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荐读｜王立世读郭新民：真情和道义

　　从八小时之外的所作所为，最容易看出一个领导干部的素养和情怀。郭新民几十年来，从政没有影响写诗，写诗没有影响从政。不像有的官员，因迷恋诗歌，懈怠了政务。也不像有的诗人，因官气十足，诗写成了笑料。像郭新民这样能把二者平衡得恰当好处者，在以文取仕的古代并不少见，在当今却凤毛麟角。他常常让我想起宋朝的苏东坡，为官时勤勉敬业，造福一方，为百姓称颂，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美诗佳文。

　　谈论中国新诗，无法绕开山西。谈论山西新诗，无法绕开郭新民。改革开放后，当代新诗挣脱了各种有形无形的束缚，在艺术探索上由使命意识向生命意识转变，由传统向现代挺进，由单一向多元发展，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但令人担忧的是，为数不少的诗人远离时代和社会，为艺术而艺术，一味地玩弄文字技巧，陷入精神的虚无或颓废。郭新民的诗，与那些凌空蹈高、子虚乌有的乌托邦写作有质的区别。他的写作可以说是拨开了当代诗歌的迷雾，让读者重新看到了生活和艺术的阳光。他亲近现实和人民，不忘历史和英雄。《一棵树高高站着》这首诗写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当年栽种的一棵红星杨。这棵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红星杨就是朱总司令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挺拔威武的高大形象。写树就是写人，写人就是写史。诗人以排山倒海的激情凝聚成一组组气势恢宏的排比句，歌颂了老一辈革命家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创造的丰功伟绩。没有发自内心的敬仰，不会写出如此气势磅礴的诗篇。诗中写道：“我命令我的灵魂和诗歌/以中国最传统的礼仪/给它虔诚地下跪/并恭敬地叩三个响头”，像在党旗下宣誓一样庄严神圣。这首诗兼具抒情诗和朗诵诗的特点。著名朗诵家殷之光在北京保利大剧院和山西电视台朗诵时引发的群情激昂证明了它的价值和魅力，说明了优秀的诗歌是不会被冷落和边缘化的。这首诗继承了传统诗学的优势，比如诗中写道：“一棵树，朝我走来/一棵树就这么朝我走来”。运用了重复、拟人的修辞手法，但又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拘谨笃实，做到了虚实结合。按道理树是不会走的，诗人写的是一种感觉，和历史亲近的感觉，对伟人崇敬的感觉。如果说《一棵树高高站着》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那么《感恩小米》中的小米“以自己的传奇方式/化作精神和思想的光芒/化作巨大的热能和无比的力量/为养育中国革命/做出母爱的奉献”，成为“八路军的胆共产党的魂”，象征着富有奉献精神的太行人民。诗人也写到老区人民的贫困，振聋发聩地提出：“我们，不能忘怀善良的小米/我们，必须感恩厚道的小米”，同时也看到“那些太行山老谷子们的后代/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突围和决战”，他们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正在奋勇前进。诗人大声疾呼：“我们，必须正视苏醒的小米/我们，必须珍重伟大的小米”，以唤起全社会对老区人民道义上的理解和支持。