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域下“北京诗歌概念”的界定与“京派诗歌”的精神对话

上篇：“北京诗歌”传统根脉的当代回响——树才、林童、李德哲的诗性坚守

　　北京诗歌的地域灵魂，从来不是天安门、四合院等地理符号的简单拼贴，而是古都文化基因在当代诗人精神世界的创造性生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京派诗歌以“不复古、不盲从”的姿态，确立了“文化根脉为基、个体经验为镜、艺术自律为骨”的创作准则;而树才、林童、李德哲三位诗人的创作，则在京派精神的坐标系上，回应了全球化时代北京“传统与现代交织、本土与外来碰撞”的文化新质。他们或以精神沉思对接古都的历史纵深，或以空间叙事激活市井的文化记忆，或以跨界表达拓展艺术的审美边界，共同完成了对“北京诗歌”地域理念的当代诠释——不是对京派的复刻，而是让传统在当下“活”起来的诗性实践。

　　树才《单独者》精神独存中的文化根脉回响

　　树才的诗歌始终保持着一种“向内扎根”的定力，诗人极少直接书写北京的物理地标，却在《单独者》的精神沉思中，暗合着古都特有的“兼容气度”与“历史厚重感”，延续了京派诗人“以个体折射文化”的创作逻辑。这种暗合不是刻意的文化标榜，而是诗人长期浸润于北京文化场域后，精神与地域气质的自然同构。《单独者》开篇即以“这是正午!心灵确认了”的斩钉截铁，确立了主体的精神在场性。这里的“正午”绝非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一种类似古都“中轴线”的精神坐标，正如北京以中轴线为核心，串联起紫禁城的庄严与胡同的烟火，树才的“心灵”也以“确认”为支点，构建起个体与世界对话的精神框架。这种对“精神坐标”的坚守，与京派诗人何其芳在《预言》中“以青春灵魂叩问时代”的姿态形成呼应：何其芳在北平的庭院中，以“年轻的神”的意象承载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树才则在当代北京的喧嚣中，以“正午”的强光象征文化根脉的澄明，二者都拒绝将个体简化为时代的附庸，而是以地域文化为底色，完成精神的自我建构。

　　诗中“太阳直射进我的心灵，没有一棵树投下阴影”的意象，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文化呼应。“太阳直射”既是物理现象的诗化，更是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精神隐喻，古都历经数朝积淀的文化力量，如同正午的阳光，穿透个体的精神壁垒，带来“冥想的烟散尽”的澄明。而“只剩下蓝，佛教的蓝统一”的转折，则展现了北京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从儒家的礼乐秩序到佛教的空性智慧，北京始终是多元文化的聚合地，这种聚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如“佛教的蓝”般形成的精神共识。树才在此将个人的哲学体悟与北京的文化包容性相勾连，避免了纯然的个人化抒情，这与京派诗人卞之琳“化古为今”的意象重构逻辑一脉相承：卞之琳以“断章”的现代形式承载古典的含蓄之美，树才则以“佛教的蓝”的现代意象，激活北京文化中多元共生的精神内核。

　　《单独者》的核心张力，在于“行走”与“停留”的辩证，这恰是当代北京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诗性写照。“我在大地的一隅行走着，但比太阳走得要慢，我总是遇到风”中，“行走”既是物理空间的移动，北京的胡同、街道、广场构成的行走轨迹，也是精神世界的求索，在全球化浪潮中，北京诗人既要应对西方文化的“风”，也要处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浪”。而“比太阳走得要慢”的克制，则体现了北京文化“厚积薄发”的特质：不追逐潮流的速朽，而是坚守精神的沉稳，这与京派诗人沈从文“以人性理想对抗时代浮躁”的立场形成跨时空共鸣。沈从文在北平时期，以《边城》的纯美人性抵御都市的功利化，树才则以“慢走”的姿态，在“风”的冲击中守护精神的独立性，二者都是北京文化“坚守与包容并存”特质的诗性表达。

