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作为永恒的动词与未完成的诗学 

　　
　　太阿历时十年创作的长诗《补天记》甫一问世，便在诗坛激起热烈反响，众多方家在读后均给予了高度评价。一直置身诗歌现场前沿的著名诗人、评论家草树兄从艾略特的文化诗学视角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剖析了《补天记》潜藏的浪漫主义底色及其向现代派诗学转向的尝试轨迹。远在内蒙古的著名评论家赵卡兄则一针见血直指太阿构建“史诗”的雄心、诗人自身复杂的文化身份意识以及在历史与现实素材“截取”与“挪用”上的策略性选择。两位仁兄从不同维度为我们理解这部厚重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与启发。
　　
　　我一直认为，如果对一个人不了解就贸然去评论其作品，这既是对作者的不尊重更是对诗歌的不尊重。诗如其人，任何一名诗人相对诗歌世界而言都是专利发明人，这是诗歌的本质决定的。我与太阿均出生于1972年，同属诗坛的“鼠辈”，自2013年在吕叶兄策划组织的“湘诗会”活动上认识后便“鼠鼠相惜”，成为了要好的兄弟，诗歌友情至今已十二年有余。这十多年来太阿一直笔耕不辍、勤奋有加，而我却始终与诗歌若即若离甚至渐行渐远。尽管鲜少写诗，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诗歌的习惯倒是坚持了下来，也才让我还能有足够的勇气写下这篇勉强可以称得上评论的文章。
　　
　　在我看来，《补天记》不仅仅是一部长诗，它更是一种姿态，一种以诗笔为镐、以语言为五色石的“补天 ”姿态。这里的“补天”，其核心意义绝不仅仅凝结为一个静态的名词，而是被太阿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升华成了一个“永恒的动词”。它指向一种持续的修复、顽强的重建、执着的弥合，本质上是对当代支离破碎的现实困境所作出的诗意回应与介入努力。与此同时，《补天记》本身亦是一部“未完成”的诗学实践，它在浪漫主义的抒情底色、现代主义的技法探寻与深厚的本土经验之间不断游移、碰撞、调试，展现出一种珍贵的开放性、实验性，以及贯穿始终的自我反思精神。正是这种动态的“补天”行动与内在的“未完成”特质，共同构筑了《补天记》独特的精神内核与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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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天记》的命名本身即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承载着深重的文化符号。女娲炼石补天的创世神话，在中国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早已内化为一种救世济危、重建宇宙秩序的原型精神。太阿择此为题，其用意绝非简单地围绕这一古老神话用诗歌的形式去复原或突围。在当代语境下，“补天”被诗人赋予了全新的、动态的诠释——它是一种主动的、进行中的诗意回应，一种以诗歌介入当代现实的行动。
　　
　　草树认为，太阿的写作血脉中流淌着强烈的浪漫主义基因。在我看来，这种浪漫主义绝非对逝去乌托邦的浅薄怀旧或沉溺，而是转化为一种对理想（无论是个人的、族群的，还是普世的）近乎执拗的追寻，一种对不合理现实的不妥协批判与精神对抗。在《补天记》的宏大叙事与精微细节中，我深切感受到太阿对故土家园、对历史纵深、对民族文化血脉的炽热关怀。这种关怀并非流于表面的讴歌，而是带着一种沉痛感与责任感，深深楔入现实肌理的裂缝之中，试图用手指和语言去触摸、去弥合那些难以言说的创伤与断裂。诗人渴望在语言的炼炉中找到那块能够“补天”的“五色石”，哪怕明知其过程的艰辛与结果的有限。
　　
　　我从不怀疑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是野心家，都有留名诗史的野心和雄心，太阿自然也不例外。当然，太阿创作这部长诗的野心和雄心并非是对荷马或《格萨尔王》式传统史诗结构的机械模仿，而是对庞杂、混沌、充满悖论的当代经验进行诗意概括、提纯与精神升华的努力。太阿试图驾驭长诗这一相对宏阔的容器，将个体生命的私密记忆、家族绵延的兴衰故事、民族文化的独特基因密码以及时代巨变投射下的社会图景熔铸一炉，锻造出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叙事力量。这种力量，正是诗人力图用以“补”时代精神之“天”，回应普遍人性困境的基石。
　　
