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语境中的文化诗歌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新诗的生长环境日益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因，它和社会急剧转型，大众传媒文化裹挟而来不无关系。尽管有些诗人不耐寂寞，不时喧哗一阵，但诗坛的沉寂依然如故。
　　读罢《张况诗选》和他的这部《古典凭吊》，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在寂寞中坚守的诗歌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当下诗歌在艰难的境地中闪烁着动人的生机和力量，正如里尔克所说的“哪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这种在寂寞中坚守的诗歌精神，在张况的诗中，最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历史文化诗歌的创作和探索上。
　　历史文化诗歌，泛指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味或历史文化属性的诗歌。诗人或臧否人物，或感慨历史，通过想象重构来寄寓其对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关怀。历史文化诗歌作为一种宽泛的诗歌文类，古已有之，只不过不以历史文化诗歌而名之。
　　记得新诗诞生之初，曾有诗人也进行过此类诗歌的创作，但作品不多，且乏善可陈。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寻根”思潮的涌动，江河、杨炼等诗人发表了一些可称之为文化诗歌的作品，但影响甚微。
　　如此说来，文化诗歌这条河流，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流到了张况的家门口，且波澜壮阔，煞是壮观。如果暂不探究历史文化诗歌的文体可能，单单从诗史的层面上看，张况为我国历史文化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也就是说，如果探究中国历史文化诗歌的文体特征，那么张况的诗歌就很难轻易的绕过去，因为诗史不仅仅是诗人史，也是诗歌文本史。因此，张况对中国历史文化诗歌的创作和探索，其价值和意义是毋容置疑的。此其一。
　　其二，张况历史文化诗歌的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下，体现了一种夸父逐日般的努力和悲壮。新诗的“不合时宜”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事实上，从90年代至今，就文化语境而言，是一个叙事的时代而非抒情的时代，叙事文类借助于大众传媒而辉煌，对此我们不难理解先锋小说、历史小说、学者散文的鼎盛，也不难理解诗歌作为个大抒情话语的式微。作为具有厚重文化意味的文体。如果说，历史小说“叫座”，学者散文“叫好”，那么，文化诗歌则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何哉？历史语境所致也。前者因为历史的宏大叙事或文化的省察反思，借助于商业传媒的运作，呼风唤雨，要名得名，要利得利；而后者因为文体形式的局限而捉襟见肘。因此，张况选择历史文化诗歌写作，可谓是“执迷不悟”。但是，我们也不难理解张况逆风飞扬的姿势。其间的寂寞和坚守，努力和悲壮，或多或少应验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的宿命。当然，新诗的将来和希望，理所当然的属于张况们。
　　其三，张况历史文化诗歌的创作，无论是其文本还是写作策略。在当下诗坛并不多见，或许也是唯一的。近年来诗坛关于“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中年写作”等写作立场的讨论，可谓学理层面的少，煤体炒作的多，其实对推动新诗的创作恐怕并无多大帮助。而张况对历史文化诗歌的写作自觉，给人以独辟蹊径之感，他的诗歌不是一般层面上的历史文化怀旧，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古典情怀和当代意识融为一体，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互为表里。历史文化诗歌的写作，近些年来较少受人关注。看来，诗人归于寂寞，寂寞成就事业。此言非虚啊。
　　克罗齐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倘若以此来解读文化诗歌。那么文化诗歌的精神内核，我认为是，诗人坚守民间岗位，穿越历史的时空，从历史的彼岸直抵现实的此岸，以一已之体验，来表现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沉的思考和文化关怀。而诗人张况正是历史文化诗歌的一位执著坚守者。
　　
　　2003年7月9日
　　
　　（选自《张况论》，作者系大学教授、文学硕士、文艺评论家）
　　 　　
　　作者简介
　　
　　（姚家育，1964生，湖南武冈市人，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和佛山籍著名学者黄节研究，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求索》《山东高等教育》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著有《吕进诗学研究》（合著）等，参著《细读陈陟云》等。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个和佛山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四个，参与教育部社科司一般项目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