　　诗的结尾“谁能真正生活得快乐而简单?不是地上的石头，不是天上的太阳”，以反问收束，将个体沉思推向对普遍人性的追问。这种追问跳出了个人化的孤独，呼应了京派诗歌“以个体叙事承载普遍关怀”的传统：废名在《桥》中以乡土的诗意追问现代性的困境，树才则在《单独者》中以精神的独存追问人性的本质，二者都以北京为精神锚点，让个体的思考获得了文化的厚度。可以说，树才的《单独者》虽无一字提北京，却字字浸润着北京的文化基因——它以个体的精神轨迹，印证了北京诗歌“地域属性不在地标，而在精神”的核心要义。

　　林童《豌豆花开在古堡之上》空间叙事中的文化记忆重构

　　如果说树才是“向内”挖掘北京的精神内核，那么林童则是“向外”以空间叙事激活北京的文化记忆。他的《豌豆花开在古堡之上》以“古堡”与“城市”的空间对照，构建起“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场域，延续了京派诗人“以日常空间承载文化记忆”的创作传统，却又在城乡流动的视角中，赋予北京地域写作新的时代内涵。诗中“豌豆花开在古堡之上”的开篇，即以“古堡”这一意象锚定文化记忆的源头。这里的“古堡”虽未明指北京的某一处古迹，却暗合着北京“历史层积”的空间特质，从元大都的城墙到明清的宫殿，北京的每一处空间都承载着层层叠叠的记忆，“古堡”正是这种“记忆载体”的诗性浓缩。而“豌豆花”的绽放，则象征着传统在当代的“活态存在”：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在古堡之上自然生长的生命，这与京派诗人废名在《北平的四季》中“以日常细节激活古都记忆”的写法形成呼应。废名写北平的秋天，不写皇家园林的宏大，而写“院子里的槐树叶子落了一地”的细微;林童则以“豌豆花开”的柔弱，反衬古堡的厚重，二者都拒绝将传统符号化，而是在“生命感”中让文化记忆获得当代生命力。

　　“从古堡出来的人/到城市去/城市的高楼大厦/开放着他们闭塞的心灵”与“我却从城市回来/带着无改的乡音”的对照，构成了诗歌的核心矛盾，也精准捕捉了当代北京“城乡流动”的文化特质。北京作为超大城市，既吸引着“从古堡出来的人”追寻现代梦想，也容纳着“从城市回来”的人坚守文化根脉，这种双向流动，让北京的地域文化不再是封闭的“本土性”，而是开放的“融合性”。林童在此以“无改的乡音”象征对文化根脉的坚守，这种坚守不是排外的固执，而是如“豌豆花”般柔韧的坚持：即便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依然能保持对“天然的空气”“日光下劳作”的向往。这与京派诗人汪曾祺的创作精神一脉相承：汪曾祺从北京的茶馆、小吃中提炼文化韵味，林童则从“乡音”“劳作”中守护传统的生活方式，二者都体现了北京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既接纳现代的“开放”，也尊重传统的“坚守”。

　　“当豌豆花开在古堡之上/很多花也次第开放/有的淡雅/有的热烈”的结尾，以“众花开放”的意象，诠释了北京诗歌地域理念的当代内涵。“豌豆花”的“淡雅”代表着传统的坚守，而其他花的“热烈”则象征着多元文化的碰撞，在北京的文化场域中，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并非对立，而是如不同的花般共同绽放。这种“多元共生”的理念，既是对京派“不复古、不盲从”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当代北京“国际化都市”特质的回应。京派诗人拒绝“全盘西化”与“盲目复古”的两极，林童则以“众花开放”的意象，表明北京诗歌的地域属性不是“单一传统”的复刻，而是“多元经验”的聚合，每一种“花”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共同构成北京诗歌的丰富性。

　　林童的《豌豆花开在古堡之上》，以“古堡-城市”的空间对话，完成了对北京文化记忆的重构：它不再将传统视为“过去式”，而是将其置于“城乡流动”的当代语境中，展现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关系。这种书写方式，延续了京派“以空间承载记忆”的传统，却又突破了京派“精英化”的表达局限，以更朴素的“乡音”“劳作”等意象，让北京的地域文化获得了更广泛的共鸣。

