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民间立场，用良知不断写出新高度

　　〖摘要〗坚持民间写作立场，让杨克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坚持秉承社会良知和艺术良知，而这两种良知，其实也是两种担当精神。这两种良知，两种担当精神，有效地促进和推动杨克的诗歌不断写出新的高度。杨克诗歌不断写出的新高度，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内涵的新高度，二是诗歌艺术的新高度。由于有了这两种新高度，让杨克的诗歌获得了强劲的生命力，经受起读者的考验和时间的考验。

　　〖关键词〗民间立场;社会良知;艺术良知;新高度
 

　　著名诗人、广东诗坛领军式人物杨克是一位能被众多国家从精英到大众不同阶层的人阅读的诗人，他的诗歌我也阅读过不少。近来，我还认真地阅读了他新近出版的两部著作：一部是散文随笔集《我说出了风的形象》，一部是汇萃了杨克各个时期优秀诗歌作品的诗集《杨克的诗》。我是先阅读他的散文随笔集，再阅读他的诗集。我觉得，我这样的阅读，十分有利和有助于对我对杨克诗歌的理解和欣赏，因为这部散文随笔集中有不少篇章都论及到诗歌，杨克的一些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立场，在这些文章中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而这些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立场的论述，又能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佐证或验证。在此，我浅谈一下对杨克的写作立场及其诗歌创作的一些认识。
 

　　一、杨克的诗歌写作立场：注重原创性、先锋性和在场感的民间立场
 

　　民间立场，是杨克一直以来坚持的诗歌写作态度。这从他在一些编辑工作手记和论及文学与诗歌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杨克在《〈中国新诗年鉴〉98工作手记》中，就开始阐述这种民间诗歌写作立场。杨克认为，在世纪末(指20世纪末)，在商业气息浓郁的南方，相对远离意识形态，更能体现民间边缘立场。杨克所说的这种“民间边缘立场”，其实就是一种不在“朝”而在“野”，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处于边缘化的“民间立场”。杨克指出，真正的艺术必须具有原创性，生存之外无诗，汉语诗歌的资源，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经验”，是当下日常具体的生活。杨克强调，诗歌写作不能成为知识的附庸，并非能够纳入西方价值体系的就是好诗，诗应是可以独立呈现的，直指人的内心的，也是诉诸于每个读者艺术的直觉的。杨克的这种阐述，是针对知识分子写作而言的。他指出，诗来自动态中的一个接一个鲜活场景，来自生活的具体切实的感受，来自个人对生存楔入的体验，来自对伴随现代文明而诞生的符码赋予新意蕴的命名，来自语言内部运动揭示的在新维度中写作行进的可能性。当杨克主编的首部代表“民间写作”选本的《中国新诗年鉴1998》，在代表“知识分子写作”选本《岁月的遗照》出版之后不久也成功出版亮相，随即引发了1999年北京“盘峰诗会”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一场论争。这场表面上看充满着排斥与抵抗的诗学观念论争，却在客观上有效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其实，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抑或是“民间写作”，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能否各按各自的诗歌写作理念写出让读者们、评论家们一致认可，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诗。“盘峰论争”之后，双方各自就自己的写作立场展开了更深入、更宽广、更持久，甚至更为激烈的理论阐述或曰唇枪舌剑般的立场论辩，这些理论阐述或立场论辩，无形中已让无数的诗歌写作者在理论上受到启发，在诗艺上得到提升，尤其是民间写作立场，影响甚为广远。对民间写作立场的理论贡献，应数于坚、韩东、谢有顺、杨克等人为最。

　　但作为诗人兼评论家的杨克，却是我一直最称颂的民间写作立场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杨克在他的《写作立场》一文中，首先阐述社会学立场与文学立场，继而再论述当代诗歌的民间立场。杨克指出，“不存在没有立场的写作，凡写作必有立场。立场首先是写作的出发点，然后变成了写作的趋向和深度，以及对写作进行评价的一个尺度”。① 在该文中，杨克指出，“注重原创性、先锋性和在场感，体现汉语自身活力是《中国新诗年鉴》的选稿原则，它关注诗歌新的生长点，强调诗歌的直接性、感性及其直指人心的力量，守护生活的敏感和言说的活力。它所确立的基本文学立场，即‘艺术上秉承’的是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它向两个方向敞开，首先它主张诗人写作，具有独立的文本性，其次是它与生活状态的真实性息息相关。”由此可见，杨克的民间写作立场，首先是从艺术层面去确定的，必须是“艺术上秉承”的直接性、感性及其直指人心的力量，是守护生活的敏感和言说的活力。杨克进一步强调，民间不是一种身份，民间的指向不是特定的几个人或一群人，民间是敞开的，吸纳的，永远吵吵嚷嚷，民间天然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是诗歌最具活力所在。任何“纯化”民间的企图和组织化的方式从来就与民间精神背道而驰，假如步调一致同仇敌汽，大家用同样的话语发言，民间则异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单位。真正的民间立场体现在诗人的写作中，它意味着艺术上的自由主义，意味着对实验精神的坚持(坚持的是不断创造的激情而不是曾经实验的结果)，意味着保持个人写作的独立性。因而民间写作不是一个流派，更不是倡导集体仿写，它呈现的是个人的真正独特的经验，让一个个诗人鲜活生猛起来，艺术个性泾渭分明，极端像自己，互相驳诘、争鸣、反对，在诗歌中清浊自现。民间立场的自觉，必然和现存的文化秩序构成冲突。它捍卫的是写作的内在自由，反对任何意义上的权力话语，一旦民间形成新的格局，成为铁板一块的新的遮蔽，分裂势在必行。真正的民间状态就是永远的不断破裂的状态，唯有诗坛“开裂”的时候，诗歌才能够活力四射。民间不可能有统一行动，民间自身的冲突和分歧是敞亮的，民间对待否定的态度是欢娱的，真正的民间首先要敢于反对自己，民间的勇气来自对新诗发展中遭遇的问题的洞察力和勇于面对的作为。

