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诗歌永远都在，因为总有人写诗和读诗
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这才叫诗！”
2024年1月7日，中国作家协会主管、《诗刊》社主办的中国诗歌网发布文章《一位采矿女工的诗歌》，把温馨这位拥有25年工龄的采场焊工的诗歌推到了前台，大量读者在评论区给予了类似上面的评价。
“这才叫诗”式的评价，预设了一种“不叫诗”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因为说话者的不同，也有所不同，但在一般情况下，大概主要是指那些让人“看不懂”的当代诗。这些诗歌的作者可以笼统概括为被诗歌共同体所承认的“诗人”，而像温馨这样的写作者则被认为是“素人”。
“素人写作”在诗歌领域并不新鲜，但从余秀华、许立志以来，这批诗歌写作者在公众层面获得了巨大的声浪，正面的。考虑到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对这批“素人诗歌写作者”作一现象观察，或许在多个层面都是有意义的。
“素人写作”指向了一种背离感
在本系列的首篇报道《项静：“素人写作”出圈了，他们为何能被看到？》中，项静认为“素人写作者最方便的文体形式是非虚构和诗歌。”这个判断是对的。非虚构讲故事，诗歌善于抒情，这是大部分写作者最初的书写冲动。而新诗又是最没有门槛的文学形式，人人都能写，人人都可以写，所以很多小朋友还不会写成篇的作文，但却可以写诗、口述诗了。
我们今天使用的“素人”一词，主要是指外行、没有经验的人、非专家。但是诗人从不是一种职业，在实践中我们也甚少见到“职业诗人”“专业诗人”的提法，从这个意义上看，几乎所有的当代诗人都是素人，他们在诗人身份之外，大多数都有一份本职工作，比如舒婷最初就是一名灯泡厂焊锡工。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诗歌写作中的“素人”呢？考察那些被媒体或大众认可是素人的诗歌写作者，余秀华、许立志、陈年喜、王计兵、张二棍、许天伦、曹兵、李松山等等，大概还是指向了一种背离感：他们是农民、流水线工人、快递员……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受教育程度，让人们很难和诗歌产生联想。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在另一篇报道《百万互联网“野生诗人”，以诗撬开规定性人生的气口》中所描述的新媒体平台的“野生诗人”。这类写作，作者的身份更为驳杂，文字没怎么经过媒体、刊物的筛选、聚焦，也就不大出圈。他们大多并没有所谓的文学企图，并不是想要成为诗人，或者为当代诗歌带来什么艺术上的拓展，他们只是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想，把写诗当作一种遣怀或生活方式。当然，前面提到的那些诗人，在写作之初，也多是如此。
这两种情况，前者指向底层写作，后者则更多是一种潜在写作。无论哪种情况，在当代诗歌都不是新鲜事，以前的“打工诗歌”“民间写作”“草根诗人”等等提法都在很多维度上与之高度重合。但当下的“素人诗歌写作者”仍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尤其是所谓“出圈”背后的精神旨趣。
出圈还要靠标签
我们说，当下的“素人诗歌”与此前的“打工诗歌”“民间写作”“草根诗人”等等提法，在很多维度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后者并没能在大众群体获得广泛的传播，更多还是在诗歌圈内。
“打工诗歌”代表性诗人郑小琼，在学术上被作为研究对象，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但和后来的许立志、陈年喜等获得的声浪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差异实际上反映着两个时代的传播语境的变化。
作为80后一代的郑小琼，在世纪之交，与其他80后写作者一道，是网络文学论坛时代的原住民，他们在那里出场，发表作品，互相争论，形成了一个广阔但依然自给自足的泛文学场域。尽管“打工诗歌”因其社会议题性，也获得了不少大众媒体的关注，但依然有限。
博客、微博的出现不仅宣告了网络文学论坛时代的落幕，同时也诗歌重新走向大众有了可能。
2014年底，余秀华的横空出世，首先当然有赖于《诗刊》的发表，但真正成为热点，还是归功于作家沈睿的博客文章，给了其“中国狄金森”的标签。此后经过媒体跟进，“脑瘫诗人”“农妇诗人”等等标签进一步刺激了大众的神经。
就在余秀华红遍大江南北的前几个月，富士康工人许立志纵身一跃，消无声息。直到三年后，由诗人、导演秦晓宇和吴飞跃共同执导的纪录片《我的诗篇》上映，许立志才与陈年喜一道被世人所知。
在《我的诗篇》上映之前，许立志和郑小琼一样，是圈内颇为知名的“打工诗人”，在民刊《打工诗人》上发表过作品，还参加了该刊创刊10年的纪念诗会。
“让我觉得很悲哀的是，大家因为死亡来关注一个人的诗歌，这反而让诗歌变得更加悲哀。”余秀华说得很对，许立志被广泛关注是因为他的死亡，以及把这种悲剧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影视媒介，但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同类情况呢？
在余秀华之后，每一个闯入大众视野的诗人，首先是因为他们身上特有标签，然后才是作品。比如农民诗人张二棍走红之后，和他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双胞胎弟弟张常美，尽管诗歌写得也相当出色，在主流诗歌刊物发表了不少作品，但缺乏独特性标签，也就没有了轰动效果。
“生命诗歌”被时代重新发现
每个时代，每个领域，“标签”“人设”对于赢得关注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自媒体时代，公众的注意力被短视频、电子游戏、公众号等分割，成为严重稀缺资源的情况下。
