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的魔幻现实主义

　　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新文学浪潮受拉美文学的影响很大，莫言、余华、苏童这一波先锋派小说家主要是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爆炸的影响，奠定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基调、腔调。王长征的写作不是，没有直接受拉美与欧美的先锋派文学的影响，他是基于自身的成长经验，创造了一套“阜阳的魔幻现实主义”。

　　王长征的成长小说写的是他的童年经验，他听到的故事，他以自己说故事的方式写作。他的故事来自于现实生活，有故事的原型，但同时王长征往往是虚晃一枪以后，又把这些故事的路径引向了一个魔幻的后现代的路径。王长征基于他的直觉，基于他的青春、生命、成长，写来自故乡阜阳的故事。

　　中国90后作家有一波已经很成熟了，像北师大莫言、余华、苏童的硕士生与博士生，这波90后已经成熟了。但是王长征不是基于学院派小说的训练，他在很小的时候，接受父亲和村子里蒲松龄聊斋故事那样的训练，加上他的成长故事，以及后来他到北京，到现代化都市里面感受到的城市故事，但是他把它最后变异了。

　　他的小说不是简单地去反映现实或者批判现实，不是这样的。他是在写人性的异化，人的多种可能性。王长征小说中的小牛犊(《可怜我家一头牛》)，那个变成鱼的老板(《城市深处的鱼》)，那条鱼就那个老板，他不仅仅变成一条鱼，变成了卡夫卡式的荒诞。他把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呈现出来。

　　王长征小说的逻辑、结构、故事，包括语言都是他自己的，王长征没有受拉美小说的影响。王长征的小说也不是诗人小说，阿来、叶舟等人，从写诗转向写小说，他不是，他写小说早于他写诗。他的小说也不是所谓的诗意小说，他的小说与诗歌完全是平行的。

　　他的小说是不是受到中学时代创作曲艺的影响?曲艺戏剧讲究故事的起承转合，强调结构性、空间性，以及人物的神奇性。他的小说或许与曲艺创作有着内在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王长征的小说和他的诗歌没有关系，这是王长征区别于诗人小说的地方。王长征的小说可以不断的往上往前生长，他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朵红玫瑰》是王长征第一部小说集，我觉得他还可以写一些短篇，也不一定固定化，所谓的微型小说形成了一个套路。他少年时代在《微型小说选刊》《百花园》发表的那些小说，我认为也不是那个类型的微型小说。他的小说接近于跨文体。博尔赫斯的小说，不是寓言，也不是文论，它是多种文体的写作。我觉得王长征可以在这方面再多做一些延伸。他的小说有一部分相当于戏剧，有戏剧的结构。

　　写小说不要在乎长短，不一定3万字，就像这本小说集《那朵红玫瑰》里面有三万字、两万字、一万字、几千字的，不要在乎长短，甚至几百字都好。王长征讲故事的后现代的方式，他的生活素材的来源，都不是微型小说这个传统的文体能够概括的了。他可以写成一种跨文体，既是寓言，又是小说，又是文论，甚至是日记一样的自由的文本。我觉得他下一步可以往这方面走。写更自由的文本，不要被规范了，不要被拉美文学规范了，也不要被学院派文学规范了，更不要被传统的短篇小说文本规范了。写一种更自由的文本，因为他并不依托于传统的期刊。他不是靠文学期刊去实现文学目的，他并没有文学目的。他的写作是因为他喜欢讲故事，你有故事可讲。

　　王长征讲故事的语言状态与感觉可以保留，甚至还可以放开，更自由，变成一个新小说。中国这么多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没有真正的新小说出来了，能不能在新文体小说上有所突破?也不一定非要写很多，一年两年出一本，也不一定很多篇，十篇八篇都可以，甚至出更小的开本，但是文体一定要独特，一定要放开，要打烂，要从原来的传统小说的模式里打烂，变成一个更自由的、更庞杂的、更复杂的文本体系，或者说更简单的文体。创造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更有创造性的、打散了的新的文本，我觉得这个意义才大。

　　第一本小说出版是个开头，第一炮、第二炮、第三炮，沿着这种荒诞的方式写，强化一种变异的对世界的最本质的探索，以他看待事物、观察事物的方式去写，从而变成小说的主体。

　　我觉得中国文学不管是老一辈作家、成名作家，还是现在的90后作家，他们过于程式化了，太过于在一个框架里去写作，反而没有活力，最终会变成一个僵死的文学。王长征是野路子，野路子恰好是他不同于别人的地方，恰好有写新东西的可能。

　　(根据现场发言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