　　杨克的这种持开放态度的民间写作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别于坚持学院写作，强调与国际接轨，利用西方文化资源写作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另一种诗歌写作学说，能迅速引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北京以外各省份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埋头写作，认为好诗在民间的诗人们的共鸣与响应。尽管两大写作立场都有其各自的诗歌写作观点，但也有其共通之处，那就是均强调诗歌文本的艺术性。

　　杨克强调民间立场“注重原创性、先锋性和在场感”，“一个真诚的诗人既要忠于生活的感受，也要忠于自己的内心”。民间立场意味着艺术上的自由主义，尊重诗人的实验精神、探索方向、价值选择、表达方式和个人的写作尺度，其实就是杨克所倡导的民间写作立场的核心意旨所在。因此，杨克的民间写作立场理念，从我购得《中国新诗年鉴》1998卷和1999卷始，就已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而最让我认同与赞赏的，是杨克在《中国诗歌现场——以〈中国新诗年鉴〉为例证分析》一文中所说的：“然而，不得不承认，‘民间’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词，我个人理解，它当然属于那个为这一观念的创立而‘付出’过的诗人群体，但同时也属于‘知识分子’写作或别的‘旗号’的写作，更属于广大的‘无名’的写作者，正是诗人相互间的碰撞，激活丰富了‘民间’的内涵。使大家都涵盖在‘大民间’之中”。这确实是一名诗歌写作运动领袖式人物登高望远、十分敞开的艺术胸怀的真实体现：“民间意味着坚持写作的独立性，而指向的绝非身份认同，它甚至与诗人的现实身份无关。因为民间不是特定的几个人或一群人，不是同一种话语方式的衍生物，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诗歌成品，民间是一种艺术心态与艺术生存状态，其实它只是返归从《诗经》开始的千百年来中国诗歌的自然生态和伟大传统。”杨克作为一名诗歌理论家，十分理性地指出：“民间的存在天然的是‘一盘散沙’式，复杂而含混，这恰恰是诗歌生命活力的源头所在。那种把民间立场概括为一个流派，一种可供集体仿写的风格的企图，也从根本上离开了民间这一命名的初衷。”杨克的这种开放性而又十分精准的诗学理念，应该说，在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是积极的，卓著的，尤其是他坚持这种写作立场理念，从1998年以来就一直不辞劳苦地主编和出版《中国新诗年鉴》，其影响是深远的，持久的，是得到海内外诗歌界、文学界广泛认可与推崇的。
 

　　二、杨克的民间诗歌写作立场，一直体现于他社会良知和艺术良知兼具的诗歌创作实践中
 

　　坚持民间写作立场，让杨克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坚持秉承社会良知和艺术良知，而这两种良知，其实也是两种担当精神。这两种良知，两种担当精神，有效地促进和推动杨克的诗歌不断写出新的高度。杨克诗歌不断写出的新高度，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内涵的新高度，二是诗歌艺术的新高度。由于有了这两种新高度，让杨克的诗歌获得了强劲的生命力，经受起读者的考验和时间的考验。可以说，杨克的诗歌创作，有一“不变”和有一“变”，不变的就是坚持民间写作立场不变，变的就是在社会良知和艺术良知的推动下，他诗歌写作艺术的不断创新，艺术风格的不断变化。

