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红色诗歌发展轨迹研讨会”发言纪要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活动，一方面研讨新中国红色诗歌发展历程，一方面也为桂兴华老师策划主办的这本大典，举行一个特别的发布仪式。由桂兴华老师策划主编的《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即将在8月份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本大典汇编了70年70多首歌颂新中国的红色诗歌，其中11首今天会在这个场合听到。这本大典是桂兴华老师从今年2月份开始进行系统的梳理编辑，他对70位著名诗人的代表作进行了选编，并且组织一些专家学者撰写了有深度赏析评论的文章，同时还在塘桥举办红色诗歌的系列讲座，让众多的读者看到新中国政治抒情诗的发展轨迹，听到了历史的嘹亮、深沉的回响。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镇，是中国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发祥地。我们觉得上海也应该成为继承红色基因、继承红色革命文学的传统，弘扬时代主旋律在全国做出表率的地方，让我们共同来为正能量诗歌的创作共同努力。
　　今天这个活动也受到了国内诗歌界同行的关注，
　　《诗刊》主编李少君专门发来了贺信“新中国70年，多少辉煌事迹，多少壮丽风光，可歌可泣，人民创造历史，诗歌紧随时代，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的成功”。著名的诗歌评论家、我国第一家新诗研究所创办人吕进先生有个书面发言：与时代同步，与祖国同心——读桂兴华主编《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
　　诗人桂兴华主编的《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在70周年国庆前夕问世，这是诗坛的一件喜事。所谓“红色诗歌”，编者在《自序》里已经说明，指的是政治抒情诗。桂兴华本人就是一位资深的政治抒情诗人，由他主编这部书是很合适的，轻车熟路，驾轻就熟。
　　新中国最早的政治抒情诗可能是何其芳1949年10月写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臧克家1949年11月写的《有的人》，以及其后胡风在1949年到1950年间写的《时间开始了》。何其芳和胡风的诗都抒发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与祝福，臧克家的诗则是以深沉的哲思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流传。《大典》选入70年间70位诗人的70余首政治抒情诗，其中许多篇章已经成为新诗的经典。
　　《新中国红色大典》不仅是献给国庆的别具一格的诗歌选本，而且对于推进新诗重建属于自己时代的诗歌精神是有裨益的。
　　在过去比较长的时期里，新诗强调诗的政治属性，更加看重“大我”，而更加张扬“炸弹”和“旗帜”的社会功能。这是现当代中国历史环境使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诗有两种基本关怀：社会关怀和生命关怀。在多灾多难的硝烟中，在革命的大潮下，诗不可能脱离家国的忧患去一味地抒发生命关怀。但是，以“文革”时代为极至，庸俗社会学困扰着、折腾着、毁灭着诗歌。一些诗歌偏离了艺术本质和艺术轨道，成了单纯的政治工具和传声筒。在“左”的桎梏，革除思维惰性，打破习惯定势，围绕诗歌本体解决了一系列诗学理论问题，推动诗歌摆脱长期以来的诗外承载，使诗得以回归自身。当时的《星星》诗刊提出的“诗就是诗”的口号得到诗歌界内外的热情响应。
　　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始，有点出人意料，新诗从“归来者”、朦胧诗人、“新来者”并肩掀起的高潮渐入“私人化”的困境。于是，人们发现了诗歌精神的某些偏颇，这个偏颇的主要表现是社会身份和承担品格的危机。诗回归本位，当然是回归诗之为诗的美学本质，绝不是回归诗人狭小的“杯水风波”的自我天地。在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的同时，新诗又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社会与时代。
　　诗是一种心灵性、情感性很强的非常特殊的文学品种，它具有主体性，以及主体性带来的体验性、梦幻性与非逻辑性。诗歌的艺术手腕就在于将外在世界的一切化为诗人的主观情思。但是，无论有多么个性化的文体特征，诗却与其他文体一样，与社会、与时代处于无须、无法割断的联系中，其区别无非是联系渠道的不同而已。
