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荐读|陈亚平:《欧阳江河诗学第二讲》
——《鸠摩罗什》
2024-04-26 作者:陈亚平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欧阳江河的短诗和长诗,绝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完全对立性的质的不同。这就像小乘佛、大乘佛、华严宗(中国)、禅宗(中国)的正、反、合的不同,在不同的区别中,既有着迭代性的量的发展,又有着明显扩容的量的自我移位。但是,最本质的筋脉、灵魂是没有变的。
作者简介
陈亚平,内空间意识哲学创始人,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文艺评论工作委员会委员。美学-哲学-诗学学术文论,发表于大学专业性学术辑刊《符号学论坛》《认知诗学》《中外诗歌研究》。诗作入选《世界现当代经典诗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国散文诗大系》《中国最佳诗歌》《中国新诗年鉴》《中国诗歌双年选》《中国新诗排行旁》《中国诗歌排行旁》《中国当代诗歌年鉴》《先锋:百年工人诗歌》《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等诗歌选集50余部。1991年获《第二届散文诗全国大奖赛》三等奖、1989年获《中国第二届星星新诗大奖赛佳作奖》、1995年获《中国-星星新诗精品、绘画精品大奖赛佳作奖》。
上一讲,我从欧阳江河长诗《鸠摩罗什》对怎么写的观念方式,提出了诗意的心识,提这个概念,是为了说清楚,既然诗意的境,是无常的,那么,诗意的识,也就无常。所以,识和境彼此不二。长诗《鸠摩罗什》诗意的意路,探其本根的独创点,就是一边和以前长诗《圣僧八思巴》相比,那个无常,一边又和以前《圣僧八思巴》相比,那个有常。
从句格看,《鸠摩罗什》用思想性的境,作为诗意的一个识,这个识,从素材提取出来、组织起来的内容,比起《圣僧八思巴》从素材中提取和组织出来的内容,要多得多。但是《鸠摩罗什》显得,思多而不暗。另外一点,《鸠摩罗什》语言用的观念方式,也比《圣僧八思巴》语言用的观念方式,更显得,处在感性形像和思想主体两极空间的并列之间,显得意畅但又不钝。这就是我要讲的《鸠摩罗什》诗体上特殊的分类。
从选材的上讲,欧阳江河同样是写佛门异界的《圣僧八思巴》,比《鸠摩罗什》在选材的上,缺少了一心开二门的灵快目力,这个,可以看作是《鸠摩罗什》对《圣僧八思巴》选材上的超越,其实,是一个否定之否定。
从诗学的立场上,《鸠摩罗什》长诗的题材很不好选,要选得和我们习惯了的纯叙事、纯抒情、纯史诗的不一样,要选得,既有思想的内在思境,也有外在的可感实象,能把分散的个别的东西结合成为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相当于,诗意的理和事,都可以互相不妨碍彼此。这就要对题材,有不是一般人的深琢。《鸠摩罗什》长诗的选材,有一种,我叫做:境随识来,识由境变的选法。因为《鸠摩罗什》诗意中要达到的境,既不是单纯的内心观念的封闭边界,也不是单纯的外在事件的封闭边界,恰恰只选,不此也不彼的中间,目的是,为了诗意的境和识,朝思想方面发展。比如,既写中国文化中的佛学,又写中国哲学中的佛学。我对照中国皎然、刘勰等历代诗学范畴,如诗式、比兴、物感、韵味、情景、意象、意境、风骨、文气、格调等,主要是侧重讲意象和缘情。
同样的,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学、16世纪的诗学、17世纪的诗学、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20世纪现代诗学,也没有讲,长诗朝思想方面发展的诗学。所以,《鸠摩罗什》长诗题材对于写什么的问题,大有一般人所不思之点,值得深入研究。
《鸠摩罗什》长诗,是选用直观可感的景象与精神方面带有的普遍性这二者之间的题材,就在于,《鸠摩罗什》本身创作的观念方式,就先决性的确定了,它不同于《圣僧八思巴》的选材法。《鸠摩罗什》选材是侧重精神性与可感性两极的中间点,讲究的是,主客融合的圆成,不是只有识,没有境,或只有境,没有识。我叫做:境不断识,识不灭境的择其中者。选材的“持中”,也算长诗《鸠摩罗什》比《古今相接》这类题材,选得更全面、更圆熟的特例。
在《鸠摩罗什》选材的结构里面,是“佛法——物——修行者——场——时间——存在者——识——境——存在”,这类不多也不少的“持中”选材,《鸠摩罗什》诗中没有只写物,不写理,只写境,不写识,只写存在者,不写存在,而是都写。这就暗合了龙树《中论》说的“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那个“持中”论。
我觉得,《中论》的“中”,其实是想扯出一个“空”来,但这是龙树作为存在者的一个条件,也就是:先悟、后证,再立言诠表出来的“中”。但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存在者的条件呢?