　　(一)坚持社会良知的创作，让杨克的诗歌始终能紧贴读者的心灵。

　　民间写作，最大的特点之一应是代表一种坚持独立精神、葆有社会良知的在场写作。由于作者的写作心态是一种站在民间的在野心态，必然会以一种民间的视觉去观察社会和现实生活，必然会带着普通阶层的感觉去抒写自己对世界、对祖国、对存在、对生命的洞察经验和心灵感受。尽管杨克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已从广西调到广东作协工作，而且任《作品》杂志社社长及担任广东作协专职副主席也有相当长的时间，但他却一直坚持以平民立场去关怀生存现场，一直自觉地让自己的诗歌写作处于边缘状态，一直自觉地以民间的自由姿态和心态去创作诗歌，去将自己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和感受，用他自己亦庄亦谐、雅俗共融的语言表现成诗。特别是诗人所秉持的社会良知的在场写作，让他的诗歌始终充满人间烟火味，在低处实处说人话，在表现真实人性的同时，充满着和闪烁着对现实不公、不正、不实的批判光芒。正如杨克在《今天的大学还有没有梦想》一文中所说的：“尽管我是一个诗人，但我的写作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我希望葆有‘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去感受生活与观察事物，对生命、对人的生存困境有深刻体察。文学创作一定要体现存在感，也就是和时代相连接，用真性情去表达自己的灵魂。因此我不排斥多种选择，不做道德批评。”②这种理念，这种情怀，让杨克写下了许多介入时代、介入生活，紧贴读者心灵，并能引发普遍共鸣、传播甚广的优秀诗篇。如他写于2004年的名作《人民》：

　　那些讨薪的民工。

　　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

　　一百四十八双残损的手掌。

　　卖血染上艾滋的李爱叶。

　　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

　　沾着口水数钱的长舌妇。

　　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

　　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

　　需要桑拿的

　　小老板。
 

　　那些骑自行车的上班族。

　　无所事事的溜达者。

　　那些酒吧里的浪荡子。边喝茶

　　边逗鸟的老翁。

　　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

　　那臭烘烘的酒鬼、赌徒、挑夫

　　推销员、庄稼汉、教师、士兵

　　公子哥儿、乞丐、医生、秘书(以及小蜜)

　　单位里头的丑角或

　　配角。
 

　　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

　　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

　　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

　　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

　　互相取暖。

　　就像肮脏的零钱

　　使用的人，皱着眉头，

　　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诗人尽管在写作此诗时已是一名工作于省级文学机关，且有一定行政级别的文学官员，但他的目光依然是更多地放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依然是低下身来，走在人民群众之中，感受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艰难困苦，心始终与他们相通相连。在诗人的眼中，只有这些像“草根”一样的老百姓，一个个体现和代表芸芸众生的真实的“人，”才配得上“人民”这个称号，而不是一些人口口声声中空洞的概念化的“人民”，或仅是作为名义上的“人民”。在这首诗中所呈现的都是在社会底层辛苦讨生活的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的人生际遇虽各自不同，但生存境况均是十分艰难的。诗人以这些“卑微地说话”，“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互相取暖”的身体，来诗性地演绎、诠释很政治化的概念“人民”，似于无声处响惊雷，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震撼力和冲击力是十分强烈的，特别是最后三行：“就像肮脏的零钱/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让人读后十分心酸，甚至忍不住潸然落泪。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太需要社会的关爱和爱护了!这首在场感强烈的现实主义诗作所发出的真诚呼吁，所揭示的深刻内涵，充分表现了杨克的悲悯情怀。如果没有低层人生经历，没有真诚的社会良知，又怎会写出这样关切平民百姓生存与命运，极具疼痛感，一下子就能触动人心灵的好诗呢?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0月15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杨克的《人民》，就是一首“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优秀诗作。

　　杨克悲悯的目光除了放在自己所生存的土地上之外，还放到其他地区和国家，关注着其他地区和国家最悲苦的人民，如《人民(之二)》抒写对饱受战火蹂躏，受尽大自然尤其是美军欺凌侮辱的伊拉克普通老百姓悲惨命运的同情;《人民(之三)》抒发对非洲的卢旺达或苏丹在饥饿、恐怖、死亡诸种威胁下生存的人民的悲怜，《人民(之四)》，以自身在德国的游历来呈现那些“平时看上去软塌塌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让读者最终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在绿茵场上/穷国，才有机会”。《人民》系列诗作，都是杨克通过生活实感，来抒写自己对微观状态下一个个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对宏观状态下一个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思考。《人民》系列诗作，尽管采用的基本上都是白描或简单呈现的手法，但却艺术地巧妙地将自己的社会良知、悲悯情怀寄寓其中。这些诗作，其实也表现了诗人的一种政治视野和观点，也可以说是诗人在政治方面的一种艺术写作。古今中外，不少杰出或优秀的诗人，其实也都是政治家，都具有政治家的情怀，只不过这些具有政治家情怀的诗人，不是直接地发表他的政治宣言或政治观点，而是借助形象化的语言，对世事或生活细节的描写，通过他自己营造的诗行、诗篇，表达他对世界、对社会、对现实、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正如法国思想家、文学家萨特所说的：“一个作家的生活表现为他有一个青年时代、一个生产他的作品的中年时期和以后他作为一个作家来进行政治活动的时期，这时他对这个国家的种种事件产生兴趣”。③