但如余秀华、许立志、陈年喜、许天伦等诗歌写作者能够成功出圈，他们的诗歌作品本身的特质显然不能被忽视。
想要强调的是，“素人诗歌写作者”也好，“草根诗人”也好，都不是严谨的学术命名，只是便于叙述而已。他们每个个体的诗歌作品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语言到风格。但从宏观层面看，这批成功出圈的“素人诗歌写作者”，在文本层面，表现出来的共性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维度：炸裂的生命体验和天然纯真的书写方式。
再简单点说，就是感人、好懂。而这两点，恰恰是许多人对诗歌本质的理解，所谓的“这才叫诗”。
人们早已经厌烦了199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新发展出的种种倾向和写作维度，比如“反崇高”让一部分人不满诗歌的神圣性被亵渎，强调叙事性、弱化抒情性让一些人觉得诗歌变得不再真挚，智性内敛则成为了晦涩的渊薮。在一些人眼里，当代诗歌完全沦为干瘪无味的语言文字游戏，成了圈子自嗨的东西。
在这种情绪下，当读者发现还有人写着这么“不一样”的诗歌，还有诗歌如此可感可亲时，印证了自己心中对诗歌的理解时，很难不给予赞叹、褒扬。
很难说这些诗歌作品是对1990年代以来诗歌整体精神脉络的背反，甚至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正是在当代诗歌实践的滋养下，比如写个人日常经验。但相比于大部分诗人在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表达对生活和社会的理解来说，“素人诗歌写作者”他们的日常经验太过于独特了，用陈年喜诗集的名字来说，就是“炸裂志”，契合了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
但同时，他们的“陌生经验”又不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尽管人们可能不熟悉他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是如何采矿的，真实的流水线是什么样的，但人们熟悉这些日常背后的叙事逻辑，即艰辛、苦痛、困惑、迷茫甚至绝望，以及对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等等。再加上各种媒体平台广泛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之后，陌生的文本变得亲切。
也就是说，他们一面提供着新鲜的阅读体验，一面带给读者可以共情、共鸣的通路。
还有语言形式。“素人诗歌写作者”的语言文字被认为是直接的、纯粹的，没有过多修饰的，所以容易“读得懂”。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技巧、技术，而是说他们并不刻意追求技巧，更多时候是靠着本能在写。相反，当这些诗歌写作者有了诗人自觉，开始以诗歌为志业，有了艺术上的企图后，他们的作品尽管还是在写和之前同样的生命体验，但因为语言门槛的提高，也就很难再获得大量的传播了。而像许天伦、李松山这样的诗人，从一开始被推出时，就已经是十分主流的写作者了，所以尽管他们也有着不亚于余秀华、许立志的苦难人生，但却很难收获同等的阅读了。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立场”“草根写作”等倡导者，也强调底层视角，但由于写作者并不真正来自于底层，或者说只是以第三者视角去书写，和许立志、陈年喜、王计兵等本人视角的真人真事，其在表达意图上，以及对读者的冲击力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素人诗歌”能够引起广泛共情、共鸣与当下的时代旨趣高度关联。“躺平”“丧”“内卷”等等概念，无一不是在揭示着打工人的苦、年轻人的痛。当然，生存的压力每个时代都有，但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热搜”。当各种媒介、平台放大了这种声音，这种声音又会反过来强化人们的这种情绪。
人们需要文化产品来纾解、内化这种情绪，“素人诗歌写作者”的人生故事和他们的诗歌正是击中了这种情绪和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故事和诗歌承担了《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相似的功能。
告别“素人”
实际上，很多主流刊物、出版社纷纷加入发现和推介“素人写作者”当中来，正是意识到“普通人声音”在今天的“叫座”。
然而热点会被另一个热点取代，同质性产品也会逐渐消磨掉读者的热情，当浪潮退去，这些“素人诗人”该何去何从？
“素人诗歌写作者”并不一定都愿意被推到前台，也并不一定都愿意被贴上各种标签，甚至他们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成为“诗人”的想法。他们写诗，只是因为他们和诗歌互相找到了彼此，成为他们苦痛生活的出口，生命的慰藉。对于这部分写作者来说，诗歌早已给予了他们馈赠。他们可能在继续书写，也可能停笔不写——比如“评论区野生诗人”。
有些则是拥有诗人意识，对诗歌写作有所追求。这类诗人，他们持续突破着自己既有的写作，逐渐走向诗歌共同体，不再被视为“素人”。在这个过程中，这批诗人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依然安于或困守于原有的生活，一部分则借助这波热点，扶摇而上，或进入作协、文联，或成为互联网“网红”。
具体的“素人诗人”或许会淡出公众的视线，但“素人诗歌”永远都在，因为总有人写诗，总有人读诗，不管出圈与否。或许借着这波“素人诗歌”写作热潮，“当代诗歌与大众”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有了重新谈一谈的必要？
