当年炮轰金门时的“大喇叭广播”往事，下笔绕有风趣，又令人深思，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兼而有之。

　　他写油菜花的散文诗，那文字，那意境，实在是美极了：

    “这一路，就数油菜花多情。

　　油菜花一刻不停地挽着我，将我的心情金灿灿的一路抛洒，近的抛在路边，远的撒到山边，更远的摆放到天边。

　　因为不能打开车窗，急得花香一阵阵敲我玻璃。

　　看车轮旁的油菜花，看得清身姿，她们穿着绿色的紧身衣，一排排站得挺拔，好像雅安到汉源一路都是T台。”

　　他写清溪文庙的石榴树：

　　“一种优雅的扭曲，一种清秀的佝偻。”

“扭曲”而能“优雅”，“佝偻”而不失“清秀”，这其中的意味实在耐人寻味，而且文字也很美。我想，那里面必定是寓意着作者难以名状的思绪吧。 

　　他到台湾，与“文艺家协会”座谈，其间看到洗手间的便兜上写着这样的字样：“便后请放水冲，哗啦啦啦！”于是他就发出如下的感慨，说前一句是秩序、理性和规定，后一句有声响、有动感、有音乐、有节奏、有幽默、有绿色意味，这就是文学。

　　真是涉笔成趣，令人忍俊不禁。

我在想，亚洲这位擅长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周游往来期间，原来竟也如此纵情随意，亦可称得上是风流倜傥呢！

然而，亚洲毕竟是一位严肃的作家。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怀揣着“革命的理想”走上社会的，在那个大讲特讲革命的时代，想没有革命理想都难；而我们所写的诗，也就因时代的缘故，总要带上革命理想主义的“主旋律”色彩。其实，“主旋律”并非不好，就看你怎么去表现，诗里充斥“假大空”当然应当摒弃，而诗中弘扬具有“真善美”的革命激情，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是一向赞赏并敬重李大钊、鲁迅式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以为那样的作品里有“文魂”或称“文胆”，读来不但有益，而且解渴。我觉得亚洲的许多作品就是如此，既有“文章”，又有“道义”，文质俱佳，而且真正地将二者同时“担当”了起来。我这么说，应当是比较客观的。正因如此，每次读亚洲的诗，都令我激动，他的文思和锋芒都会拨动我的心弦。他把“很政治”的内容用巧妙新鲜的比喻或联想加以表现，举重若轻，信手拈来，这经常让我拍案称奇。

这回，读他的这部《梅花碑》，我的心弦又一次被拨动。 

曾经，他接受过某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采访，在那次采访中，亚洲所谈及的关于“文学的力量和文人的担当”这一主题，曾引起我的共鸣。亚洲在那次访谈中说：“诗歌对社会有一种推动作用，诗人有责任把人间的真善美往深度挖掘，并不断地自觉地去拓宽审美领域，不能仅仅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这几句话平时也总在我脑海里打转，但没有像亚洲这样明确、简洁地表达出来。事实上，亚洲也将他的这一创作观念践行于他的创作当中，且始终不渝。他在一篇散文中提到，张贤亮曾把他的一首诗刻在了石头上；我想，其实，他的许多佳作都是可以“勒石以铭”的，他贡献出了不少 “道义”与“文章”俱佳的好作品。 

就这部散文集看，也有许多可读可诵、启人深思的好文章。一些段落如同警句，尤叫人浮想联翩。《雷峰塔是思想的高地》一文中，他大发怀古之幽思：“眼前那个淡妆浓抹的西子湖，也总习惯于把我的神思映衬得阴阴晴晴，半天荡漾不出一个答案，于是忽然悟到，这雷峰塔本身，不就是一柱思想么？”通篇看似轻松的笔调里，借古讽今，颇多言外之意。 

在《钦佩龚鹏程的言之凿凿》一文中，他感叹龚教授的某种学术孤独之感，说是在于他的无可比拟的思想底气，并赞赏龚教授那种偶然一现的“月下仗剑独一人”的顾盼情态的真挚与可爱。对比当下学术界的某些污浊风气，其笔锋所向，不言自明。 

《心境如茶》，似乎写的是闲情，其实不闲：“我希望一年里的每日，都拥有这样安逸的黄昏，但其实，又做不到，还是经常的忙碌与焦躁，怎么办呢，于是千岛湖的心境对于我就格外的重要，你想，一千个块垒，都能有和煦的水波隔开，各安其所，互不开仗，造就心灵上的一杯清茶，这种象征，有多好。”以千岛湖之闲，对当今社会之忙，其中的针砭意味还是能感受得到。 

《滨江听涛说雷锋》，则是有感于雷锋在今天的境遇：“现在学雷锋，尽管有异声，但人民的大多数还是认可的，认为‘高调’是对的，毕竟奉献是美德，爱心见高尚，我们哪怕学不好雷锋，也不必对学雷锋冷嘲热讽，这是大家的底线也是大家的共识。”笔下仗义执言，抑恶扬善，虽无扭转乾坤、匡扶世风的伟力，但其“道义”之心可感。 

集子里有一篇文章，是在上海“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高峰论坛”上的发言，他针对多年来人们对政治抒情诗的偏见，秉笔直陈，认为政治抒情诗“政治是要害”，并说：“对政治抒情诗，……还是要爱，爱是人类生活的主题，我们不能不抒情，无论刮风，无论下雨，无论哪个年代，情商都不能下降。”以亚洲的身份，说出这种“不合时宜”的话，是需要有点担当的勇气的；但他说出来了，说得义无反顾。 

我不敢说亚洲是“铁肩”、“妙手”，那恐怕在人看来有偏私之嫌，但我起码可以说，他对文学是有担当的，就这一点而言，他那个“主席”当得挺称职。 

亚洲属牛，因此，他对自己有一个关于牛的有趣而意味深长的比喻，他说：“由于生肖是牛，所以我的大脑，将三分之一思想，直接输入了牛角。论及我一生的力量，也有将近两成，在牛尾巴上：脊背上有些营营苟苟的东西，需要鸣鞭，而且响声要凶。”这样的文字，乍看上去挺有趣，可仔细咂摸，就会觉得不那么有趣，它的内涵是沉重的，而这种沉重我们并不陌生，自鲁迅时代就已经有了。 

　　担当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境界。

　　亚洲的文章似乎已进入了某种许多人所不及的境界，我以为。

就我所知，亚洲的文学之路起于诗歌，这么多年来，在小说创作上又颇多建树。而亚洲之于散文，我总觉得有那么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味。你看，他身为一方文坛首领，公务自然繁忙，再者说，他的文学“主业”似乎真的不在散文上。那么，他的这些散文作品算得是他闲暇之余无意经营的“自留地”吧？不过，这份“自留地”，亚洲也侍弄得实在不错，花花绿绿，枝繁叶茂，一派丰收景象。 

　　我愿意在其中徜徉，品味他那甘甜饱满的劳动果实。

　　亚洲的散文已经非常之好了；只是，我私心里希望亚洲的笔再辛辣一些，再凌厉一些。

    是否更可展露出松叶的锋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