　　李德哲《德之门》《飞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跨界表达中的文化精神传承

　　作为兼具诗人与教授书画家多重身份的创作者，李德哲的诗歌天然携带着北京“艺术之都”的文化基因。诗人的《德之门》与《飞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两首诗作，分别从“精神品格”与“生命姿态”两个维度，以“书画同源”的跨界思维，延续并拓展了京派诗歌“艺术自律”与“文化坚守”的核心精神，为北京诗歌的地域写作提供了“艺术跨界”的新范式。

　　《德之门》以“莲”为核心意象，将北京文化中“君子品格”的精神内核与书画艺术的笔墨意趣相融合，延续了京派诗歌“以艺术表达承载文化理想”的传统。诗中“扎向泥土/挺直的玉项朝向天空/无论风雨/多么泥泞/从不向大地诉说苦衷”的开篇，既是对莲“出淤泥而不染”形态的描摹，也是对北京文化中“坚守品格”的精神隐喻——从古代文人的“士大夫风骨”到京派诗人的“艺术自律”，“不诉苦、不妥协”的坚守始终是北京文化的精神底色。李德哲在此将莲的生物特性与文化品格相勾连，这种“托物言志”的写法，与京派诗人林徽因的创作逻辑形成呼应。林徽因擅长将建筑艺术的“结构美”转化为诗歌的“韵律美”，李德哲则将书画艺术的“意象美”转化为诗歌的“精神美”，二者都体现了北京作为“多元艺术交汇地”对诗人创作的深层塑造艺术形式的跨界，最终指向文化精神的传承。

　　“莲花/盛开/堪比身着华装的佳丽/让人想起昂贵的江南/莲是一位清白的姑娘/走近一朵莲/美德之门，洞然大开”的转折，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文化传承。“想起昂贵的江南”并非对地域的简单联想，而是对“莲”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呼应——北京作为古都，始终是全国文化的聚合中心，“江南”的清雅与北方的厚重在此交融，构成北京文化“兼容南北”的特质。而“美德之门，洞然大开”的点睛之笔，则将莲的意象从“自然形态”升华为“文化符号”，暗合着北京文化“以美德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这与京派诗人朱光潜“艺术即人格”的美学主张一脉相承：朱光潜认为“艺术的境界就是人格的境界”，李德哲则以“莲”的意象证明，“北京诗歌概念”的地域属性本质上是“文化人格”的诗性表达，艺术形式可以跨界，但“美德”“坚守”等核心精神始终是不变的底色。

　　《飞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则以“飞马”的意象，展现了北京文化中“进取与坚守并存”的生命姿态，拓展了京派诗歌“个体与时代对话”的维度。“策鞭/飞马/奔突/在遥望故乡田野的小路上”的开篇，以“飞马奔突”的动态意象，打破了传统文人“静守”的刻板印象，呼应了当代北京“高速发展”的时代特质，古都不再是静止的历史标本，而是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但“遥望故乡田野”的牵挂，又表明这种“奔突”并非盲目追逐现代，而是始终以“故乡”(即文化根脉)为精神锚点，这与京派诗人沈从文“传统中求新变”的主张形成共鸣。沈从文在北平时期既吸收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又坚守中国传统的人性理想，李德哲则以“飞马奔突”与“遥望故乡”的辩证，表明当代北京诗人的“创新”，始终是“带着根脉的前行”。

　　“故乡的原野在想念中隐现/升腾的心/铿锵有韵/飞马的心情是我的心情/口哨声声/马蹄，装饰着我的心曲”中，“飞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的共情，将个体与“马”的生命姿态融为一体，展现了北京诗人“以生命体验承载文化精神”的创作路径。“马蹄装饰心曲”的意象，更是将“奔突”的动态转化为“心曲”的诗意，暗合着北京文化“刚柔并济”的特质，既有“策鞭飞马”的进取，也有“心曲婉转”的细腻。这与京派诗人卞之琳“在细微中见宏大”的写作风格形成呼应：卞之琳以“断章”的细微意象承载时代的宏大思考，李德哲则以“马蹄心曲”的细腻，展现当代北京的生命活力，二者都证明“北京诗歌概念”的地域写作，从来不是“宏大叙事”的空泛，而是“生命体验”的真诚表达。