诗人缅怀历史、拥抱现实、讴歌民族精神、传导时代新声的历史诗篇和土地诗篇，除上述两首代表性的作品之外，还有《亲近土地》《珍重粮食》《面对谷子》等，都写得气贯长虹，豪情万丈，在当代新诗创作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弘扬主旋律的诗体现了郭新民的使命意识和文化担当，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诗篇则凸显了诗人的生命意识和历史担当。很多诗人都写过蚂蚁，但没有哪一首诗像郭新民写的蚂蚁深深地触动我的灵魂。他在《尊重一只蚂蚁》中写道：“任凭一只蚂蚁高高爬上头顶/在它脚下我突然感觉伟岸而厚重”。蚂蚁在很多人看来微不足道，常常被踩在脚下，诗人却让蚂蚁爬上自己的头顶，由渺小变得高大，呈现出和谐、友爱、平等的动人画面。“尊重一只蚂蚁，也许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把对弱小生命的尊重上升到人格的高度，凸显了生命至上的人文理念。在《蚂蚁的身影拥抱着大地》中写道：“直立的躯体不一定伟岸/爬行的生命未必渺小/许多披着人皮的动物常让蚂蚁们失望”。 “不一定”，就是对蚂蚁的肯定和褒扬。“未必”，就是对某些“披着人皮的动物”的否定和批判。对比中让人反思和警醒。蚂蚁是普通人的象征，在诗人的笔下获得了尊严。在《翠鸟飞过》中写道：“几只翠鸟/从我情绪的边缘/翠翠地飞过/生动清新的气息/温馨了寂寞时空/那种临风飞翔的姿态/让人久久回味”。在《鸟儿欢呼着湿地》中写道：“一只鸟 可能揭示出某种喜悦和哲理/一万只鸟 注定让一方水土幸运无比”。遗憾的是现实的和谐宁静美好，常常遭到人类冷酷无情的突袭。诗人多次写到人类与动物为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悲悯中有无声的抗议和尖锐的批判。比如《天鹅在天上掠过》，本来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景，因“驮着穷追不舍的寒流”，变成了“白色的哀怨”。诗人以独有的敏感听到天鹅“急促的呼吸”，看到天鹅“紧张而惶恐的翅膀”，感叹“那稀疏而惨淡的影子/让这个世界/无尽地忧思”。《雁阵》写大雁迁徙过程中“飞不出命运的羁绊”，除了“无常的霜剑风刀”，身后还有“无形的魔爪”，诗人感慨：“天上的翅膀努力飞出人形/地上的人脚却随意走成鸟阵/这世界渴望变异和幻化/许多规则纷纷在游戏中蜕变”。大雁与人的对比让我们反思人类在追逐眼前利益过程中的异化。《鸟惑》写在爱鸟周，诗人看到的却是“猎手如山/猎枪成林”，鸟不知“该飞向何方/该落在何方”的无所适从和痛苦迷惘。诗人站在鸟的角度写鸟的困惑，唤醒猎手放下猎枪，珍爱人类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用爱心建设美丽家园。《一只小鸟，躺在路旁》写一只小鸟本没有什么过错，偏偏有人对它下毒手，“它羽毛纤细的神经仍在风中战栗呻吟”，诗人把它想象成“大地上正躺着一个蜷曲发僵的问号”，是疑问，是反问，更是质问。《野兽的斑纹》写野兽因漂亮暧昧的斑纹惨遭杀害，濒临灭绝，诗人痛心地喊出：“这世界，可怕的并不是野兽！”诗人在《渴望一只饿狼》中渴望饿狼“狠命撕咬我柔弱的躯体和灵肉/撕咬比死亡更可怕的日子”。面对人类捕杀动物的惨状，诗人企图以牺牲自己唤醒那些麻木的灵魂，求得精神上的救赎，实现心理上的安宁。“这世界，某些人的讥笑和青睐/有时比狼的咆哮更恐怖更可怕/想吃狼肉想穿狼皮的人/让这个世界无比惊悸而战栗/人啊，狼不如你凶”。诗人没有回避现实中人性残忍的一面，这是最具批判力的地方。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理智地对待无辜的动物，学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