　　考察一下中国古诗，家国情怀从来是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千百年来以家国为本位的优秀篇章数不胜数，历来被归为商品，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哀婉悲痛的李煜，笔墨凝重的苏东坡，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大异其趣，但却总是以家国为上，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只是，这“关注”的通道是诗的，而不是非诗的。再从诗歌发生学来讲，甲骨文里没有“诗”字的，只是“寺”字。宋人王安石解剖“诗”字说：“诗，寺人之言”。寺人就是上古祭祀的司仪。《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天，祭地，祭祖，求福消灾的祭祀经殷周、秦、魏晋有新的变化发展，但具有严肃性、崇高性、音乐性的祭词的代表性质始终没有变化，这是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遗传。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它也具有中国诗歌的基因密码，发挥着自己的社会功能，守护着自己的时代使命。并非诗一沾上社会与时代就会贬值甚至毫无价值。相反，一方面，诗是一种社会现象，诗人总是属于自己的时代；另一方面，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读者要求诗不仅具有生命关怀，也要具有社会关怀；最后，中国新诗史上的不少名篇佳作都是以诗意地关注社会、拥抱时代而成为获得艺术生命的。拒绝所有社会和时代纬度的诗学和曾经长期流行的庸俗社会学诗学一样片面而荒唐。
　　诗不应充当政治和政策的工具，但是也绝对不应与社会和时代脱离，更不应将此一隔离当成诗的“纯度”。和其他文学品种一样，诗歌与政治是一种对话关系。诗逃避不了社会和时代，但是诗歌又常常超越现时政治。诗通过对生命的体验发挥政治的作用又影响于政治，诗以它的独特审美通过对社会心理的精神性影响来对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内在地发挥自己的承担责任，实现自己的社会身份，从而成为社会与时代的精神财富。拔掉诗与社会、时代的联系，就是从根本上拔掉了诗的生命线。
　　诗歌园地的正常生态是：有大树，也有小草。而目下诗坛的现状是，小花小草随处而遇，大树大林却十分鲜见。这就提醒我们，重建诗歌精神，让诗歌与时代同步、与祖国同心的急迫性。《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的诗学价值正在于此。
　　有一种误解，好像政治抒情诗就必定“假大空”。记得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会在北京召开时，经过几次投票，选出了4部获奖诗集。我们发现，缺少一部“大诗”。但是评委们担忧，“大诗”会不会“假大空”呢。最后评出的第5部诗集是黄亚洲的《行吟长征路》，这部诗集的人性和诗艺的闪光使我们意识到，政治抒情诗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了。
　　翻开《大典》可以看到，在有限的篇幅里70位诗人非常不同的个人风格和艺术笔墨：贺敬之的《回延安》与李瑛的《一月的哀思》相异，舒婷的《致橡树》和艾青《光的赞歌》有别，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与雷抒雁的《小草在唱歌》各有曼妙，牛汉的《华南虎》和叶延滨的《干妈》自有千秋。他们的队伍是丰富多彩的，他们书写了新中国的诗歌编年史。政治抒情诗更看重诗的外在节奏与音韵，总是和朗诵有亲密关系，总是受到通过各种朗诵会的欢迎，展开朗诵的翅膀，飞向诗歌的读者。政治抒情诗的确应该成为诗坛的耀眼一角，与其他诗歌品种一起，共同构成今日的诗坛。 
　　主编 桂兴华：我正在主编这本书。中国作协的领导吉狄马加为书名题了很大的字，展示一下。下面我谈几个重要内容。
　　序是很长的文章，《星星》已经发表。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红色主题大踏步进入大众话题，第二个每个诗人都是政治家，第三个再重大的题材也得是诗，第四个“红色诗歌”有个性语言的密码，第五个活跃起来加快朗诵及多媒体的传播。开篇是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压卷是吉狄马加的《时间的入口》。胡风写诗不多，但这首诗气势非常大，每句话都像火在燃烧。然后重点编了六位大师级的诗人：艾青、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李瑛、公刘，他们对于红色诗歌有很大的影响。会议桌上摆的是我藏书的一部分，里面公刘的、贺敬之的等等。我在家里的藏书柜里拿出一部分，关于他们六个人研究的诗集、文章汇编。我们塘桥九年来的群众朗诵场面，在靠墙的照片里面展示。贺敬之老师也题了字。
　　其中要讲几个观点：新中国的红色诗歌不是突然起来的，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后有一批诗人作家，在延安开拓了红色诗歌的源头，这里面有艾青、何其芳、贺敬之、郭小川等等。
　　大师们的特点都是很鲜明的，我今天先举一个臧克家的例子。他以写农民为主的作品。他现在影响大的是一首《有的人》。还有对我影响很大的公刘，最近我在北京参加研讨会，对我印象很深。我的成长和公刘有很大的关系，从安徽插队到上海以后调到文学报，都和他有关系，而且他对生活的观察能力非常强，很尖锐。公刘说世界到处有裂缝，人生何处没有裂缝。还有他写了一句，全国仅有的半两粮票上海发行的：两面，一面很精细，另外一面就是小家子气，这很厉害。还有党和人民的关系，他就说风是人民的呼吸，风一吹旗就飘扬了。
