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一种穿透时空的新诗写作
――李瑛和他的诗
2010-10-18 作者：杨四平 | 来源：求是理论网 | 阅读： 次
我几乎读遍了李瑛的诗，也几乎看完了李瑛诗歌评论，还写过李瑛诗歌评论，新近又读到他的新时期诗选《河流穿过
我几乎读遍了李瑛的诗，也几乎看完了李瑛诗歌评论，还写过李瑛诗歌评论，新近又读到他的新时期诗选《河流穿过历史》，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论点：李瑛诗歌是那种理想中的穿透时空的具有永恒魅力和启示意义的写作。
李瑛诗歌为什么能够吸引一代代读者？为什么永不落伍？我想，除了与时俱进外，还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属于气质性、风格性的东西在发生作用。也就是说，李瑛诗歌在“常”与“变”中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和生长点。总结起来就是，李瑛诗歌惊人的综合力，这又可以细分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感性与理性的综合。偏重于感性的诗，容易流露出浪漫主义倾向；而偏重于理性的诗，容易流露出现代主义的倾向。而这两种貌似对立的质素，在李瑛诗歌中得到了有效的综合，并使其产生张力。其中的“陌生化”就是李瑛诗歌“文学性”产生的根本原因。本来是很“具体”的题目，李瑛可以写得很超然，比如《红豆》，从“一个火辣辣的中午／我在南国的灌木丛中”采摘红豆这一细节写起，生发出“没有歌的生活是寂寞的，／没有雨的土地是贫瘠的，／没有爱情的心是不能搏动的”这一哲理性主题。本来是很“抽象”的题目，李瑛又可以写得很有实感，很有血肉，很有生气，比如《时间》，通过带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原型意象”，通过“流水”和“梦”这两个生动比喻，写出时间的永动性和幻象性；也通过“太阳”和“星斗”之间的置换，写出白昼之间的不停交替。反过来看，如果固执于一端，尽管也能写出某一种风格的好诗，但终究没有李瑛诗歌里的这种丰富厚实！
第二，历史与现实的综合。过去很多人总喜欢根据李瑛的军人身份及其早期诗歌里的军事题材，试图把李瑛及其创作锁定在军旅诗人和军旅诗歌上。这一“就事论事”的局限性思维遮蔽了不少人对李瑛诗歌的全面认识。其实，李瑛既是军旅诗人，又并不只是军旅诗人。就是在李瑛早期的所谓军旅诗歌中，在许多情况下，表达的却是远比军事主题更为博大的思想。新时期以来，李瑛诗歌就更难用军旅诗歌来概括了；极少的军事意象和军事语境仅仅是作为诗人写作的一种远景和记忆，这种历史与现实交替的思维，是为了思考：现实中哪些东西具有传统的现实正当性？哪些东西歪曲了、否弃了传统？如此一来，李瑛的诗歌就既具有历史纵深感，又富有鲜活的现实感。李瑛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写诗，至今有六十多年了。他经历了中国现当代史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足迹几乎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从这本诗集里也可以看到，他时而写南方，时而写西北，时而写自己一生的成长历程与记忆。可以说，李瑛的诗是一部生动形象的中国现当代史，也是一部简括的现代中国地理图志；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祖国的山山水水，以及诗人在此中的成长片断，还可以了解到中国摆脱屈辱、建立主权国家、不断走向新胜利的历史。比如《历史的回声》，通过与一位生活在大别山区光荣院老人的谈话，贯通昨天和今天、历史与现实，他说：“坐在面前的是一位老人／老人是一本合上又打开的／中国革命史，现在／他以浓重的地方口音和方言／向我倾诉传奇的一生／仿佛丢失过自己又重新找到／他强烈的爱憎／使许多历史故事和故事的细节／在唇边一一复活”。李瑛诗歌里的“对话”，以历史的艰辛和光荣，来证实现实的温暖和幸福。
第三，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综合。围绕中国将向何处去？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速度等重大命题，现代中国思想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集中出现了文化激进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倾向。其实，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三股思潮既是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回应，也是面对西方外来文化冲击的应答。其中，激进主义因倡导国家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一直居于主流的优势地位；自由主义倡导人本主义，主张西化，反对传统，但由于缺乏赖以支撑的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长期遭受激进主义的打压；而保守主义的命运就更惨，几乎等同于落后、迂腐、愚顽之类贬义词，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激进革命，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它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因此遭来了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方面的质疑、否定，始终得不到翻身。