可见,《中论》的“中”就是“空”,至少不是纯粹自在之“空”那个先天给予“空”本身的“空”,寄身到了龙树身上。这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说:对不能言说的,就保持沉默。不过维特根斯坦说的沉默,本身就在言说不可说的又说出。所以,“空”只能圆融“不空”。我更觉得“空”,只能讲成是一个过程性的本性,过程性,是自在之物,是绝对空不了的。这就是我讲的《鸠摩罗什》长诗择其中者的选材结构。
另外,我对选材的“持中”还有一解:“持中”本身,是包含了时间空间的内在直观的,所以,它才有先天纯粹性。先天纯粹性,本身不贵在时空的内在圆融或无碍,反倒是贵在,可以把感性和理性,两个直观,同时都包含在它自己里面。就像《鸠摩罗什》选材结构是“佛法——物——修行者——场——时间——存在者——识——境——存在”,做到既不偏经验性,也不偏虚无性的“持中”。
我再来讲《鸠摩罗什》的篇幅构思。《鸠摩罗什》诗体既有700多行的长篇内容,又有纯粹先天性的时空,这成了一个跨诗学的坎。这就要求《鸠摩罗什》在构思上,写发生的可感觉对象的空间性,要完全大于,写可感觉对象发生的时间性。值得深思的是,《鸠摩罗什》能把握诗意的一种识的宏大,能不断地达到另一个境,又能超越任何一个已经达到的境。足见,在诗意的载体外在上,写更长的,总是更能够,通向无限可能的识的生成点。
我总结成,《鸠摩罗什》追求诗意的某种为他之在 ,变成一种诗意的自在之在。这样,识,是境的构思,境,也是识的构思。所以,《鸠摩罗什》诗体的识,可以在某个境的整个自在之为中,任意地构思素材本身的独有性,而让诗式,不再限于文体和分类的唯一标准,反倒是可以把各种艺术的各种表现方式,构思成一个,素材中缺少的天、地、人、文、史、哲、器、心、气的大化者。老实评估,《鸠摩罗什》这种诗意的大化构思,有三方面的体构:无常诗意,混沌诗意,纯粹诗意。因此说,《鸠摩罗什》篇幅构思的总存量,肯定更有利,带来全域构思的总增量。
我再讲《鸠摩罗什》长诗巨制的形制问题。我觉得,长诗巨制的本质,是把握一种体有万象的诗意的入境。中国古典诗学把握的长诗入路,是从“长律体”来讲,溯其本源,这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所致。西方古典诗学把握的长诗进路,是从口传史诗渊源的“整一律”来讲诗式。溯其本源,这是亚里士多德诗学讲戏剧的“一致性”,促成了西方时间因果序列的逻辑思想。杜甫、韩愈、王勃、孟浩然、王维、李白的长律体,都是有一种思想推移的,变的发展性,你看啊,都有一个变和变分身的浸进性,不断产生彼此有别的、多个延宕空间的无形延绵感——这属于中国式长诗那种无形的逻辑性。
但是,例外的是博尔赫斯,他就喜欢短诗。是因为它把诗意的境和识,看成是时间三个环节中绝对的现在环节。所以,他的短诗本质上是时间玄哲的箴铭诗,箴铭诗属于训诫类的,处理的是内省的主体的自智。这个,一方面,和他对西方哲学的禀受有关,另一方面和他诗中专擅的小说句格有关系。他本来是受卡夫卡小说句法影响,但在诗意的长句法上,博尔赫斯又超过卡法卡小说句法虽短且空的不足。因为卡法卡小说句法没有玄远的隐蕴,除了短,不见其玄。这大不如博尔赫斯的暗玄。博尔赫斯70多部短篇小说,每部必把假故事中的玄哲性,写得像短诗的句句断那个跳跃。每篇都达到了现实中的超现实一隅,超现实中的源现实一角,大有一种此有、彼有,互不偏离的半诗半蝉又半俗的效果。我一直把博尔赫斯短小说《扎伊尔》,当成《成唯识论》的诗身佛面来读。