　　一个有社会良知的诗人，必定是一名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理想的现实主义，也必然会让诗人站在更高的位置来关注和审视社会现实，批评和批判社会的不公不正不良等现象。在《杨克的诗》这部诗集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诗作，就是诗人以一名理想的现实主义者的情怀、目光来关注、思考和审视社会现实的诗性表现，特别是对工业化时代的物质与精神等诸种矛盾冲突下社会现实的诗性表现，充满着批判的光芒。如《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就深刻地揭示了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大量农田、土地被占用和征用，农村、农民对经济社会发展付出和贡献最大的社会真实和真相：“跟水稻争地，跟玉米争地/跟黄豆红高粱争地/跟住在老宅里的男女老幼争地/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不少农村的青壮年基本都外出打工，只剩下一些留守的老人和儿童。这就会让农村的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留守的老人和儿童在孤独中度日。“乡村的农作物越种越矮/老人和儿童/是最后两棵痛疼的庄稼”， 这直戳现实的诗句和意象，是流自诗人悲悯心灵的血泪啊!大批的失地青壮年农民虽然有了从事工业生产的就业机会，但他们的身份也大都是“农民工人”，只是“戴上工人的安全帽”的农民。即使他们的子女通过高等教育成为城里人，但他们却依然以农村人的目光观察和看待城市或城镇的一切，尤其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庄稼依然是生命的根子，生存的保障，是他们精神上的粮食和依赖。即使居住在高楼之上的人们，依然渴望拥有大自然，拥有花草树木的世界：“建筑日夜拔节，愈长愈高/阳台、顶层和入户花园/又嫁接绿叶和开花的植物”。这说明了城市在快速的建设与发展中，缺失了与物质相对应的人们在精神上所需的配套。但是，“城市的庄稼遮天蔽日/行人和汽车穿行在密密麻麻的根部/像水蛭、蚯蚓和蝌蚪/多么好啊，一寸土地一寸金/种出的黄金屋鳞次栉比/让多少老百姓住不起蜗居”。在繁华的背后，是多少无奈与叹息。在诗的最后，诗人已经忍不住，真抒胸臆：“被拆迁者死命守护的矮脚稻/高天也刮起大风，可经济又倒伏/在另一片虚拟的土地上/几大房地产商，在微博叫苦连天/他们每天勤勤恳恳，耕耘这新的希望的田野”。这首见证时代，充满悲悯之情、批判之意、讽刺之味，堪称经典的诗作，其实也在提醒甚至可以说是在警醒人们，在发展工业经济、城市经济的同时，不能一味地以牺牲农业、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

　　作为杨克代表作之一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同样体现了诗人因良知而具有的担承之责，坚持以诗反映现实，坚持以诗表现诗人对现实的诗性掌握和诗意呈现——那是诗人的目光所发现和扫描过的真实世界，在经过自己心灵的内化而呈现出让更多人感受到一种震动的疼痛或悲喜。“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它的根锚/疲惫地张着”——生存空间不断被掠夺的卑微个体的生命，有效地让诗人在一种新发现的莫名兴奋中，感受到来自尘世的悲凉。而“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抠出鸟声和虫叫”，却不是容易实现的现实。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本世纪之初，在作为珠三角制造业之都的东莞，工业园区遍布城乡，工业厂房如雨后春笋。在这种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中，人们依然在前行中不断回首和寻找自己的过去，依然想保留可以属于自己的一块小天地，那是对自己精神家园的一种坚守啊!但是，现实总是很骨感：“青黄的稻穗/一直晃在/欣喜和悲痛的瞬间”，很快，就连厂房脚趾缝里的这一小块稻田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诗作，就是杨克践行自己社会良知写作诗观的忠实体现。正如他在《我说出了风的形象》一文中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己之诗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诉求，包涵了对人的生存困境和人类命运现实法则的诘问与抗辩。”④

　　一个诗人能坚持社会良知写作，是因为他的内心始终有正义和道义的存在。正义与道义共存于心的优秀诗人，不仅对弱势人群心怀悲悯，而且对大自然的一切生命亦心怀爱意，正如杨克在他的《一个中国诗人亲历的麦德林诗歌节》一文中所说的：“我不相信苍白的生命，我从来相信对一切事物充满热爱和投入的诗人才是最好的诗人。”⑤

　　杨克的《野生动物园》和《在野生动物园觉悟兽道主义》这两首诗，均通过对动物生存处境的诗写，来表现诗人对人类伤害大自然的人性之恶的反思：“曾经有鹦鹉学舌/抗议本座人性监狱惨无兽道/它的长喙/当天就被老鹰穿孔上锁//当那头成功越狱的黑豹/穿过城市的裤裆/找不到栖身的树洞/又一次惨死在汽车轮下/在这个人满为患的世界/再没有庇护所/比牢房安全”(《野生动物园》)“它们在笼子里看着衣冠楚楚的我们——这是一群如此奇怪的动物：/遮蔽知耻的身体和羞愧的心房/面孔裸露，冷漠的眼神带着赏玩/将活泼泼的生命束缚/建造樊笼，囚禁孔雀的翎羽，响尾蛇的信子/雄狮高贵的头颅……//我汗流浃背/从一只猴的眼睛里看到惊恐/我的身边越来越拥挤/一切动物都很美/热爱它们，需要远离人类”(《在野生动物园觉悟兽道主义》)只有远离人类丑恶残忍的欲望——人性最阴暗的一面，才能获得真正的大爱，才能真正做到敬畏大自然，敬畏一切生命。这种对野生动物园的细心观察，对人类为生存而残害动物的深刻扣问，实为诗人心灵葆有社会良知的诗意呈现。