　　贺敬之非常关心我。他认为提倡不问政治的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人不可能离开政治。诗人都是政治家。有个名言：党挥汗如雨，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党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在劳动中，党的形象是挥汗如雨。所以大师们通过具体的、可以琢磨到的，高大但又普通的形象深入人心，所以这就是出色的红色诗歌。
　　现在有些人对红色诗歌有一点费解，好像觉得都是“假大空”的。我由于不甘心，所以编这本书。文革期间到处都有标语，墙壁多么脏，忽然墙壁雪白了，改革开放开始了。梁小斌通过墙写出时代变化，非常细腻，巧妙。
　　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国际文化交流会长、原东方广播电台台长陈圣来：
很高兴参加今天这个活动，前段时间同济大学和井冈山大学有一个国际文化传播的论坛，邀我去开会发言。大家都知道井冈山是革命根据地，我为什么讲这个？我联系到塘桥这样一个社区的文化中心，我觉得这是桂兴华的根据地。全国写诗的很多，写红色诗歌的也不少，但是我不知道有几个诗人有他自己的根据地。
　　我们大家都知道诗歌在各种文艺样式里面，应该是属于比较高高在上的。我讲桂兴华，他写诗我认为不是很稀奇，但是他作为一个诗人能够如此运作诗歌，能够把它这么接地气，能够大家都喜欢诗歌，而且大家一起来朗诵诗歌，这我觉得对诗歌的发展功德无量。从这个意义上，我的评价是他的意义超过诗歌写的本质，如果我们的诗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能量和这样一种热情，我想我们中国神州大地上的诗歌，一定是会进一步发展起来。
　　大家都知道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了乡村歌手，美国的一个歌手，这个歌手他得过很多奖，但是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他从咖啡管理员起家，一直到他的销量能够达到一亿张唱片。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把文学奖这个桂冠能够戴到他的头上，对他的评语很有意思，说他有一种创新的表达方式来传递了诗歌。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诗歌要怎么传递，不光是诗歌，当然诗歌的传递方式传播方式肯定很重要，仅仅像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的大家研究专家讨论，是要和千百万大众能够结合起来。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觉得我非常欣赏。
　　我和桂兴华是好久的老朋友。因为我和他也是从红色诗歌认识的，他当时在新华社的开放杂志当总编室主任，投奔到我门下。我在东方电台给他设立了一个工作室，桂兴华工作室，他当时就在我的麾下。我记得他的工作室起来以后，有两个事情印象比较深刻。一个就是他将《邓小平之歌》搬上舞台，在北京音乐厅有一场演出。那个时候我带队到北京，这些朗诵大家阵容非常强大，在北京反响很好，印象很深。
　　还有一个事情，当时南斯拉夫我们的大使馆被炸，东方台在华东师大体育馆搞了一场演出，抗议，同时也是声援。这场演出来了很多学生团体，我觉得当时好像桂兴华写了一首朗诵诗，电视台都转播了，上海所有的报纸都是头版头条，就是我们的这一次。所以与他的工作室有很好的合作。由此结下了缘分。
现在我们正好是在习总书记也说了不忘初心，他还是坚守他的初心，所以他从一开始到现在始终初心不改。我们第一届第二届高峰论坛的时候是我主持的，他是以政治抒情诗见长的，都是宏大叙事的。刚才桂兴华也讲了，诗歌实际上很忌讳标语口号，不能空洞。所以要在这方面研究，其实有很多好的诗歌，都是到现在能够长盛不衰。我们既可能要有宏大叙事，有的时候红色诗歌也可以涓涓溪流，抓住某一点。
桂兴华主编了一本红色诗歌的大典，我一直在想我们还可以从史的角度，编一本中国红色诗歌的发展史。新中国文学史里面，诗歌主要就是红色诗歌，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所读的诗歌，几乎除了红色诗歌没有别的，当然国外有一些，比如普希金等等。对贺敬之，我记得当时自己读的时候，有《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等等。文学就是一个是作家和作品，还有一个是文学史，供我们研究。
　　实际上我们这一辈，我们的生命基因里面可能离不开红色诗歌。红色诗歌的发展，相对来讲一定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我们都经历过，那时候诗歌非常流行，我记得我们大家经常唱的“戴花要戴大红花”，这个当时流传很广。“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小金歌，听见要听党的话”。还有一个“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非常气派。