　　山西是文物大省，素有地上文物看山西的美誉。文物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历史的重要见证。郭新民写了不少以文物为主的文化诗篇，这类诗的价值很少被论及。在诗人眼中，文物就是历史、文化和生命。他在《唐三彩》中写道：“一段历史/就这么凝聚在/惊世骇俗的美中/一个朝代/虽已消亡/可它的精神和风骨/依然震撼人心”。唐朝是一个让历史闪光的朝代，史有盛唐之称，诗人没有面面俱到地去铺陈，而是从一件文物去展现一个朝代的精神和风骨，收到了一叶知秋、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梅瓶诠释》视角独特，通过梅瓶诠释一个王朝的没落和衰败：“它总是想起什么/它常常缅怀什么/是早已消散的父兄姊妹/还是乾隆大帝/宫廷朱门的豪奢显赫/以及曾经深爱过的/那枝淡淡的瘦梅/高堂中绕梁的紫燕/和龙凤椅上/雅俗端坐的丽人”。历史的兴衰自有其规律，但有些教训依然值得记取。《南宋高足杯》极具反讽意味，充满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一个王朝的生命/有时竟像杯中的汁液/不是在历史的胃中消融/便是在生活的肠道里积淀/高足杯啊/常使昏君和荡妇/一醉方休/南宋的高足杯哦/为什么长这么高的足/其实 足高了/也不一定能站稳/要不然 这杯/咋会走得/伤痕累累/一蹶不振”。高足与短命耐人寻味，让我们重新审视腐化坠落结出的历史苦果。《福寿大盘》凸显帝王的威风霸气，折射出人们大脑中残留的封建意识，就像诗中写的“像久居在这个都市的人们/依然有着很深很深的/帝王习气”。《将军罐》是一首典型的讽刺诗：“好个将军罐/拿姿作态让人看/在昏暗潮湿的大堂里/摆着将军的谱/做着将军的梦”。诗人两次写到将军罐是坐堂的料，准看不准用，托物喻人，借古讽今，挖苦那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派。《鱼游元瓷》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渲染了拍卖场上一件身价不菲的文物，最后那鱼大喝一声“请捂紧你的钱袋/小心坏了良心的赝品”，像抖包袱一样揭穿了以假乱真的把戏，是对良心和道德的拷问。《青花龙盘》透过表象敏锐地看到本质，灌注着生命意识的觉醒：“哦，青花龙/从盘中向我/抑郁地张望/圆睁的眼睛满含渴慕/呆滞的目光贮满了幽怨/谁能听到龙的呐喊/谁又能悟透/这龙困盘中的/切肤之痛”。诗人写《瓷器碎裂》：“让人心疼/让这个日子心疼/让混沌的大地/一阵阵哆嗦和震颤/我看到了撕心裂肺的碎裂”，感叹“生活啊 就这么严酷/生命啊 就这么易碎/价值啊 就这么易碎”。一个“严酷”两个“易碎”唤醒对生命的思考和珍重。可以看到，郭新民的文物诗，不是为写文物而写文物，倾注了诗人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和社会担当。

　　郭新民的人生诗篇别具一格，他笔下的爱情，既纯净，又接地气，既空灵，又隽永。在《爱情是一架天平》中写道：“你坐在那边/我坐在这边/两颗心互为砝码”，想象优美奇妙，写出爱情的独立和平等。在《被一个人爱彻底》中感慨：“一生只爱一个人/并不是简单的事情”，看似信口道来，其内涵十分丰富，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诗人在异地任职时，与家人离多聚少，在《日子》中写道：“离别的日子/寂寞像一把利刃/将我们非常圆润/而又甜又美的生活/一切两半”，把寂寞比为利刃，写出了刻骨铭心的思念。在《下雪的时候》直抒胸臆：“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我想，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妻子给我披一件棉衣/温暖”，可以想见一个家庭的和睦温馨。家是国的细胞，有了家的和谐才有国的安宁。《内心的独白》是写给一位诗友的：“噢，看见他灵魂的鸟儿惊慌失措/一边逃逸，一边将自己的羽毛含泪拔光”，面对此情此景，诗人无法平静下来。他总是找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处于弱势地位的诗人排忧解难，使与他相处的诗人感到精神上的温暖和鼓舞。诗人大都喜欢写《墓志铭》，郭新民也不例外，他这样写道：“把名字周围打扫干净/简单用黑框框起来就行”。干干净净、简简单单就是他一以贯之的做人准则，与那些摆阔气、讲排场的官员迥然不同，其境界和操守令人赞叹不已。在《厌倦，是今天的主题》中表达了“对所有肮脏的事物/不屑一顾”的愤世嫉俗。