只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走向深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国内思想界的内在分歧却在逐渐扩大，那种以西方现代性为绝对律令的启蒙开始了自我瓦解；也就是说，在国内思想大解放和国际新儒学的交互影响下，激进主义称雄天下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自由主义的地位略有上升，而保守主义得以翻身，成为一股不再被小视的崛起的文化思潮。这些思想纷争都表明，以往人们大都认为在中国发展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是彼此矛盾的。而李瑛在看到了两者之间冲突的同时，更重视两者之间的融合，所以我们很难用哪一个“主义”来框定李瑛。这也就是李瑛思想丰富和深邃之所在。也就是说，不管是借鉴西方，还是发掘传统资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现代中国强大起来。李瑛诗歌这种高屋建瓴的超越性，使其既拥有现代性又拥有民族性。
第四，忧患与期盼的综合。尽管现代中国在不断地走向美好的未来，一路风雨，一路阳光，风雨兼程；但李瑛的诗没有那种常常受人批评的空茫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李瑛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现代中国的发展。在他的诗中，他既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又是一个历史的观察者，还是一个历史的评判者。这种多重身份意识，使他的写作获得了可贵的客观理性，有力的思辨性和艺术的丰富性。诗含“多”层意，不求其佳必自佳！正如他在《我们用什么哺育诗歌》里开门见山写到的：“用血里的铁锻打钉子／用骨头里的磷点燃油盏／用钉子和油盏／建造诗歌／当然，还要有一把苦荞米粥喂养／还须搅拌泪的辛酸，汗的盐碱／必要时，还须跑回过去的岁月／把丢失的声音找回来／当然，更须让它睁大眼睛／瞩望未来”。他也没有把中国复杂问题简单化、本质化。比如，他的《我的另一个祖国》就看到了“我的艰辛中成长的祖国”中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正视诸如此类的问题，着眼长远发展。还像他说的“站在苦难面前／不能只剩下一双哭泣的眼睛／生活仍将继续……”由此，我们认清了李瑛的诗正视苦难，而且在对苦难的历史辩证的凝视中，产生了坚定的信仰，那就是，苦难终将过去，幸福像一个天真的孩子那样向我们奔来。这就是李瑛诗歌的写作伦理。
概言之，李瑛诗歌的综合力，不仅是对传统与现代的综合力，也不仅是对中国与西方的综合力，不仅是这样一些艺术层面的概括力；而且是对更为深层次的、更为本质问题的综合而超然的能力，如前面我所讲到过的感性与理性、历史与现实、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忧患与期盼等方面的综合力！
李瑛诗歌为什么能够吸引一代代读者？为什么永不落伍？我想，除了与时俱进外，还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属于气质性、风格性的东西在发生作用。也就是说，李瑛诗歌在“常”与“变”中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和生长点。总结起来就是，李瑛诗歌惊人的综合力，这又可以细分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感性与理性的综合。偏重于感性的诗，容易流露出浪漫主义倾向；而偏重于理性的诗，容易流露出现代主义的倾向。而这两种貌似对立的质素，在李瑛诗歌中得到了有效的综合，并使其产生张力。其中的“陌生化”就是李瑛诗歌“文学性”产生的根本原因。本来是很“具体”的题目，李瑛可以写得很超然，比如《红豆》，从“一个火辣辣的中午／我在南国的灌木丛中”采摘红豆这一细节写起，生发出“没有歌的生活是寂寞的，／没有雨的土地是贫瘠的，／没有爱情的心是不能搏动的”这一哲理性主题。本来是很“抽象”的题目，李瑛又可以写得很有实感，很有血肉，很有生气，比如《时间》，通过带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原型意象”，通过“流水”和“梦”这两个生动比喻，写出时间的永动性和幻象性；也通过“太阳”和“星斗”之间的置换，写出白昼之间的不停交替。反过来看，如果固执于一端，尽管也能写出某一种风格的好诗，但终究没有李瑛诗歌里的这种丰富厚实！
第二，历史与现实的综合。过去很多人总喜欢根据李瑛的军人身份及其早期诗歌里的军事题材，试图把李瑛及其创作锁定在军旅诗人和军旅诗歌上。这一“就事论事”的局限性思维遮蔽了不少人对李瑛诗歌的全面认识。其实，李瑛既是军旅诗人，又并不只是军旅诗人。就是在李瑛早期的所谓军旅诗歌中，在许多情况下，表达的却是远比军事主题更为博大的思想。新时期以来，李瑛诗歌就更难用军旅诗歌来概括了；极少的军事意象和军事语境仅仅是作为诗人写作的一种远景和记忆，这种历史与现实交替的思维，是为了思考：现实中哪些东西具有传统的现实正当性？哪些东西歪曲了、否弃了传统？如此一来，李瑛的诗歌就既具有历史纵深感，又富有鲜活的现实感。李瑛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写诗，至今有六十多年了。他经历了中国现当代史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足迹几乎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从这本诗集里也可以看到，他时而写南方，时而写西北，时而写自己一生的成长历程与记忆。可以说，李瑛的诗是一部生动形象的中国现当代史，也是一部简括的现代中国地理图志；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祖国的山山水水，以及诗人在此中的成长片断，还可以了解到中国摆脱屈辱、建立主权国家、不断走向新胜利的历史。比如《历史的回声》，通过与一位生活在大别山区光荣院老人的谈话，贯通昨天和今天、历史与现实，他说：“坐在面前的是一位老人／老人是一本合上又打开的／中国革命史，现在／他以浓重的地方口音和方言／向我倾诉传奇的一生／仿佛丢失过自己又重新找到／他强烈的爱憎／使许多历史故事和故事的细节／在唇边一一复活”。李瑛诗歌里的“对话”，以历史的艰辛和光荣，来证实现实的温暖和幸福。