我的见解是,单从诗的长和短的形制取舍来说,在于个人的禀受不一。庄子《齐物论》都说到了形固和心固关系,说明他看到了个人的禀受,是不同的。我觉得,现代诗的感官长度,是诗本身管不了的自在之物,应该包罗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或能。《鸠摩罗什》长诗就是在追求这个目标。欧阳江河长诗《古今相接》有1900行,并不是写分行句的历史,也绝不是写中国和西方传统的故事诗和说唱史诗。五四运动时期最长的诗是朱湘《王娇》,有925行,但写的是故事诗。这说明,非故事性的长诗,靠的是,正在到来、正在发生的连续性,不会被有区别环节的继续性中断。非故事性的长诗只能知其始,但不能预其终,因为它的长,是自在之物的他者,永远不会因为有余,就可以武断地为我所短。
美国诗人爱伦·坡说“诗成其为诗的刺激,在任何鸿篇巨制中都不可能持久”,我反对爱伦·坡的说法,我觉得,长诗那种有巨制混沌的增量体,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活动从此一点想法结束,到彼一点想法开始的内外激发,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力量的思想链,就像巨大重器,在增长中的潜储量,机械动感式地叠加在一起,组成一种可持续运转的多方位刺激。比如,《鸠摩罗什》的篇幅长度,就是靠一个想法的刺激,发展到,去反思这个反思自我——那个必可深入性和必可分延性的、若干微制到巨制的绵延体。杜甫、韩愈如果不受排律格的限制,按他们的题材内容,完全有可能写出更长的诗。鲁迅、梁实秋、朱自清,从来都很赞赏有篇幅长度的长诗。
现在我接着讲《鸠摩罗什》第一首《贝叶佛典》的第五、六、七、八、九换句行:
“看不见任何蓄水或皴裂的整体,
孤身茫茫,何不离地三尺,
坐而成佛?暮钟声里听松果落下,
听坏了声音,也没听见寸铁。
静极:铁的声音到古瓮为止。
佛在瓮中听见一场压低的大雪,
佛眼有手,佛手上头,佛骨举目。
树落光叶子若无婴儿的感觉,
佛会一直待在无佛处,
把卷耳的聋哑人涂上鸟叫声,
一字一字,含在鸠摩罗什嘴里。
这么一个虚位以待,去留皆是
佛祖的将在和已在:而非在,
有着多极的、少即多的碎碎念。
一滴水,一声答应,都那么奇妙。”
第五个换句行“看不见任何蓄水或皴裂的整体/孤身茫茫”,何不离地三尺”这句,和第一讲诗句“河流过脑时/已被电流流过一遍”,两句之间,在诗意的结构上,形成了前后,隐形组织起来的界限,也就是,一种诗意的内源之境,给另一种诗意的外生之境,做出了一个境的再扩大。这种扩大,互为无碍,保证了诗意境界的继续增长。“河流过脑”,至少有一解,是隐指:银河或天体的电磁波速度和脑意识产生的波的速度,在传递中都是超越时空的。
“蓄水或皴裂的整体”这句深妙两可,需要把苦琢的原读,置入他者文献的全部处境里面,不能靠解构性的字面理解。也要用自己平添的东西,来激活原意的其他方面,尽量避免方向性误解的冲突。它的好处是,文献的其他空间,不会受各自单方的限制。