　　从诗集《杨克的诗》中许多关怀苍生的诗作就可以看到，杨克坚持社会良知写作，与唐代诗人杜甫应是一脉相承的，或者说，他们的诗心、灵魂是相通的。杨克在对中国古代诗人的研究中，对秉承了屈子的悲悯情怀忧患意识，泣血底层艰辛的杜甫就特别推崇，曾为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写了一篇文章《杜甫形象的千年嬗变》。在文中，杨克认为在杜甫的一千多首诗中，贯穿始终的是那种不可磨灭、独一无二的忠君、爱国、忧民的悲悯情怀，杜甫是理想的悲天悯人的圣贤典范，又是当代和后代儒生的生活楷模。杨克对杜甫表现时事和现实内容题材的《兵车行》《丽人行》《悲青坂》及组诗“三吏”“三别”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杨克更认为，杜甫是中国人的杜甫，我们跟他站在同样的大地，面对相似的时代，怀着相同的精神世界，流着相同的文化血液，“人人皆可为圣贤”，如月照万川，我们都是杜甫的化身。由是观之，杜甫的情怀精神，已深深地影响了诗人杨克的诗歌写作，让他始终秉持现实主义诗心，时刻关注时代、介入现实、悯怀苍生，不断写出有骨有魂，能走进读者心灵的厚重之诗。

　　真正的诗人原本就应是人类的良知。且让我们记住杨克这些铁骨铮铮的诗句：“玫瑰没了刺还叫玫瑰吗/足球少了临门一脚还有力量吗?/诗人说起来也很简单，在纸上行走/血肉之身躯/不能被抽去骨头”(《对一个中年男子的描述》)。
 

　　(二)坚持艺术良知的创作，让杨克成为中国诗坛的常青树。
 

　　民间立场自由创造的品质，决定了诗人在写作上要坚持艺术良知。杨克的诗歌创作就一直是处于艺术的完全自由状态下的诗歌写作，偏爱艺术冲动和非理性。坚持艺术良知，也让诗人清楚，必须让自己的诗歌能贴近读者的心灵，走进读者的心灵。正如萨特所说的：“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像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⑥由于杨克坚持高度自觉的艺术良知写作，注重创新，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攀向艺术的新高度，而让他的诗歌写作呈现出种种不同风格，尤其是注重原创性写作，让他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棵常青树。

　　杨克诗歌写作，擅于从生活的小处着笔，以小寓大，让诗歌的魅力从日常的发现中散发开去。如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的《我在一棵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就是从小处着笔，通过对石榴外在形象的观察、内在蕴含的品味，而产生丰富的联想，写出意象宏大，立意深远，影响甚广的杰出诗篇。“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硕大而饱满的天地之果/它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裸露的肌肤护着水晶的心/亿万儿女手牵着手/在枝头酸酸甜甜微笑/多汁的秋天啊是临盆的孕妇/我想记住十月的每一扇窗户”，这短短八行既朴素而又生动形象的诗句，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的心灵，让人感受到我们的祖国对子民的疼爱和爱护，对亲密无间的子民袒露着水晶般珍贵、纯净、透亮的心，而这温暖，是源自那多汁的秋天，临盆的孕妇，而“十月”，更是象征和寓意着那颇具纪念意义的光荣岁月。诗人“抚摸石榴内部微黄色的果膜/就是在抚摸我新鲜的祖国”，那种亲切之情、热爱之意盈溢于诗中，也盈溢于读者的心中。在诗中，“祖国”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祖国，更是地理意义上疆域意义上的祖国：“我看见相邻的一个个省份/向阳的东部靠着背阴的西部/我看见头戴花冠的高原女儿/每一个的脸蛋儿都红扑扑/穿石榴裙的姐妹啊亭亭玉立/石榴花的嘴唇凝红欲滴”。诗人通过“石榴”这个既物质又形而上的“窗口”，既看到青春与幸福，也看到艰辛、伤口与疼痛，更听到痛苦的叫喊：“我还看见石榴的一道裂口/那些餐风露宿的兄弟啊/他们土黄色的坚硬背脊/忍受着龟裂土地的艰辛/每一根青筋都代表了他们的苦/我发现他们的手掌非常耐看/我发现手掌的沟壑是无声的叫喊”。现实性的诗意表现，始终体现着诗人的一种底层关怀意识，一种引发读者强烈共鸣的“痛感”让诗增加了无形的厚度。但是，无论多少痛楚，多少风雨，这神州大地依然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因为风雨过后便见彩虹，黑暗过后便是黎明：“痛楚喊醒了大片的叶子/它们沿着春风的诱惑疯长/主干以及许多枝干接受了感召/枝干又分蘖纵横交错的枝条/枝条上神采飞扬的花团锦簇/那雨水泼不灭它们的火焰/一朵一朵呀既重又轻/花蕾的风铃摇醒了黎明”。现实的理想主义总是让杨克的诗歌洋溢着生命之感，总能给人一种希望之光，让读者从诗中获得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太阳这头金毛雄狮还没有老/它已跳上树枝开始了舞蹈/我伫立在辉煌的梦想里/凝视每一棵朝向天空的石榴树/如同一个公民谦卑地弯腰/掏出一颗拳拳的心/丰韵的身子挂着满树的微笑”。这首优美的抒情诗，设喻十分精巧，如石榴树，就是谦卑地弯腰，掏出一颗拳拳爱国心的公民的象征。杨克这首情感细腻深沉、意境高远宏阔的代表作，已经在包括央视在内的不少电视台、电台的节目中，以及诗歌交流活动和诗歌朗诵会等各种艺术舞台上被朗诵艺术家们朗诵过，传播甚广，是中国新诗百年少有的奇迹之一。诗人杨克一直认为，能达到“口口相传”的诗才是真正的好诗。这首诗意闪亮的爱国主义诗篇《我在一棵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以及《人民》等诗作，就是能达至“口口相传”的好诗。而能达至“口口相传”，则不会是那种故作玄奥的伪抒情，也不会是流向浅薄的口水化，而是能让人从诗中感受到美的力量存在，能久久地回味诗的意蕴与神韵。