　　然而，《补天记》的“补天”姿态，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其自身的有限性与未完成性。太阿并未狂妄地试图在纸页上构建一个完美无瑕、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相反，他勇敢地直面现实的破碎本质、历史的复杂陈垢与人性的幽暗深渊，其所有修复与重建的努力，都是在清晰认识到“废墟”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姿态，绝非无能或退缩，而是一种深刻的诚实与勇气。正是这种对“未完成”的承认以及在破碎中求索的真诚姿态，赋予了《补天记》一种撼动人心的真实力量与悲怆的诗意。它不断提醒我们：任何意义上的“补天”，都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英雄主义行为，注定充满艰辛、反复，并永远需要后续的反思、调整乃至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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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树将《补天记》置于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紧张对话场域中，并论断其“没有完成浪漫主义诗学到现代派文化诗学的转变”。我倒认为，正是这种“未完成”的转向状态本身，构成了《补天记》极具张力和内涵的诗学价值点，也是作者钟情“史诗”信心的重要来源。
　　
　　太阿的诗句间确实弥漫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对个体内在情感的深度挖掘与真挚抒发（这在《光的暴雨》中对父亲的描述中尤为动人）；对自然景物（如《白鹭在飞》中的湘西山水）充满移情色彩的描绘与崇拜；以及对历史文化（如《石窟之门》中的历史苍茫）充满情感温度的追溯与想象。这些元素构成了《补天记》抒情基调的重要维度。然而，太阿的视野并未被浪漫主义的抒情光环所完全笼罩。他清醒地意识到单一抒情在面对复杂、异质、碎片化的现代经验时的无力感。因此，他积极尝试将现代主义的观念与技法引入自己的诗歌实验场。草树同时指出，艾略特的《荒原》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诗学对太阿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的确，在《补天记》的某些章节（如涉及多重历史并置或都市意象群的部分），太阿有意识借鉴了《荒原》的诗学结构和现代主义经典手法，其目的在于打破线性叙事的束缚，通过语言的碎片化和多重意象的并置、碰撞，来映照和呈现现代社会的内在破碎感、精神荒芜与文化杂糅性。太阿的这种现代主义转向偶尔会显示出某种“消化不良”的痕迹。问题主要在于：其一，有时对宏大历史知识的引用与文化符号的“罗列”（赵卡语）显得过于直接和密集，未能完全转化为有机的诗歌肌体，字里行间的意象尚未被诗情充分消化、熔炼；其二，在追求象征深度时，有时对主观意象的强行“赋意”略显生硬或过于私人化，削弱了诗歌意象本身的客观呈现力与多义性；其三，与现代主义大师相比，对语言本体的纯粹性、物质性（即语言作为“物”本身）的挖掘，以及对现实更为冷峻、客观的“非个人化”呈现深度上，尚有探索空间。
　　
　　尽管如此，这种充满挑战、步履蹒跚的现代主义转向尝试本身，其意义远大于其暂时的不完美（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完美的诗）。它清晰地表明了太阿作为一位严肃诗人的自觉与野心：他不甘于停留在浪漫主义抒情的老路上进行简单的重复，而是渴望在当代中国的复杂语境下，寻找并锻造一种更具包容力、穿透力与批判性的诗歌语言和结构形式。正是这种主动求变、勇于试错的“未完成”的探索姿态，为《补天记》注入了不同于纯粹浪漫主义作品的复杂性与当代感，也为其未来的诗学发展预留了开放的可能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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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天记》的肌理中，除了浪漫主义的情愫与现代主义的技痕，最为厚重、最具辨识度的，无疑是其深深植根于本土经验的书写，特别是中国南方——太阿的故乡湖南湘西那片蕴含巫楚文化、苗族风情的土地。诗人对故土山水的深情凝视，对地方历史掌故的钩沉，对少数民族独特民俗（如傩戏、苗歌）、神话传说的诗意采撷与转化，构成了《补天记》最独特、最动人也最富争议性的地域文化底色与民族精神标识。
　　
　　《冲傩：昨日的大典》、《苗歌：渡过浑水河》两卷，是这种本土经验诗意呈现的集中爆发点。太阿并非作为猎奇者或旁观者，而是试图深入到苗族文化的脉络与精神内核之中。他通过对傩戏驱邪禳灾的仪式感、苗歌穿透灵魂的吟唱以及世代相传的神话传说的描绘，不仅仅是在展示一种陌生化的“异域风情”，更是在努力叩问与呈现一种独特的民族生存智慧、坚韧的生命力以及在现代化冲击中寻求自我的文化认同。
　　