“蓄水”表面是,在隐喻银河;“皴裂”表面是指银河龟裂的体貌。可是,两个词组,实质上应该解成:宇宙天体的边界与跨越的无限过程,同构于意识空间与跨越的绝对无限性。这等于用一小句诗的容量,包含了运动和意识变动的哲学问题。我也可阔解成,意识中的内在差别,就是一种可单向也可双向运动的空间。它规定一个层次的内在,对另一个层次的内在,发生超越的推进。它凭的是,从自身开展出来,又不同于自身的一种差别。
“孤身茫茫”可以解成是,量子论、真空论、测不准原理、时空学说、质能方程式、波粒二象性、数理论、规范场论、弦论,对天体空间做出先验直观和科学实证。可是,宇宙的不确定性或测不准,恰恰是由宇宙不可限定性的变化,先决的。
所以,有宇宙“孤身茫茫”的自我设立和自我实现和自身转化,这才漂浮地“离地三尺”。“离地三尺”在境识上,按我讲,有识大于境,境化于识的意味。是在无形隐跨的句境中,转换了一个更大的词境内涵,也改变了句境和词境自身,不能只讲成“头顶三尺有神明”。“离地三尺”字面也许还可以有言其多的意思,就像“飞流直下三千尺”。
“离地”二字,在诗意的构造背景上,我可以主流地讲成:既非识,又非境。在诗意的表现上,我可以解成:既不虚无,又不实有的“中态”。因为诗的境,是无验的,所以,可以是无常规的境,诗的识,也是无定慧的识,也是无实可验的。那么,诗意的识变了,诗意的境也就变了,诗意的境变了,诗意的识就会进一步再变。始终不偏不异。
“坐而成佛?暮钟声里听松果落下”,诗中的“坐”,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坐”的姿势动作,“坐”应该解成:佛的觉,不可以含有一切杂念的身体化的象征。“坐”的身体化,必须等同于“定”的禅静化,才能修持成佛的觉。“暮钟声里听松果落下”一句,““暮钟”是暗喻禅堂晚课仪规打禅的法钟声,但是“暮钟声里”还混杂“松果落下”的声音,这个隐喻句,又有进一步的转喻句的成分。按我看,既然佛说,法无定法。那我也可以说,讲解诗学也应该是,解无定解之解。因为就算最切近原作的讲解,也会大大区别作者原意。但是,讲解新添出来的差别延伸意,恰恰是原作本身,不可以自己确定的被深隐的优点。
注意,我说的解无定解之解,等同于说:空无定空之空。《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讲“空”,不是纯无,而是从一切都会缘起(联系)来理解“空”。但是,对佛的觉,应该开掘更多的潜见(就像我喜欢生造词一样),这样,我可以用空无定空之空的见解,来解译“暮钟”与“松果落下”两个声音的隐与转的关系。
比如说,打禅悟出来的空,我可以讲,也是没有定准的空,既然没有定准的空,可能就是不绝对的空。因为这个空,不确定嘛。所以,“暮钟”打禅的空,也可以同时包含“松果落下”的不空的不确定性。空,包含不确定的空,才应该是空在空着的缘起。
“暮钟”与“松果落下”还有一解是,“暮钟”表面是在隐写时间中的场景空间,但象征着出世,“松果落下”象征着入世。我觉得,出世和入世,就是对空无定空之空,与空有定空之空的思辨。“暮钟”与“松果落下”,两层意思隐蔽得太深,是从入世跨到出世,意在追求诗禅二性,在一种广域的机变中,平添圆融的盘礡。
“听坏了声音,也没听见寸铁。”这句,又绕回到入世的诗境上,是指:声音听得只剩下碎了的尾音,也没有听见一丝敲打铁铸佛钟发出的铁质声。这就把敲佛钟的场景,无形地,又带进了贝叶佛书中含蕴的一个出世又入世的佛界理境。
