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写作
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辰”百年，作家、诗人、评论家李少君回望当代诗歌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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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记者 聂灿
朦胧诗与台湾现代诗歌，1980年代在大陆风行一时，成为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辰百年，由作家、诗人、评论家李少君主编的《朦胧诗新选》《台湾现代诗选》近日陆续出版。这两大诗歌潮流以各自独特的精神追求、艺术审美和诗歌特征，成为并立齐驱的两大诗歌现象，是当代诗歌的两大高峰，也是当代诗歌的两大源头。
1.
当代诗歌的 两大高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请您谈谈《朦胧诗新选》和《台湾现代诗选》的出版缘由。
李少君：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辰百年，诗歌界都在梳理这百年的诗歌史，我个人对当代诗歌四十年相对比较熟悉，也算一个在场者，所以当现代出版社约我编诗选时，我提出比较系统地来编选这四十年的优秀诗歌。这里要插一句，现代出版社之所以信任我，是因为我此前给他们编了一本《最美的白话诗》，一年内多次再版，卖了四万多册，算是畅销书，所以他们相信我的眼光，也完全由我自己决定选题。这样，我首先就选择了朦胧诗和台湾现代诗，因为我觉得这是当代诗歌的两大高峰，并立齐驱，有各自的追求方向和美学风格。然后，我邀请了湖南科技大学的吴投文教授和福建师范大学的陈卫教授联合主编，他们是非常认真的学者，就这样，这两本诗选问世了。后面还会陆续编七八本，形成一个当代诗歌选系列。有意思的是，《台湾现代诗选》出版后，我们才发现，大陆已有二十多年没出过台湾诗歌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诗歌选本是很畅销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朦胧派”和台湾现代诗歌各自独特的精神追求、艺术审美和诗歌特征是什么？
李少君：用一句话概括，朦胧诗时代性比较强，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而台湾现代诗，偏重个人性情，更有民族性美学在里面。
朦胧诗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是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朦胧诗主要的特点：一 是其启蒙精神和批判性，北岛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二是对人性之美的回归，对日常生活之美的回归，舒婷比较典型。朦胧诗的新的美学追求，也得到了部分评论家的肯定，其中尤以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为代表，他们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朦胧诗是中国诗歌现代性的一个重新开始，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诗人个体精神追求和现代美学追求的一个开端。朦胧诗试图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新的现代语言，但因受制于时代受翻译体影响，再加上表达受时代限制导致的曲折艰涩，诗艺上还有所欠缺，未能产生更大影响，后来进入欧美后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其对所谓“世界文学”的有意识的模仿和追求，及其诗歌表达方式和技巧的简单化。
台湾现代诗，由于台湾诗人特有的现代境遇，最后发展出一种融合现代诗歌技巧但骨子里是中国精神的民族美学。台湾现代诗开始也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三大刊物《现代诗》《创世纪》《蓝星》等，明确强调要注重“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主张完全抛弃传统。但有意思的是，台湾现代诗人们越往西走，内心越返回传统。恰如余光中后来的转向，从全盘西化到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们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也恰恰是体现出民族美学色彩的作品。余光中借鉴民歌民谣，融入音乐性，写出了《乡愁》《乡愁四韵》等一系列作品；洛夫，早期追求超现实主义，如今强调“天涯美学”，将超现实主义手法和中国禅意相结合，创作出了《金龙禅寺》等脍炙人口的诗歌；郑愁予，将浪子风范加入到现代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之中，写出了《错误》等影响深远的诗歌。正是这批诗作，他们被诗歌界和读者们广泛接受。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对整个当代诗歌的影响力，有时会被有意无意忽视，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台湾现代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足以和朦胧诗抗衡。
2.
从“草根性”到“大地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觉得21世纪诗歌有什么新的特点？
李少君：最近连着参加了几场对话和座谈会，一是雷平阳的诗集《我住在大海上》的分享会，二是杨键、陈先发、胡弦、潘维、庞培、叶辉、张维等“江南七子”的讨论。我开始思考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特点及方向。
首先是关于雷平阳的诗歌，我对雷平阳的认识，是从第一次读到他的《亲人》开始的，当时就觉得特别好。我对平阳的创作比较熟悉，也一直试图对他做一个定位和阐释。比较早的时候，有人把雷平阳说成地方性的诗歌代表，当时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不是很同意这个观点。平阳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个人体验的，可以说是一种强大的个人性。比如我们读《亲人》，你可以把这个家乡置换成你的家乡，你不会想到他写的云南，你会置换成自己的家乡，比如你是湖南的、四川的、安徽的，你完全可以置换成你的家乡。