　　杨克坚持艺术良知的诗歌写作，擅于将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化为一种诗意的光芒，闪烁于他的诗歌作品之中。如他的《经过》一诗，就因为诗行中涌动着时代气息而让诗意充满生气和朝气。此诗，是诗人通过日常所经历过所见到过的发生在身边的有着明显时代气息的事儿或现象，而发出种种诗意的慨叹——有对身边年轻美丽女孩的赞美，那人性的真实流露让人会心一笑：“偶尔，坐在旁边的/是穿时髦背心或牛仔裙的女孩/像浆果就要胀破的身体，令人呼吸困难/柔润修长的手指，指甲上涂着寇丹/无意识地在坤包上轻微弹动/‘年轻就是美丽’/我听见内心秋风落叶一声叹息”;有表现对时代发展变化的感叹，作者从精神世界到现实世界的醒悟：“上班下班，我周而复始走同一段路/从诗歌穿戴商标广告，从同志走到先生”;有对从外省到广东讨生活的底层打工仔、普通老百姓生存困顿的同情，活生生的现实情景着实令人唏嘘：“而此刻，与我挤肩贴背的/是两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打工仔/袖口上的商标比衬衫上的污渍更为显眼/‘龟儿子，搞了好多钱嘛?’/‘鬼扯，要办个暂住证/还找不到门从哪里开’/拖泥带水的四川话，意味着命运/在粤语的门槛外面徘徊”。即使在非典型肺炎流行的2003年的春天，杨克依然保持着他风趣和诙谐的性格，写下让人读后会莞尔一笑，并看到艰难时刻的光亮这样乐观的诗作：“疾病和战争紧跟着人类/就像和尚脚下甩不掉的影子/肺炎 是非典型的/和尚在情侣路漫步 是非典型的/几个和尚 几棵手舞足蹈的棕榈/构成了阴郁生活的明亮细节”(《几个和尚在珠海情侣路漫步》)这种充满人间烟火味儿的诗作，很有温度和热度，诗中人性的真实呈现给人一种亲近平易之感。这是杨克诗歌的一种艺术特色。如他的《天河城广场》，就通过经济时代的城市广场这一特定场所的观察，来诗意地表现人们已经从以往的那种被裹挟其中的“政治广场”中走出，而走进和挤身于城市综合体的“商夏”，或流连或购物，将城市里的人间百态作诗性的捕捉和呈现，时代气息甚浓。而《松山湖》一诗，则顾左右而言它，不对松山湖发达的工业经济进行咏唱，而只咏唱松山湖的“自然之美”，而这“自然之美”却足以摄人心魂。这种有着鲜明时代感、在场感，能有效地将时代景象、公众普遍感受与诗人个体经验融于一炉的诗歌写作，已然成为了杨克式的诗写风格。

　　杨克坚持艺术良知的诗歌写作，擅于将自己灵魂的洞察化为体现时代性的诗歌。如对石油的诗写，就有效地将诗人的心灵视觉、心灵体验通过艺术化的语言，来揭示出在资本争夺下现实环境里的各种真相，诗中“黑色睡眠”“蛰伏的黑马”与“光明河流”形成强烈的心灵视觉比照，让人们通过诗人的诗篇感受到“黑暗”与“光明”的二元矛盾的存在，以及不断影响和推动着世界的变化：“石油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转换，从地狱到天堂/从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诗是哲学的近邻，但高明的诗人是不会去直接说理的，而是通过对内心感受的形象化抒写，也即通过运用别具匠心的意象抒写来达至“理现”的效果。“生死回环的石油气象万千”，“石油写下的历史比墨更黑”，人类为了利益的获得而疯狂掠夺资源，对大自然的伤害，终将会让“大自然在一滴石油里山穷水尽”，对环境的破坏也已严重地伤害了人们的心灵：“在石油的逼视中/回光返照的绿色是最纯美的境地/一尘不染的月光，干净的美/在汽车的后视镜里无法挽留”(《石油》)。这种以社会良知与艺术良知锻造出的诗歌，有效地证明了杨克以诗歌介入社会现实的合理性，同样，这种建立在诗性和智性基础上的对现实社会发声的诗歌，也必然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