　　诗的结尾“假若你听不到我的呼唤/这不分白昼的行驰之音/足够见证我对你的忠贞”，以“忠贞”的誓言收束，将“飞马”的意象升华为对文化根脉的“忠贞”坚守。这种坚守，与《德之门》中的“美德”相呼应，共同构成李德哲诗歌的核心——北京诗歌的地域属性，最终落脚于诗人对文化根脉的“忠贞”。这种“忠贞”不是保守，而是如“飞马奔突”般，在时代浪潮中守护文化的核心价值，这正是对京派“艺术自律”精神的当代发展：京派的“自律”是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李德哲的“忠贞”则是对文化精神纯粹性的守护，二者在精神内核上高度一致。

　　从树才《单独者》的精神沉思，到林童《豌豆花开在古堡之上》的空间叙事，再到李德哲《德之门》《飞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的跨界表达，三位诗人以不同的创作路径，共同诠释了“北京诗歌”地域理念的当代内涵：它以京派精神为根脉，却不局限于京派的时代语境，而是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个体与时代”的对话中，让北京的文化基因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是对地域符号的简单复制，而是诗人以真诚的生命体验，与古都文化精神的深度同构。
 

下篇：“北京诗歌概念”多元碰撞中的时代新声——杨碧薇、戴潍娜、谯达摩的诗性突破

　　当北京从“古都”向“国际化都市”转型，其地域文化的内涵也从“传统传承”拓展为“多元共生”。杨碧薇、戴潍娜、谯达摩三位诗人的创作，正是这种“多元共生”特质的诗性表达，他们不再局限于京派“守成中求新变”的框架，而是以更开放的视野、更先锋的姿态，回应全球化时代北京的文化新质：杨碧薇以“流动视角”书写“异乡人”的北京体验，戴潍娜以“夸界意识”重构地域文化的诗学维度，谯达摩则以“神圣叙事”激活传统信仰的当代价值。他们的创作让“北京诗歌概念”的地域理念从“本土根脉”走向“全球视野下的本土表达”，完成了对京派精神的突破与超越。

　　如果说树才、林童、李德哲的创作是对京派诗歌“文化根脉”传统的坚守与延续，那么杨碧薇、戴潍娜、谯达摩则以更具跨界性与突破性的书写，为北京诗歌注入了新的精神维度。他们不再局限于对地域文化符号的挖掘，而是以“流动的身份”“跨界的视野”“神圣的追问”，打破了地域与语境的边界，在京派诗歌“艺术自律”的底色上，构建起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的诗性空间。这种突破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京派诗歌“不盲从、求新变”精神在当代的必然延伸，使北京诗歌从“地域书写”升华为“精神坐标”。

　　杨碧薇流动身份中的精神锚点——《灯塔》里的归属与超越

　　作为从西南边陲走向北京的诗人，杨碧薇的诗歌始终带着“迁徙者”的视角，诗人既不是北京本土文化的“原住民”，也不是游离于地域之外的“旁观者”，而是以“流动的身份”在地域与精神的夹缝中寻找平衡。这种身份特质使其诗歌既跳出了对北京地理符号的刻板书写，又以“外来者”的清醒，捕捉到了当代都市人共通的精神困境，而《灯塔》正是这种书写的典型代表，其与京派诗歌的精神对话，体现在“漂泊与归属”的辩证思考中。

