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记取与诗艺的因承

　　抗战之诗所以迄今常被后世记取，是因为它反映了一个记忆犹新的时代主脉的正义跳荡！在那场抗战诗歌运动中，有一个叫穆旦的诗人值得记取：这个在当年以写战乱中的人生苦难而声名鹊起的诗人，后来沉没了30多年才被文学研究界重新提起并推到高位。考察穆旦，其诗之沉浮的缘由大约有以下几点：其一，他的诗不仅抒写战争受难、成长受难，而且运用现代派象征诗艺追问人生奥秘，其别具异质的诗歌自然受到当时十分看重艺术性的诗家推举(比如闻一多)；其二，他的诗既不是呐喊和咆哮，也不是鼓点和号角，在民族危亡时刻无疑是缺乏“急用”性的；其三，在政治斗争激烈的30多年里，他那些没有“急用”之功的诗不仅不能挽救自身与诗的命运，反而让命运得舛；其四，当生活恢复安定与正常时，他的诗中对生活及命运本质的观照得以发出时代回声，其象征诗艺以及朝向生活终极意义掘进的品格更为新时期诗歌创作开启了通往纵深的门扇，于是，诗人及诗在现代文学史上再度凸显，并为此时的诗人们因承或效法。

　　当一段文学史之“史”(社会生活)长久消逝或者后来发生深刻变化乃至颠覆性改变时，从诗意角度讨论，文学史经典中确有一些作品会被束之高阁，不再有常态的传诵(阅)；而另有一些不曾作为文学史经典的作品因其发出回声而成为新的经典。此所谓文学经典，即表现人生和艺术表现都具有持久魅力的作品。但是，在文学发生的当时和文学评说的此时，谁又能准确判定和预知社会生活百年后的情形呢？未来具有无限可能性。那么，有关文学史经典和文学经典的言说，在历史长河里实际上常常是虚妄之论，不具有指引的操作性。不过，若从诗艺的角度看，无论文学史经典还是文学经典，倒是同样遵循了紧扣和把握时代主脉并趋向人类共契文明这一文学大艺。诗歌如此，其他亦如此。关键在于是否回应时代及其达到的程度。当然，真正的经典还会奉献其独有的高超艺术和美学品相。

　　新的问题是，而今生活已然正常化，即日子运行在现代经济社会的日常轨道上，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确碎片化了，而这时应当如何表现生活？诚然，碎片化时代往往没有民族危亡时刻那种令人紧张的单一而明朗的生活主脉；但是，生活碎片总是掩盖着某种类化的共性，而共性中则必定潜藏了本质的东西(有时也会演化为主脉)。如果诗或文学想要有所作为，便是探究和发掘生活与人生的本质意义，并执著地导向文明。那种简单而缺乏取舍的展示和表现个人碎片的写作，不能以现象“真实”和手法“现代”的说辞为其艺术思想力的羸弱而辩护，其作品也会因为找不到本质意义而失去价值。

　　文学的美妙和尊严毕竟在于体恤人性以及实现正义与文明的共鸣，哪怕在碎片纷现且传播诡异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