　　杨克坚持艺术良知的诗歌写作，擅于在诗中营造意象，巧妙运用比喻，让比喻生动贴切，而且十分独异独特。如“挤逼的空间里，诗意比纯氧更稀薄/挂在记忆中的蓝天/已经是晾在工棚外，一块硬梆梆的旧毛巾”(《经过》)，以比纯氧更稀薄来比喻诗意在现实生活中的稀缺和不可多得，以晾在工棚外的一块硬梆梆的旧毛巾来比喻记忆中的美好(“蓝天”)的改变或变化，十分形象生动，而且很有新鲜感和独创性，而这，也是杨克注重诗歌写作原创性的重要体现之一。杨克的诗歌语言运用，既鲜活又老辣，并保持适度的陌生化：“刚上车的服装小贩，满脸潮红/上足发条的闹钟在城里不停跑动”(《经过》)。体现时代性和生活情趣化也常出现于他的诗中：“大道青天 却再也无法抵达唐朝/老去的大雁塔/长安一片月 凋落成手里的观光门票”(《长相思》)。言生于象，象生于意。杨克的不少诗作，由于巧用比喻，有效的将生活经验通过审美直觉化为审美经验，而能诗化出许多“象外之意”，达到物与心的统一，语与境的和谐。

　　杨克的诗歌写作，十分注重修辞。有时喜用接地气的平易口语，有时则用古典优雅的书面语，与表现的对象——即抒情客体十分相贴切，相契合，显得亦庄亦谐。如他诗写太原，就以一名现代诗人的言行、气质、情怀和风范，来表现一个地方的风采和特色，艺术视觉颇为独特：“‘这鬼天气!’他嘟囔着，沙丘/堵塞不了一个歌者的喉咙/此刻他内心阳光清亮，汾酒芳香四溢/一行行诗歌正飞翔而至//我在下午三点一刻看见他，形单影只/像逆风中振翮的一只小燕子/当飞沙走石奔去了世界的澄明，眼含/泪水，在想像里用剪子裁出一角蓝天”(《太原》)尽管有些诗人或评论家认为口语化写作是民间写作立场的重要体现之一，但是，一直处于完全自由状态下写作的杨克，却没有像一般的口语化写作者那样滑向庸俗化、浅薄化写作——实即毫无诗美的口水化写作，这是因为杨克能坚持艺术良知至上的“民间写作立场”，而不是那些低俗的“口水化”写作的“民间写作立场”，能坚持他的诗歌写作艺术操守，积极探索将新的日常语言转化为新的具有美感的诗歌语言的可能性，而且，杨克还有深厚的文化涵养和开阔的文学视野，思想力、想像力与原创力俱备俱佳，因而表现于诗，自然是能以简洁又形象的语言将事物复杂的内在诗性地呈现出来。

　　杨克的诗歌极少使用大词，所抒之情从不虚浮空泛，极少给人说教说理、高高在上、凌空蹈虚的那种伪抒情的感觉，反而因情感的真实流露而常给人一种阅后愉悦和暖心的感觉，而这也与诗人幽默诙谐的性格有关。即使是写一些“高大尚”的事物，也能避开一般化的政治抒写，而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审美来展现他的诗思。如他写的广州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小蛮腰”，就以机智和生活情趣入诗，将“小蛮腰”写成瘦削窈窕，十分可爱的南国佳丽，并以江山美景相衬，甚富诗意：“一袭流光溢彩，恰似仙姬下凡/盈盈一握/拜倒在她霓裳之下/是一条珠江//崇尚高挑的年代/骨感美人一再瘦身/樱桃小口艳若朱莉娅的大嘴/想一揽不蛮腰/得多高的巨人才行/除非是遥遥的白云山//几粒秋夜的星星/装点明媚的前额/她曼妙的腰肢何处可见/哦在江景之中/她的笑靥/是整座广州城”(《 小蛮腰》)。即使是《人民》《高天厚土》《崇高》等这类看似主题宏大的诗作，杨克依然喜欢用他一贯低调、朴实的语言来抒写他真实的情感。诗贵真，真在情感的真实。这种俯下身来的写作，自有现实泥土的真实味道，因而能获得读者的高度认同。