　　京派诗歌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在个体经验中折射文化品格”，杨碧薇则将这种“个体经验”从“地域扎根”拓展为“身份流动”。《灯塔》以“海口秀英港开往广东海安的轮船”为起点，开篇便构建了一个“流动的场域”：“这艘白色的、从海口秀英港/开往广东海安的轮船/装下了你/辉煌的星空”。“轮船”作为移动的载体，既是物理空间的交通工具，更是诗人身份的隐喻，从云南到广西，再到海南、北京，地域的迁徙让“咸腥的风”从“陌生”变得“亲近/像你体内的亲人”。这里的“咸腥的风”并非单纯的海洋气息，而是流动过程中沉淀的生命体验，它取代了四合院、胡同这类固定的地域符号，成为诗人与世界对话的媒介。这种以“流动经验”为核心的书写，看似脱离了北京的地域语境，实则暗合了京派诗歌“以个体为本”的精神内核——京派诗人从不将地域视为束缚，而是以个体体验为镜，映照文化的多样形态，杨碧薇则将这种“个体体验”置于更广阔的空间维度中，让北京诗歌的“地域性”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升华为“精神包容性”。

　　《灯塔》的深层价值，在于对“归属”的重新定义，这与京派诗歌“在传统中寻找精神支点”的追求形成了跨时代的呼应。京派诗人在动荡年代以传统文化为精神锚点，而杨碧薇则在流动的时代以“灯塔”为象征，构建了更具普适性的精神归属。诗中“岸并不是尽头”的判断，打破了“地域即归属”的固有认知，“岸上/令人心安的花花世界”代表着世俗意义上的稳定与归属，而诗人却选择“靠着若有若无的光/选择信任/选择归属，并依然赞美/宽阔的风险”。这里的“灯塔”并非具体的地理标识，而是一种精神指引：它不依赖于固定的地域，却能在“深海”中为漂泊者照亮方向。当诗人写下“在深海里/你看见一个蔚蓝的宇宙”时，完成了从“地域归属”到“精神超越”的升华，这种超越不是对地域的否定，而是将北京诗歌的精神内核从“文化根脉”拓展为“生命意识”，使北京诗歌成为承载当代人精神困境与超越的载体。

　　杨碧薇的创作证明，北京诗歌的“地域性”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既能容纳本土诗人的文化坚守，也能接纳外来者的流动经验。这种开放性正是京派诗歌“不复古、不盲从”精神的当代体现，让北京诗歌在地域文化的根基上，生长出与时代同步的精神高度。

　　戴潍娜跨界视野下的诗性狂欢——《一见再见》里的传统与现代

　　戴潍娜的诗歌以“跨界”为显著特征，戴美女既是诗人，也是译者、学者，多重身份的叠加使其创作跳出了单一的文学语境，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理性与感性的碰撞中，构建起独特的诗性世界。《一见再见》作为其代表作，以极具张力的意象与狂欢化的表达，延续了京派诗歌“艺术自律”的追求，同时以“跨界视野”为北京诗歌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其精神对话的核心，在于“传统元素的现代转化”。

　　京派诗人善用传统意象，但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克制”，追求“蕴藉含蓄”的美学风格;戴潍娜则打破了这种克制，以“狂欢化”的书写让传统意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一见再见》开篇便以“敢不敢，望一眼此刻的月亮/谁看见它，都该羞愧而亡”的激烈语气，颠覆了古典诗歌中“月亮”的抒情传统，它不再是思乡、怀旧的载体，而是一种具有压迫感的精神符号，迫使诗人直面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对传统意象的“解构与重构”，正是京派诗歌“求新变”精神的延续：京派诗人拒绝盲从古典传统，戴潍娜则拒绝将传统视为僵化的标本，而是以现代意识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

　　诗中的“跨界融合”还体现在地域与文化的碰撞上：“青海湖底的泥巴也爬上墙面/土族的妹妹把彩虹挂到每一个明天”。“青海湖”“土族”等地域文化元素，并非简单的风景或民俗展示，而是与“月亮”“星星”等宇宙性意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地域—民族—宇宙”的多层级诗性空间。这种书写方式打破了北京诗歌与其他地域诗歌的边界，使北京诗歌成为一个容纳多元文化的“精神场域”——这与京派诗歌“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一脉相承。京派诗歌以北京为中心，吸纳了各地的文化养分;戴潍娜则以更广阔的视野，将边疆地域的文化元素融入创作，使北京诗歌的“地域性”升华为“文化包容性”。