第三，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综合。围绕中国将向何处去？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速度等重大命题，现代中国思想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集中出现了文化激进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倾向。其实，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三股思潮既是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回应，也是面对西方外来文化冲击的应答。其中，激进主义因倡导国家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一直居于主流的优势地位；自由主义倡导人本主义，主张西化，反对传统，但由于缺乏赖以支撑的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长期遭受激进主义的打压；而保守主义的命运就更惨，几乎等同于落后、迂腐、愚顽之类贬义词，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激进革命，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它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因此遭来了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方面的质疑、否定，始终得不到翻身。只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走向深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国内思想界的内在分歧却在逐渐扩大，那种以西方现代性为绝对律令的启蒙开始了自我瓦解；也就是说，在国内思想大解放和国际新儒学的交互影响下，激进主义称雄天下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自由主义的地位略有上升，而保守主义得以翻身，成为一股不再被小视的崛起的文化思潮。这些思想纷争都表明，以往人们大都认为在中国发展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是彼此矛盾的。而李瑛在看到了两者之间冲突的同时，更重视两者之间的融合，所以我们很难用哪一个“主义”来框定李瑛。这也就是李瑛思想丰富和深邃之所在。也就是说，不管是借鉴西方，还是发掘传统资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现代中国强大起来。李瑛诗歌这种高屋建瓴的超越性，使其既拥有现代性又拥有民族性。
第四，忧患与期盼的综合。尽管现代中国在不断地走向美好的未来，一路风雨，一路阳光，风雨兼程；但李瑛的诗没有那种常常受人批评的空茫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李瑛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现代中国的发展。在他的诗中，他既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又是一个历史的观察者，还是一个历史的评判者。这种多重身份意识，使他的写作获得了可贵的客观理性，有力的思辨性和艺术的丰富性。诗含“多”层意，不求其佳必自佳！正如他在《我们用什么哺育诗歌》里开门见山写到的：“用血里的铁锻打钉子／用骨头里的磷点燃油盏／用钉子和油盏／建造诗歌／当然，还要有一把苦荞米粥喂养／还须搅拌泪的辛酸，汗的盐碱／必要时，还须跑回过去的岁月／把丢失的声音找回来／当然，更须让它睁大眼睛／瞩望未来”。他也没有把中国复杂问题简单化、本质化。比如，他的《我的另一个祖国》就看到了“我的艰辛中成长的祖国”中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正视诸如此类的问题，着眼长远发展。还像他说的“站在苦难面前／不能只剩下一双哭泣的眼睛／生活仍将继续……”由此，我们认清了李瑛的诗正视苦难，而且在对苦难的历史辩证的凝视中，产生了坚定的信仰，那就是，苦难终将过去，幸福像一个天真的孩子那样向我们奔来。这就是李瑛诗歌的写作伦理。
概言之，李瑛诗歌的综合力，不仅是对传统与现代的综合力，也不仅是对中国与西方的综合力，不仅是这样一些艺术层面的概括力；而且是对更为深层次的、更为本质问题的综合而超然的能力，如前面我所讲到过的感性与理性、历史与现实、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忧患与期盼等方面的综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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