　　杨克的诗歌艺术写作，擅于让诗思凭借一双想象的翅膀，经常穿越时空，摄取各种中西文化的精华交融交汇于他的诗中。杨克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很喜欢对中国的文化源头作行吟式的追溯，让个人化的历史文化想象力飞翔或沉聚于他的诗中。在诗集《杨克的诗》中，就有许多与中国历史题材、文化名人事迹或典故有关的诗篇，遣词用句，十分典雅，运用或化用名人名家的诗句、词句十分巧妙，恰到好处，诗成后自有一番旧韵新声的气象。这其实就是杨克在融入历史文化语境中自觉地唱出他自己在当下的声音。他的《三苏园祭东坡》，就从到河南郏县三苏园拜祭苏东坡起兴，通过详细描画三苏园景物展开丰富的历史文化联想，肯定苏东坡的为人为官为诗为文，再由三苏想到方圆百里之内或葬身于此，或曾生活于此的杜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贺、范仲淹、程颢、程颐、张衡、诸葛亮、张仲景、范蠡、刘秀、关云长等等文化名人、英雄豪杰，将内心对历史对文化的诸般感慨，隐藏于袅袅青烟，隐藏于子规在树枝间的窃窃私语，但在诗的最后，还是忍不住，将自己与东坡一脉相承的洒脱诗心，袒露于优雅的诗行：“恍惚中居士竹杖芒鞋，拜今雨新知/寻隐者不遇，柴门犬吠/故人具鸡黍/吟诗饮酒，品茗下棋/抚琴舞剑/其乐融融。天下诗人一家亲/何似在人间/我将铭记这情这景，行行重行行/但愿人长久，终有一日/乘风归去”，诗里诗外，杨克已活脱脱地成了一个当代的文学大家“苏东坡”了。在这类题材的诗中，最让人称绝的是《赴香港城大纪念杜甫千三百年诞辰戏仿杜诗》，全诗共36行，却有近30行改写自杜甫的诗，而改写运用得十分灵活巧妙，借改杜甫千三百年前的诗句来描画抒写香港的人文与景观，效果神奇且颇有趣。这说明杨克对杜甫的诗歌十分熟稔，对当代意识当代精神的把握拿捏很到位。可以这么说，杨克仿杜诗，仿写的是杜甫诗歌的外在形式，传承的则是杜甫诗歌的内在精神。杨克仿杜诗，虽为仿，却开创出新的语境和诗境。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道理，诗歌写作的创新，首先应从传承开始，在传承中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立写作风采。

　　杨克除了广泛阅读海外各种名著名作之作，还常受邀到海外进行各种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交流活动。他的诗歌还经常被翻译到国外，并已多次在海外出版诗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基和开阔的海外文学视野，让杨克的诗歌写作触角不断向世界的深处挺进，中外不同的各种诗歌元素交融于诗，从而让他的诗有效地成为汉语诗歌中的优良品种——“杂交水稻”。如《歌德故居》《集体蜂窝跑出个人主义的汽车》《一个人的奥运》等诗作，就将中西不同的文化风情、审美情趣、价值追求等揉合起来，以杨克式的风趣语言去表现出独特诗意，那恣意的想象，自然的情怀，均优雅地呈现于他的抒情诗中，形成了杨克“身着西装牛仔/心依旧罩着一件长衫”(《歌德故居》)的诗歌风格。尤其是他的《地球 苹果的两半》《际会依然是中国》《大》《罗姆尼新罕布什尔胜利集会》《飞机》等近些年写的诗作，自然奔放，想象丰富，情思飘逸，立意高远，意境开阔，汪洋恣肆而又舒卷自如、松驰自在，语言表达多元化，虽常口语化却语感清新，颇富音乐的节奏美，而“中国经验”却始终是他诗歌的核心灵魂，或内在风骨。因此，在诗歌写作艺术上，可以这么说，浪漫与自然吟唱的杨克，已成为当代的“李白”， 中国的“惠特曼”。

　　在生活上一直葆有一颗敏锐敏感的童真之心的杨克，诗心不会老去，他坚持社会良知与艺术良知兼具的民间立场的诗歌写作，必将走得更远，登得更高。

　　2020年4月19日
 

　　
　　注：①见杨克著，人民文学出版2018年6月北京第1版、2018年7月第二次印刷的《我说出了风的形象》0110页。

　　②见杨克著，人民文学出版2018年6月北京第1版、2018年7月第二次印刷的《我说出了风的形象》031页。

　　③见萨特著，阎伟选编，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的《超越生命的选择》126页。

　　④见杨克著，人民文学出版2018年6月北京第1版、2018年7月第二次印刷的《我说出了风的形象》087页。

　　⑤见杨克著，人民文学出版2018年6月北京第1版、2018年7月第二次印刷的《我说出了风的形象》073页。

　　⑥见萨特著，阎伟选编，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的《超越生命的选择》79-80页。
 

　　作者简介：野松，诗人，诗歌评论家。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大湾区诗汇副主席，广东珠西诗群召集人，《珠西诗刊》主编，广东省鹤山市文联兼职副主席，广东省鹤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自1984年3月在羊城晚报发表处女诗作以来，有诗歌作品与评论文章发表于《诗刊》《绿风》《星星》《诗歌月刊》《诗潮》等海内外各种刊物、报纸和选本，曾出版诗集《爱的弦音》《歌唱和自白》《大地行吟》《裸袒的灵魂》和诗歌评论集《神州诗意的灯辉》。曾获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新锐奖、“清白泉”杯第二届清廉诗文大赛奖、诗人名典首届中国第三极顶峰诗歌奖、2021·第四届“十佳当代诗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