“静极:铁的声音到古瓮为止。
佛在瓮中听见一场压低的大雪,
佛眼有手,佛手上头,佛骨举目。”
这句“静极”含有字面和字内两层意思,字面一层的诗意,是渲染“安静极了”,字内一层的隐喻意,是指佛境“静极”的万法本源。音而有声,非大音,这与道教的“虚静”是会通的。
“铁的声音到古瓮为止/佛在瓮中听见一场压低的大雪”既是讲,法器的铁钟,催人静息入定的晚课修持。也是指,佛的觉,可以为出世,而又入世,也可以为入世,再出世。按我讲,本质上是指,空的不空之空与不空之空的空的不得,又不二。
“铁的声音到古瓮为止”在表层语义上,也是描述声音有铁又有瓷的音乐效果,像低音部的大雪的音型。我平时听音乐会觉得,最内在的哲学性,本质上就是某种流动性。其实就是音乐的自性。音乐的自主的思维方式,可以表现哲学思维方式达不到的自在广域。不管是大自然的原声,还是人模仿大自然原声的音乐,都不等于任何经验,而是自来的,自禀的,自构的。这种自构,恰恰可以用来表达的形外、形上、和形侧的内在界。
“佛眼有手,佛手上头,佛骨举目”我讲成,这种有铁又有瓷的声音,包含了静息入定的出世的修持。但是,唯有佛的谛境,能够像手一样,把握着一种远视的内观。
“上头”二字,是诗意化的巧而不露,露则伤巧的断字法。我可以讲成,佛,无处不所达的千万只手,可以到达过去、现在、将来三世的最高界。“佛骨举目”我可以讲成,佛,无处不所观的慧眼,可以全观:佛境的此,到彼;从入世,到出世;从不得不二的“持中”,到必须不二的“持中”。
“树落光叶子若无婴儿的感觉,
佛会一直待在无佛处,
把卷耳的聋哑人涂上鸟叫声,
一字一字,含在鸠摩罗什嘴里。”
这第八个换句中,可以明显看到《贝叶佛典》诗学理念,形成了全诗的冲顶环节,也就是说,诗写出的内容,有比例地朝思想内在方面发展,同时,也朝外在感形方面发展的写法,已经有物心同源的格致化了,这没有累积在中国传统诗学“比兴”、“诗言志”、“诗言道”、“感物兴情”、“神与物游”、“穷情写物”、“兴寄风骨”、“境生象外”、“咏性咏情”、“神韵格调”、“性灵肌理”的逻辑上,而是从文献上,侧重发现新的诗学理念。
具体做法是,把诗中跳跃的、分散的个别的句子,隐藏地连成一句句,有着内在不分的统一体。我觉得,这就可以理解成,诗意和诗境的不二。但是,诗各个部分跳跃的、分散的个别的句子,表面上又各自独立。这就可以理解成,诗意和诗境的空的有二(缘起)。不二和有二的不变,才是《贝叶佛典》全诗真正的“持中”诗学。
“树落光叶子若无婴儿的感觉/佛会一直待在无佛处/把卷耳的聋哑人涂上鸟叫声/一字一字,含在鸠摩罗什嘴里”。可以延伸地广解成:有形的万物“树叶”(贝叶),都会被时间的不可终止性取代“落光”,如果还没有婴儿那样的不知和不觉,那么,佛的觉,会因为出世的觉,而永远修持一种入世的觉。就像听不到五音,恰恰可以听沉默的真正大音到来。在这《贝叶佛典》诗体的登顶环节,我可以讲成,入世的觉,与出世的觉,不一也不二,是活性的互相因依,自在自为地成为一种有机的诗理。诗句既说诗学,又指喻佛学。
“这么一个虚位以待,去留皆是
佛祖的将在和已在:而非在,
有着多极的、少即多的碎碎念。
一滴水,一声答应,都那么奇妙。”
