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用诗歌纯化民族的灵魂

　　屠岸，著名诗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编辑出版家。1923年11月22日生，江苏省常州市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开始写作并翻译外国诗歌。曾任华东《戏曲报》编辑、《戏剧报》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中国剧协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总编辑。著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深秋有如初春》、《诗论·文论·剧论》、《霜降文存》等，译著有惠特曼诗集《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斯蒂文森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英文著名儿童诗一百首》、《济慈诗选》、《英国历代诗歌选》、《英语现代主义诗选》等。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记者：先生一生写诗、译诗、编诗、论诗，工作内外，诗歌占据您生命的较大部分时间，您如何看待诗歌对人和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屠岸：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是生命的精微的呈现，是人类灵魂的声音。诗歌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现实命运，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用艺术之美纯化着一个民族以致人类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就缺乏精神上的丰富和优雅，就不会百花盛开，生气勃勃，就是粗鄙、单调的没有希望之邦，就有沉沦的危险。诗歌常新，人类的生命常新。
　　青少年时期，在家庭环境，特别是母亲的影响下，我开始迷恋诗歌，成为诗歌的朝圣者，一生不辍。至今已届耄耋之年，我依然每天吟诵着诗歌入睡，不论是中国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济慈，都是对我的激励和慰藉，使我倍感生命的美好。有友人打趣说：我每天不用服安眠药，用的是“诗药”，此言不虚。
　　记者：您的诗歌翻译在文学界影响广泛，您是如何看待翻译工作的文化意义的？因为不断有人对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的价值提出质疑。
　　屠岸：人类是大自然之子。中国古语说“诗言志”“诗缘情”，所有不同民族语言的人的情、志都是相通的。不同民族的语言是不同的，但人的感情、心志，喜怒哀乐，是相通的。这就决定了翻译的可行性。翻译家以仁慈之心，努力填补民族间语言的鸿沟，鲁迅称翻译家如普罗米修斯盗文化的火送给人们，在民族和民族之间传送美好的心声。译家之所以进行劳作，是因为他们熟稔两种或多种民族语言并使之转换，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要努力于促成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情、志的沟通。
　　我因为个人兴趣和机缘的促动，喜爱并从事诗歌翻译。我认为，小说翻译和诗歌翻译都是不容易的。只能相对地说，小说翻译比较容易一些。小说是散文，意义容易辨认，在保持一定风格的前提下，把意义解释出来就可以了。诗歌不行。诗歌有复杂多变的意义，有千姿百态的风格，有千差万别的气质和韵味。诗歌翻译之难在于译出其神韵。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干脆认为，诗歌不能翻译。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认为诗就是经过翻译而失去的东西。他们的理解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雪莱自己就翻译了很多拉丁语诗歌。总体上说，诗是可以翻译的，诗经过翻译也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翻译家应当尽可能减少失去的东西，尽可能把能够译出来的东西更多更好地译出来。
　　记者：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中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您从事诗歌翻译的标准何在？
　　屠岸：我赞赏严复先生的观点。严复讲的信是忠实于原著；达是语言畅达，让读者看得懂；雅，用我们今天的理解，应该是要保持原作的风格。严复是桐城派古文家，他的翻译标准之一的雅就是要符合桐城派的雅的文风。今天我们就不能这样拘泥。今天我们翻译如何体现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