　　赵卡对太阿的“苗”身份书写提出了犀利的质疑，认为诗人有时存在过度强调甚至依赖其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标签的现象，而这种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遮蔽了对现实更复杂层面的深刻洞察与批判。太阿作为一个苗族后裔，在对苗族文化的书写中确乎存在将其理想化、浪漫化甚至某种程度神秘化的倾向。例如，在描绘某些仪式或歌谣时，可能过于强调其纯粹性、古老性与精神性，相对忽略了文化本身在历史流变中的复杂适应、内部矛盾、权力关系以及在当代社会面临的功利化、商品化、碎片化等现实困境。这种处理，虽然强化了文化保护的急迫感和审美上的震撼力，但也可能削弱了文本对文化差异及社会现实复杂性的揭示深度。
　　
　　然而，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必须充分肯定太阿对“苗”文化乃至更广义的本土经验进行书写的文化意义与诗学价值。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席卷一切的当下，独特的民族文化、地方性风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濒危的风险。太阿通过长诗这种庄严的形式，以诗人的敏感与情怀去记录、去唤醒、去激活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其本身即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一种以诗歌参与文化保存与传承的“补天”努力。它提醒人们关注那些正在消逝的声音与记忆，抵抗文化同质化的侵蚀。
　　
　　因此，对太阿本土经验呈现的评判，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需要警惕过度理想化可能造成的对现实复杂性的遮蔽；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其在“苗”文化传承与抵抗遗忘层面的积极贡献。未来的书写，或许需要在深情拥抱与冷静反思之间找到更精准的平衡点，既要尊重、传承文化根脉的神圣性，也要勇于直面其内部的张力、冲突以及在当代语境下的流变与适应，从而实现一种更具历史深度与现实感的“超越性”的本土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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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到语言为止”。的确，语言是诗歌存在的唯一肉身，是诗意得以栖居的唯一居所。诗意的生发与传达，若脱离了对语言本身的敬畏、探索与创造，终将沦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在《补天记》这场浩大的语言工程中，作为数学系毕业的理工男诗人太阿展现了他对语言多方面的探索野心与实验精神。他积极借鉴现代主义的工具箱，几乎尝试运用了现代主义所有的技法，试图突破传统抒情诗相对单一、流畅的语言规范，创造一种更具表现力、更能承载复杂经验与思想张力的诗歌语言。这种努力在诗集的某些片段（如对历史场景的多重叠加、对都市景观的碎片化捕捉）中取得了可感知的效果，营造出了语言的多义空间。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光的暴雨》这一卷，草树特别指出了它在太阿创作中的转折意义，被认为是在语言探索上一次重要的突破与回归。其“回归”之处在于，诗人似乎从宏大的历史叙事、繁复的文化符号和密集的主观象征中抽身“回到了日常”。作者父亲在长沙住院做手术期间，太阿来长沙我多次接送并陪同，亲历其心境之变化催生了这一卷表达方式的变化：有意识地对繁杂意象营造的节制。本卷通过对父亲做大手术以及相关日常生活细节（如雨、光、医院场景、日常器物）的极其朴实而又精确的描写，太阿找到了一种更接近事物本质、更贴近生命本真的语言。这里的语言洗尽铅华，不再依赖外在的庞大架构或他惯用的意象堆积，而是凭借对日常经验的深度凝视和精微把握，让平凡的事物在语言的光照下自行涌现出其内在的诗意与深情。这种基于真实生命体验、以具体物象承载巨大情感的书写方式，恰恰印证了语言本体的强大力量——当诗人让位于事物本身，语言便能自动言说存在之重。在阅读这一卷时，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另外两位当代湖南诗人：周瑟瑟和周伟文。2015年在“明天诗歌现场”周瑟瑟诗歌讨论会上我曾经评价过他那首写父亲的《林中鸟》，并认为这首诗必会成为传世之作，十年之后的今天回头看，这首诗已经成了周瑟瑟最重要的诗歌珍品之一。而周伟文，则用整整一本诗集的厚度完成了对父亲追忆与致敬的高度，令人肃然起敬。
　　
　　与语言探索紧密相关的，是太阿在《补天记》中（尤其在《光的暴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尝试的一种“自我的退隐”。他有意识地收敛甚至暂时搁置了那个强烈抒发个人感受、占据文本中心的抒情主体“我”，努力将自己置于一个观察者、记录者乃至代言者（为沉默者代言）的位置，试图用一种更为客观、冷静、克制的视角来呈现世界、经验和情感。这种姿态是对传统浪漫主义“以我观物、万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抒情方式的一种有意识的反思与调整。