　　所以有各种各样，就有普通的工人群众写的，也有作为专业人士写的，这些如果好好地研究，实际上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借鉴。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这三个文化秉承了上海文化。红色文化是我们的一个本色，是底色。上海有最早的开放的先驱。原来复旦大学的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他是在上海。《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这不是政治的语言这是诗，第一句话就是诗，他以诗的语言开始，然后再写共产党宣言。
　　诗人傅亮：智慧时代的精神载体：对中国政治抒情诗发展的思索。
　　诗人杨牧曾在《我们身后站着李白》中指出：当我们的诗歌越来越变得琐屑化；当苍白的面孔被苍白掩盖；当空洞得到空洞的支持；当远离尘世、远离众生、远离人间烟火和生命痛痒成为时尚；当无知、浅薄、奴性和乖张被“先锋”、“前卫”的绚丽旗帜晃得眼花缭乱，当如此等等的病态自赏，我们的诗坛恐怕要真的到达最后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了困境当中的政治抒情诗人，还是在继续努力着。一脸汗水、一腔执着，推动政治抒情诗艰难前行。中国当代社会在不可避免的思维挑战、意识迷茫时，必然需要政治抒情诗用艺术的身份，给出清醒的思考和针砭。作为缠绵、低俗、猥琐的对立面，政治抒情诗富有饱满的激情与昂扬的活力，紧密结合现实、深切感悟生活、具有真挚情愫和崇高理想。国家与民众，始终对这个新诗最为敏感、最为现实的板块，充满特殊的关注与期待。
　　此刻，我们连续20余年，带着几分惊异地读到了中国政治抒情诗人群体执着不解的系列作品。上海诗人桂兴华的创作实践，就是其中一个范例。以桂兴华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人在这20余年间，从《跨世纪的毛泽东》开始，又以《邓小平之歌》、《中国豪情》、《祝福浦东》、《永远的阳光》、《青春宣言》、《智慧的种子》、《前进！2010》、《金号角》等连续出版的政治抒情长诗的奉献及由此策动的多次大型诗歌朗诵公众活动，为中国诗歌界平添了一道响亮的华彩，不仅发展式地续写了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抒情诗的新篇章，而且开拓性地继承、发扬了政治抒情诗通过公众朗诵形式诞生效应的优秀传统，堪称中国诗坛“跨世纪的重要事件”。正如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所言：“桂兴华的诗是跨世纪的歌唱。”
在中国诗坛，桂兴华的创作是一个现象，他所代表的、坚持创作的政治抒情诗诗人群体，是一群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依然坚持以诗歌作为有效话语方式的勇敢发声者和成功实践者。曾多次为桂兴华朗诵诗作的上海著名语言表演艺术家丁建华这样评价诗人桂兴华：“他的诗作，强烈地印上了时代的标记，及时地喊出了时代的声音。”
　　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桂兴华的“平民”身份：一个老记者、老编辑，一个拥有过自己的“官方工作室”，但从来没有过任何官衔的普通人。他的活动区域，经常以地铁、广场、企业、学校、公共空间居多，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行动限制、随处行走的、不受人注目的平民百姓。虽然只是平民，但他可以分析现实、评价伟人、批判社会、倡导理念，这才是今日中国在文明进程中应该发生的事，这才是一个政治抒情诗人应该要完成的要件升级和拓展实践。这是一种视野和立意的更新与改革，更是一种语境和诗意的创新与发现。今天，在这里，感谢诗人桂兴华用他的实践，为我们的政治抒情诗人，奉献了一次具有超越意义的激励和感悟。
　　“不畏浮云抬望眼”，这是红色诗人的自我要求和勇气；而“欲到花时点检来”，则是社会文明的初衷与期望。当人类的智慧时代以空前融合的心愿和空前迅疾的速度降临之时，作为国人精神载体的中国百年政治抒情诗高高耸立的丰碑，期待我们与共和国一起去共享其光荣与梦想！
春风一步过江朗诵团团长助理吴的威：桂兴华老师，他像一名永不停转的发动机，总是在时代脉动的节点上为我们提供扣人心弦的红色抒情诗。
　　红色诗歌怎样最大可能地产生影响，我发现他一直在艰辛摸索。亲自策划，编排、组织演职人员，选拔朗诵人才，提升文化氛围，让诗歌朗诵走向大众。从每年的上海书展，地铁朗诵角，张江高科，东方艺术中心，上海展览中心，陆家嘴，周家渡，新华街道，湖南路街道，虹口区，长宁区，浦东中学，建平南校，塘桥，徐汇，静安，贵州遵义，嘉兴南湖，还辐射到长三角。
一个勇于责任担当的诗人，一个发出时代强音的号兵。使红色诗歌直立行走。这是一种坚持、一种信念、一种执着。诗歌不是小圈子的事，怎样走向社会，发挥正正能量，传播真善美。不要化妆，门槛不高，群众容易接受。
　　诗歌怎样对群众有用？怎么鼓舞群众？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只执着于自己认定那一点点小事、好事，那我们这个世界少了多少文人相轻，少了多少嫉妒，是非，少了多少灰暗。
　　我不是塘桥人，但感到桂兴华现象炉火正红，沸腾的创作激情，敏锐而独到的捕捉细节的洞察力，放眼重大题材，立足真实细节而成品牌。告诉我们：新时代的红诗怎样嘹亮，不是口号响亮，不是振臂高呼，而是一个个细节的绽放，一声声提问的思考，他本人的朗诵也给我们提供了精彩的享受。（整理小陈，平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