　　郭新民写有不少反应社会生活的诗篇，针砭时弊，力透纸背，比如《悬浮》从多个角度写社会的浮躁：“责任在文件上悬浮/工作在会议上悬浮/权力在市场上悬浮”，可以说抓住了官场的一些弊端和要害，也就理解了今天倡导的“马上要办”和问责追责的必要性。描写大阅兵的《中国血脉》，充分展现了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自信心。《纪念碑》在形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具有闻一多先生讲的建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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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血和正义

抒写共和国不朽的史诗

　　这首诗在造型上给人纪念碑巍然耸立的画面感，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岸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雄姿，达到了形式与内容、情感与思想的高度统一，收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以上从郭新民的历史诗篇、土地诗篇、生态诗篇、文化诗篇、人生诗篇、社会诗篇对他的诗集《一棵树高高站着》进行了粗略的扫描和解读，从时代的风云雷电中读到一颗忧国忧民的诗心，更让人感动的是诗人铁肩担道义的理想信念和那体恤民情、关注民生的高尚情怀。郭新民的诗始终扎根于时代和人民，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在艺术上继承了源远流长的诗学传统，又能与时俱进，借鉴吸收现代诗歌的一些技巧手法，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开拓创新。情感是一切文学的生命力，官场上的两面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台上说一套，台下干一套，人前说一套，背后说一套，在文学领域没有用武之地，纵使喜欢舞文弄墨，也是虚话套话的官僚腔，没有多大艺术价值。郭新民感动读者的首先是真诚，对共和国元老的真诚，对普通百姓的真诚，对一只蚂蚁的真诚，对家人好友的真诚。家国情怀，写的都是真情实感，源于内心，发自灵魂，具有人性之善，人格之美，有时虽尖锐犀利，也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和对道义的捍卫。古人提出了“文以载道”的理论，今人有两个极端，一是过度地强调道，忽略了文学的内在规律，把文学变成道的附属品，这样的文失去了独立和自由，注定载不起道，载不了道。另一个是过度地强调文，忽略了道，文也许很美，但只能成为小摆设，小点缀，小情调，因缺乏社会价值和思想内涵而大打折扣。郭新民在文与道关系的处理上开辟出诗歌的新境界，他既尊重诗歌自身的规律，又注重把对社会人生的独到思考形象地融入诗歌之中，做到了有机的统一。他的诗既不同于僵化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虚无的浪漫主义，是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浪漫、思想与情感、形式与内容融合而成的艺术。在新诗乱象纷呈、摇摆不定的浮躁期，郭新民没有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审美标准，创作出一批既有真情实感，又有思想内涵，既有社会价值，又有艺术魅力的诗歌精品。应该说，对新诗创作起到了正确引领的导向作用。

　　郭新民作为领导干部，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八小时之外，写诗，写书法，画画，诗书画并驾齐驱，成绩斐然，为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不懈努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一些人看来从政与写诗思维方式不同，情感表达不同，价值追求不同，难以相融。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有害的。现在有一些官员离开稿子就不会发言，说话缺乏逻辑和思想。写作最起码有利于锤炼语言，增强逻辑性，提升文化素质。真正的政治家都是文章高手，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郭新民看来，领导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他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守土有责，心系群众，政绩突出，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动文化事业向前发展。丰富的社会实践又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二者不但没有互相影响，而且相得益彰，彼此促进。他的诗克服了官员诗中的浮躁和干枯、文人诗中的拘谨和骄气，独有一种胸襟和气魄、人格和情怀，形成了鲜明而又稳定的艺术风格。郭新民现象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领导干部管好自己的八小时之外，有利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更好地用真情服务人民，用道义引领行动。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不就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