　　
　　这种反思与调整不是诗人情感的枯竭或对表达的放弃，而是对诗歌写作目的与动能的一种深化认知。它揭示出诗歌绝非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容器，它更是一种认识世界、理解现实、进行文化批判的独特方式。诗人需要超越个体情感的相对性与局限性，努力沉潜到更广阔的社会现实、更幽深的历史脉络、更普遍的人性境遇之中，用一种更具“非个人化”色彩的、让事物自身呈现的语言，来达成更具普遍意义和批判力量的表达。这本身也是一种更高阶的“补天”——修补主观情感泛滥可能造成的视野偏狭与认知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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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览全诗，太阿的《补天记》是一部复杂、丰厚且充满张力的作品。它不仅仅是一部用分行文字构筑的诗歌文本，更是一次深沉的文化思考，一种面对时代裂痕的精神姿态，一场持续不断的诗学实验和冒险。
　　
　　这部作品生动展现了太阿以诗歌“补天”的雄心与实践：一种力图修复精神破碎、弥合文化裂隙、重建生命意义的不懈努力。它大胆地尝试在浪漫主义的抒情热忱、现代主义的技法自觉与根植骨髓的本土经验之间进行艰难的融合与创新。它同时记录了诗人对诗歌语言本体的艰苦探索历程，以及在创作姿态上寻求“自我退隐”、走向更宏大关怀的自觉反思 。
　　
　　然而，正如我在文中反复指出的，《补天记》本身即是一部“未完成”的诗学。它在诸多方面都清晰地显露出探索过程中的痕迹、挑战与困境：宏大叙事与抽象意象的铺陈有时挤压了对具体现实更精微、更犀利的洞察；对文化身份符号的倚重与理想化倾向在某些时刻削弱了批判的锋芒；在融合多种诗学观念、探索语言新质的过程中，亦不可避免地存在衔接的生涩、技法的未臻圆熟以及个人化表达与普遍性诉求之间的冲突。这些“未完成”之处，并非作品的缺陷，反而恰恰构成了其最真实、最鲜活、也最具启发性的价值内核。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补天记》的“未完成性”便具有了双重启示意义。其一，它以一种谦卑而诚实的态度承认，面对这个破碎而复杂的时代，任何企图一劳永逸地“补天”的宏大叙事都是一种虚妄。诗歌所能做的，也许正是这种西西弗斯式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在过程中确证意义的永恒行动。其二，它深刻地印证，真正的诗歌创作永远是一个充满荆棘的探索过程，是一种永无终点的实验精神。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宣告抵达完美的终点，诗人唯有保持开放的心灵，不断地自我质疑、自我反思、自我超越，勇于尝试新的语言形式、挖掘新的经验矿藏、回应新的时代命题，诗歌艺术才能保持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
　　
　　犹记得2017年，在太阿诗集《证词与眷恋》长沙分享会上我曾如是评价：“太阿是当代诗歌谱系中一位辨识度极高的诗人，他的诗歌表达方式既与中国古典诗歌‘赋、比、兴’一脉相承，又充分汲取了西方诗歌‘独立、自由’的精神，还深深融合了汉、苗两个民族的文化血脉。他把当代‘游历诗歌’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学现象”。这一现象在长诗《补天记》的价值体现上，则凝聚于它将“补天”这一古老神话题材成功地转化为一个超越文本的、具有永恒动能的动词 ——它指向一种面对深渊依然选择创造与修复的诗意行动哲学。同时，它又以自身作为一部充满探索痕迹的“未完成”之作，为我们昭示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诗学精神：开放、实验、自省、永不止步。
　　
　　“仪式是文化的真正纪念碑”，这是太阿在赠送给我这部长诗扉页上的题词。在我看来，此处的仪式不是赠予这一行为本身，而是诗人十年前起笔与十年后落笔的如释负重以及期待十年心血得到认可的心理预期：他希望这部作品成为他中年写作的“真正纪念碑”。从我的阅读经验看，他无疑已经做到了。总体而言，太阿的这首长诗以其磅礴的体量、深沉的关切、勇敢的探索和诚实的局限，成为当代中国诗歌谱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切片，已然具备了“标本”的意义。它不仅仅呼唤我们去阅读和理解其复杂多变的结构与文本，更激励我们去思考现代诗歌在当下世界和人类心灵中的位置、责任及其长盛不竭的能量源泉。  
　　
　　                      2025.7.19－22凌晨3点  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