这第九个换句,是《贝叶佛典》全诗的顶巅环节,这个环节,诗的整体形成,是依靠一个处在中心支配地位的思想主体,其他的思想分支都向思想主体汇集。这个环节,可以更直观地看出,欧阳江河骨子里永远不变的《玻璃工厂》、《花瓶,月亮》、《悬棺》那种哲学的最高思辩,与感性的最外在圆硕的统一诗式。而这种诗学的理念,侧重于,用非演绎、非推导、非理性的方式,来表现哲学的思辨性。同样的,也不把感性外在形象看不出意义的那些原貌,写出来。所以,他诗学的新发现在于,在诗中,只是把外在感性实体的本质,而不是现象,集中用语言艺术最富有表现力的特有方式,展现出客观现实原貌的诗意。
“佛祖的将在和已在:而非在”这句意指,佛的三世(曾在、已在、将来),面表上都是空的“非在”。但是,我可以把“非在”的深义,阔解成:“非在”既然是空和无,但是,能言又能悟的“非在”的空无,并不是绝对的自在之空的空,而是:不有也不无的两者之间的空,这个空,就是过程性。过程性是潜在于空之中的,不只是“非在”,是空不了的,它也存在着没有自性的自性。“非在”不是对“在”的缺失,而是“非在”与“去在”相关联,“非在”的道和理,能够被暂在(人是暂存的)的觉,证悟出来,恰恰不是恒定不变的“非在”,因为“非在”也关联着,自身的“非不在”。
所以,诗句才说“有着多极的、少即多”。注意,“多级”这个词非常重要,是在转指多元的空间联系。我也可以当成“圆硕”(我生造的词,指圆成而丰硕的意思)来讲,在“圆硕”中,才能体现出诗句说的“少即多”的圆融。诗句“少即多”是包含“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主流成分,也可以转指:少中有多、多就是少、少就是泛的圆活思辨。
《贝叶佛典》全诗的实体题材,与思想内容的界限很模糊。这类诗带有诗人自我观念方式与内心世界的风格特征。诗的内容美,只是展现出理念的灵气,来表现诗内容的曲折性这种情况。这也会出现,内容构思方式与内容表现方式的统一。在效果上,会出现诗人的主体性大于读者的主体性。
大家都觉得欧阳江河的长诗不好懂,你如果设想把《玻璃工厂》《花瓶,月亮》的想法的长度变长,变得同时装进另外该装的一切人类思考的东西,你懂他为啥写长的道理了。我觉得,《玻璃工厂》、《花瓶,月亮》断诗,比起现在的《古今相接》、《埃及行星》、《宿墨与量子男孩》、《圣僧八思巴》等长诗、只是不同诗学理念,在继续增量重大发展这个关键点上,有正、反、合的不同,有理、事、道的不同。比如,当他言事时,其实在言理;当他言理时,可能又在言道,当他言道时,可能又在暗言现事。总之,道大于理,智慧灵魂大于形体,理隐于事,事融于道,是欧阳江河新发展的诗学思想,目的是让诗意和诗境都要达到,“空与有”的圆融”,“理与事”的圆融,过去与现在与未来的圆浑。而不是故事长诗、抒情长诗、叙事长诗、说唱史诗。
可见,欧阳江河的短诗和长诗,绝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完全对立性的质的不同。这就像小乘佛、大乘佛、华严宗(中国)、禅宗(中国)的正、反、合的不同,在不同的区别中,既有着迭代性的量的发展,又有着明显扩容的量的自我移位。但是,最本质的筋脉、灵魂是没有变的。这个值得公认地客观讲。
2004年4月18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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