有一段，我觉得他这种来自个人体验和经验的写作，可以概括为“草根性”。但我现在觉得有个词更适合他，那就是“大地性”。海德格尔分析过大地与世界相互依存又相互对峙的紧张关系。雷平阳身上就有一种紧张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现在非常强调批判现实主义，他很多诗歌都表现出一种批判性。但雷平阳更吸引大家的，是他身上体现的大地性，他对自然、土地、家乡和亲人的强烈的甚至有些偏执的热爱，他很多诗歌里蕴含深厚的情感和人性的温暖，正因为有了这个大地性，他的批判性才能得到一个平衡。仅有批判性是走不长远的，要不走向分裂，要不走向非艺术。正因为雷平阳身上的这种复杂多样，他才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可以说他是二十一世纪出现的第一个产生广泛影响的诗人。我以前一直觉得朦胧诗缺了一点什么，就是这种大地性，朦胧诗只有批判，较少与大地的紧密联系。我觉得雷平阳在这方面突破了。
关于“江南七子”及江南诗歌，我更加觉得大地性的重要，我觉得这是21世纪诗歌区别于20世纪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江南是地方性最突出的地方，甚至，其地方性之强大，有时会成为中华文化之替代。李敬泽曾讨论过天下性和地方性的问题，称北京本能地拒绝地方性，强调天下性。而河北一直位置游移，缺乏自己的重心和中心，地方性匮乏，所以，明朝定都北京是正确的选择。如果定都江南，杏花春雨的江南地方性如此强大，会把天下性销蚀。江南七子背后的这种江南传统，日常生活的、人文化的、充满人间情感气息的诗和艺术的传统。这种地方性传统的魅力里，最吸引人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大地性。个人化的大地性。这后面其实还有一种本土性的自觉。昌耀就有一种大地性，他和朦胧诗构成一种对峙和平衡，当时看不出来，现在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解释昌耀的诗歌为什么那么有魅力。这也是我对“草根性”问题的一个更深入的思考。大地性的挖掘，本土性的自觉，最终会培育个人性的丰盈。昌耀比朦胧诗深厚，奥秘就在此。
雷平阳和“江南七子”都有这么一种大地性的背景。雷平阳擅长叙事，江南诗人们则擅长抒情，但在大地性这一点上，都是非常自觉的，把这个作为基础发展起来后，诗歌的个人性就变得丰盈也复杂深厚起来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为草根诗人代言，认为“每个人都有写诗的权利”，那每个人都有写诗的才华吗？在娱乐至上、物质发达的年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诗歌？
李少君：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读书》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说“天赋诗权”，意思是人人都有写诗的权利，人人都可以写诗，但我紧接着加了一句“诗有别材”。确实，写诗要有某种独特的才华，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比如赤子之心、童心、跳跃性的思维、想象力、联想能力、顿悟、高度浓缩的情感等等，是个人性情的展现，对外界的敏感与领悟，而很多人，也许饱读诗书，却不一定能写好诗，“非关书也”。当然，也不宜将此过于神化玄幻。事实上，也有很多人经过不断的努力，或生活中出现意外变局，突然有所感悟，诗越写越好。
3.
我的诗歌偏重情理融会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诗人气质总是与个性张扬联系在一起。所谓“愤怒出诗人”，而您却给人温文尔雅的感觉。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诗人气质和诗作？
李少君：诗人，比一般人敏感，也比一般人多情。敏感，包括对世事人情变化的洞察，以及情感细微差异的注意。但诗人是否一定张扬。倒不一定，有外向型的，也有内向型的，浪漫主义诗人情感奔放。到了现代主义，如里尔克，强调诗是经验。其实我倒觉得所谓经验就是冷却的沉淀的情感，或对情感的回味反思。因为，没有情感投入的经历，我们早就忘记了。我可能就比较内向。或者说，也曾年少轻狂，如今年龄大了，更重内在修为。
写诗，除了敏感，还必须有情。魏晋被很多人认为是人的觉醒或者说人的自觉的时期，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里也这么说，宗白华先生说：魏晋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内发现了深情，二是对外发现了自然。表面上说这是两个发现，其实我觉得是同一个发现。因为自然可以理解为人对自我的一种深层发现。为什么说发现了深情？因为在魏晋时期，时局比较动荡，许多人朝不保夕，深感生命短暂，就会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人生意义的结果，发现感情非常重要。只有感情才使我们留恋、牵挂这个世界。李泽厚先生甚至提出“情本体”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不是自然人性论的欲（动物）本体，也不是道德形而上的理（神）本体，而是情（人）本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情”。
情，应该是诗意中最重要的要素。古典诗歌有一个基本准则：有感而发，触景生情。这个“景”，就是一种现场感，你看到一个现场，打动你了，你产生了感情，你用语言包括艺术语言把这个感情留下来，就变成了一个诗歌。所以，诗歌或者艺术，可以说是形式化的情感，或情感的形式化。
有情才有意，意是有方向有目的的情感。比如说你对某个人有好感，你的情感指向他，这个就是意。人生的意义也是如此，你深情地投入了生活，你热爱你身边的人，热爱你的家庭，热爱你的工作，热爱你居住的城市所在的地方，真正地投入进去，它最后就会自然产生一种意义。你的人生就会有意义。即使你不在了，这种意义的作用还会持续下去，你写出的诗歌会感动人，你言传身教示范的孩子、学生会努力积极向上，你的友人家人会怀念你。所以，人生的意义，其实就是深情地、执著地、投入地生活着，指向一个方向和目的。
当然，写诗还需要语言的天赋，修辞的训练，以及技巧的积累，能够把情转化为艺术，转换为诗。所以，诗和艺术，可以说是情感的形式化，或形式化的情感。而如果没有诗的天赋，也可以深情地做别的工作，同样有意义。
我的诗歌，偏重情理融会。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后续的写作及出版计划？
李少君：我自己今年有两本诗选会问世，一是和雷平阳、陈先发、潘维、古马的合集《五人诗选》，1980年代中期，北岛、舒婷、杨炼、顾城、江河曾出过一本《五人诗选》，我们这本算是一个三十年后的回应。另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一个“珞珈诗派诗丛”，包括王家新、汪剑钊等人，其中我有一本《我是有背景的人》。
我还主编过《二十一诗歌精选》系列诗选，此前出过四本，每次一个主题，“草根诗歌特辑”、“诗歌群落大展”、“新红颜写作档案”和“每月诗选特辑”，第一本出来就被《南方都市报》选入年度榜，第二本被中国诗歌榜评为“最佳诗集”，第三本则引起争论，第四本则指向了“中国好诗歌”的工作，下一本我准备编的内容，暂时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