　　《一见再见》中“孤独的人吹声口哨/星星它就能下来陪我说话”“岸边等候我的邂逅/是一头月光下散步的牦牛”等诗句，以“通感”“拟人”等手法，构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诗性世界。这种对“艺术自律”的坚守，即始终以诗歌的内在规律为创作核心，拒绝功利化、工具化的书写，正是戴潍娜与京派诗歌精神对话的关键。京派诗人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姿态对抗世俗化，戴潍娜则以纯粹的诗性表达，在消费主义时代守护着诗歌的精神领地。

　　谯达摩神圣维度的诗意回归——《第一波罗蜜》(节选)里的信仰与追问

　　谯达摩的诗歌以“神圣性”为核心特质，他在《第一波罗蜜》(节选)中，将宗教信仰、哲学思考与诗歌表达融为一体，打破了当代诗歌“世俗化”的单一倾向，为北京诗歌开辟了“神圣维度”的书写空间。这种书写与京派诗歌的精神对话，体现在“对精神高度的追求”上，京派诗歌以传统文化为精神支点，谯达摩则以宗教信仰为精神依托，二者虽依托不同，但都旨在超越世俗的局限，构建诗歌的精神品格。

　　《第一波罗蜜》(节选)开篇即以“天亮了!”的反复呐喊，营造出一种神圣的仪式感。“我最初听见的是几声鸟鸣/几片琉璃瓦即将飞翔/然后在阳光中倾斜，破碎/留下一地羽毛”，“琉璃瓦”作为传统建筑元素，既是北京地域文化的符号，也是神圣性的隐喻——它“飞翔”“破碎”的过程，象征着世俗与神圣的碰撞与转化。这种对“琉璃瓦”的书写，不同于对地域符号的简单拼贴，而是将其转化为精神的载体，这与京派诗歌“以地域符号承载文化精神”的手法一脉相承。京派诗人笔下的“四合院”“胡同”承载着传统文化品格，谯达摩笔下的“琉璃瓦”则承载着神圣的精神追求，二者在“符号的精神化”层面形成了呼应。

　　诗中对佛教经典的引用，进一步强化了神圣维度：“‘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这种引用并非简单的宗教说教，而是将佛教的“慈悲”“觉悟”等理念融入诗歌的精神内核，使诗歌超越了个体的悲欢，上升到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京派诗歌追求“文化品格”，谯达摩则追求“精神信仰”，二者都拒绝诗歌沦为纯粹的个体情绪宣泄，而是力图赋予诗歌更广阔的精神内涵。这种对“精神高度”的追求，正是谯达摩与京派诗歌精神对话的核心。

　　“此刻抵达故乡的第一缕阳光/披着神的衣裳”一句，将“阳光”“故乡”“神”三个意象融合，构建了“世俗—神圣”的双重归属。“故乡”既是物理意义上的家园，也是精神意义上的信仰归宿;“阳光”既是自然现象，也是神圣的象征。这种双重归属的书写，回应了当代人“精神迷失”的困境，正如京派诗人在动荡年代以传统文化寻找精神依托，谯达摩则在世俗化时代以宗教信仰为人们提供精神支点。这种书写不仅丰富了北京诗歌的精神维度，也延续了京派诗歌“关注人类精神命运”的传统。

　　从杨碧薇的“流动身份”到戴潍娜的“跨界视野”，再到谯达摩的“神圣维度”，三位诗人以不同的书写路径，共同拓展了北京诗歌的边界。他们与树才、林童、李德哲一起，构成了当代北京诗歌的“坚守与突破”的双重维度——前者守护着京派诗歌的文化根脉与艺术自律，后者则以新的视角与手法，为北京诗歌注入了时代活力。在地域文化视域下，北京诗歌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地域符号的拼贴”，而是“以京派精神为内核，以多元书写为形态”的精神载体，它既扎根于古都的文化土壤，又向着时代与人类的精神深处无限延伸。

　　当代“北京诗歌”的精神图谱与京派回响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京派诗歌确立“文化为基、个体为镜、艺术为骨”的精神坐标，到当代诗人在地域文化视域下的创造性书写，北京诗歌始终保持着“坚守与突破”的辩证生长。以树才、林童、李德哲为代表的诗人，锚定传统根脉，在语言、意象与文化记忆中延续京派精神;杨碧薇、戴潍娜、谯达摩则以北京诗人身份、跨界视野与神圣追问，为“北京诗歌概念”开辟新的精神维度。六诗人的创作共同构建了当代北京诗歌的多元图谱，既回应了京派诗歌的历史遗产，又完成了与时代精神的对话重构，重新定义了地域文化视域下“北京诗歌概念”的核心内涵。

　　当代北京诗歌的“坚守”，本质是对京派诗歌文化基因的创造性传承。京派诗人拒绝复古与盲从，主张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点，这一特质在树才、林童、李德哲的创作中形成清晰回响。树才以“极简语言”重释古典诗学的“含蓄之美”，将《诗经》的比兴传统转化为当代的隐喻体系，其语言的克制与精准，与京派诗歌“艺术自律”的追求一脉相承;林童以“胡同意象”为载体，将老北京的市井记忆与文化肌理融入诗歌，避免了地域符号的表层拼贴，延续了京派“以个体经验折射文化品格”的路径;李德哲则在古典诗词的韵律与意境中寻找灵感，其诗歌中的“雅韵”并非对传统的复刻，而是以现代意识激活古典美学，呼应了京派“不复古而重传承”的精神内核。三位诗人的创作证明，当代北京诗歌的“地域性”并非静态的文化标本，而是在传统根脉中生长的动态精神，这与京派诗歌将地域文化转化为艺术品格的核心追求高度契合。

　　而杨碧薇、戴潍娜、谯达摩的创作，则展现了当代北京诗歌对京派精神的突破性发展。京派诗歌以北京为文化中心构建书写场域，当代诗人则以更开放的视野打破了地域与语境的边界：杨碧薇以“流动身份”书写漂泊与归属，将西南边陲的生命体验与北京的都市精神相融合，使北京诗歌的“包容性”从本土文化延伸至跨地域经验;戴潍娜以学者、译者的跨界视角，将青海湖的边疆意象、土族的民族文化与古典诗歌的传统元素交织，构建了“地域—民族—世界”的多层诗性空间，拓展了京派“兼容并包”的文化维度;谯达摩则引入“神圣维度”，将佛教的精神信仰与琉璃瓦的北京符号相结合，超越了京派诗歌的世俗文化框架，为北京诗歌注入了关乎人类精神命运的终极思考。这种突破并非对京派传统的背离，而是对京派“求新变”精神的当代诠释，京派诗人以反潮流的姿态确立艺术品格，当代诗人则以跨界书写打破创作惯性，二者在“拒绝盲从、追求独立”的精神本质上形成跨时代共鸣。

　　从整体来看，六位北京诗人的创作共同完成了对“北京诗歌”概念的当代界定：它不再是局限于地理空间的“地域诗歌”，而是以京派精神为内核、以多元书写为形态的“精神载体”。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滋养，树才，李德哲等人的“坚守”为诗歌奠定了文化根基，杨碧薇，戴潍娜等诗人的“突破”则为诗歌注入了时代活力;地域与超越也并非割裂，而是彼此成就——胡同、琉璃瓦等地域符号承载着文化记忆，流动经验、神圣信仰则将这种记忆升华为普适性的精神表达。这种“根脉与突破共生、地域与超越并存”的特质，正是当代北京诗歌对京派传统最深刻的继承与发展。

　　在消费主义与碎片化阅读的当下，六位北京诗人的创作不仅勾勒出当代北京诗歌的精神图谱，更回应了诗歌如何在传统与时代的夹缝中保持生命力的核心命题。他们的实践证明，地域诗歌的价值不在于对文化符号的简单堆砌，而在于将地域精神转化为艺术创造力;诗歌传统的意义也不在于复古守成，而在于在传承中寻找突破的可能。从京派诗歌到当代北京诗歌的发展轨迹，本质上是一部中国现代诗歌以地域为锚点、向精神深处不断探索的历史——这一探索，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